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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第三節繁榮的城市商業,活躍的農村貿易

中國古代商業 吴慧 2091 2018-03-20
明清時期政治中心移至北京,但未影響南方商業的發展。明代北京(公元1421年明成祖由南京遷都於此)城內有三百六十行。店鋪林立,南北貨雲集。大街上有許多專業性的市場(批發),如米市、豬市、羊市、騾馬市、煤市、花市、菜市、果子市、缸瓦市等,交易時間主要在早晨。此外還有定期開放的燈市(正月初八至十七日)和廟市(以城隍廟最熱鬧,每月朔望和二十五日開市)。清代的北京,商業更超過明代,以廟市而論,即由明代的22處,增加到36處,護國寺、白塔寺、隆福寺、土地廟是當時有名的四大廟市。北京而下全國較大的城市在明中葉已有55處,其中很多城市就是商業或手工業中心,而不是“完全與政府的消費有連帶關係”的政治中心了。清代有“天下四大聚”——北京、蘇州、漢口、佛山和“四大名鎮”——佛山鎮、景德鎮、漢口鎮、朱仙鎮之稱。僅北京是政治中心,其他都是以工商業發達而著稱的。如蘇州向來是絲織業的中心;佛山是冶鐵業的中心;景德鎮是製瓷業的中心;漢口鎮為長江上下游總匯,“五方雜處,百藝俱全”,鹽、米、木、布、當、藥六個行業最大;朱仙鎮(在開封西南45里處),元開賈魯河後成為通往開封的水陸轉運點,南船北馬於此相接,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其商業發展與宋時汴京之依仗政治中心有所不同。總的說,明清時期城市商業繁盛之處主要集中在南方,北方的商業和南方比,較之宋代更是相形見絀,南北之間已出現了新的不平衡。

明清時期城市的市場形制是宋代市製崩潰後情況的延續,倒是商業組織上有些新的變化。宋代牙人還是以個人身份進行活動,明代允許牙人在交納相當費用的條件下設立牙行,清代牙行須領官帖(交牙稅),對商品交易有一定的特權(買賣必須通過牙行),城市商人為擺脫牙行進行了不少的鬥爭。唐宋的飛錢、便換,至此形成票號、錢莊。行、團等行業組織發展成為具有一定設備和規模的行會性的會館、公所。所謂行會性就是:明清的會館(由包括許多行業的同鄉商幫組成)、公所(非同鄉商人組成的同業組織,嘉慶以後興起),是由商人按自己的意志創立的——很多與反對牙行的控制有關,而非如唐、宋的行、團行是為應付官府的科索而建立,官府對之有很大的控制力。會館、公所抵制外來競爭的排他性的壟斷色彩已較濃厚,對本組織之外新設店舖有嚴格的限制——需有人作保,交納很多的銀兩作公費,並宴請同業,否則不准設店營業,對內控制也較強,規定了行規,違反行規者開會議罰,對外爭議由本行“董事”出面交涉。由行業性組織轉變為行會性組織(公所的行會性更強),也是明清與宋代的不同之處。所有這些特點都標誌著城市商業已發展到一個更高更新的水平。

農村商業在明清也比宋代有了新的發展。鎮市以下的農村集市貿易較前更旺,集期縮短,市集增多,品種擴充,商人活躍,南方集市尤盛於北方。在北方,“河北郡邑,乃有數十里無聚落”;連德州附近的商河縣,也是“其為市不過附近居民貿易有無而已”。而在南方則縣里的墟市已很普遍,如廣東一個縣就有二三十個以至五六十個墟市。有些地方還以一二種大宗商品為主要交易對象,以致形成專業性的市集,如絲墟、竹墟、桑市、蠶市、谷市、魚市、牛市、雞鴨市等。 不過尤為重要的是在更高層次的鎮市上面。這一時期,市鎮勃興,數目大增,太湖流域更是突出,如吳江縣明弘治前有四鎮三市,嘉靖時增加為四鎮十市,萬曆時更上升為七鎮十市了。鎮有各種類型,集散型的商業集鎮與生產型的手工業專業市鎮相繼出現;已非過去僅為滿足農民一般的商品購銷要求的普通的商業市鎮可比。前者實已形成專門性的農副產品市場,其貿易大宗除轉輸糧食外,大都是重要的農產原料或重要的農村家庭手工業產品。如蘇州的楓橋是一個大糧食市場,湖州的雙林鎮是一大絲市,上海郊區集鎮上有專業的棉花市場,盛產棉布的蘇常鬆各府州縣的集鎮上則出現了許多棉布交易市場。後者則依託於某項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如吳江縣盛澤鎮可為代表,它的興起即與絲織業有直接關係。明初這裡還是一個五六十戶人家的小村,明中葉才改為市,明末就發展成“狹巷穰穰”、“居民稠廣”的鎮;入清更盛,以至推為吳江諸鎮第一。所產絲綢質量好,商人不遠萬里“輦萬金來買者摩肩連袂”。在明代,城裡有牙行的同時,鎮上也出現了牙行。盛澤鎮有綢絲牙行“千百餘家”,松江各鎮的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爭布商如對壘”(葉夢珠《閱世編》)。為方便客商起見,牙行不僅供給住宿,而且代客買貨,有的還代客護送貨物,商人未來時牙行也常從農村收購一些貨物存著。進入清代,對大宗商品,外地客商很多在鎮上自設坐莊,自己收購,不通過牙行,牙行只能起出租房屋介紹情況的作用,而收一些房租和行傭了。但一般農副產品牙行牙人活動餘地還很大。有的奸牙欺行霸市,十分無賴。

明清時期,市鎮商業突飛猛進的發展,說明商品交換已不僅僅局限於地方性小市場範圍之內,許多大宗商品要靠前來鎮上的商人拓展市場,把產品推銷到遠方去。能反映市場要求、擴大市場聯繫的商業,已成為溝通城鄉之間、工(手工業)農之間、產需之間的橋樑,商業的這些作用日益顯著和加強。而小生產者對商業的依賴性也同步地在加深。供給原料、推銷成品都要靠商人,一旦“天邊估客到來稀”,就只好“門裡妻孥相向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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