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依靠農民革命的力量推翻了壽命不長的元朝，開創了新的封建政權——明朝(公元1368—1644年)。在明朝270多年裡，社會經濟雖趨恢復和發展，但中間有起伏；商業的發展，中間也有波動。
明前期(明初到正德年間)，由於明初扶植農業，在統治者提倡下經濟作物(桑麻棉)發展較快；手工業者由元時的工奴、官奴地位恢復了平民身份，在輪班為官府服役，役期不太長的條件下，有較多的時間可自己從事商品生產；開礦冶煉准許民間經營(交稅1/15)，民礦生產蓬勃發展。在商業本身，明統治者為糾元之失，採取了許多卹商、便商措施，諸如減輕商稅——稅率降為1/30，稅局裁撤9/10，增加免稅品名，禁止向商人低價抑買官府所需之物，設立官營塌房(倉庫)，供外來商人儲貨等。對專賣商品的管理制度又較合理(如鹽的開中法)，這直接有利於商品流通的正常發展。明初推行鈔法，使用紙幣，後發行過多，幣值日落，逐漸通用銀兩，正統時規定田賦部分折銀交納(400餘萬石，折銀100萬餘兩)，謂之“金花銀”，這也擴大了交換關係(農民出售產品以換白銀)，有利於促進農產品的商品化。永樂時重新整治大運河，開鑿了會通河一段河道(山東東平經壽張至聊城、臨清)，解決了運河水源不足的問題(水流量增加，可過大船)，方便了漕運和南北的物資交流，促進了運河沿岸城市商業的繁榮。
明前期至宣德景泰時，商品經濟曾相當繁盛。可是以後隨著統治者貪欲的擴張，商稅日益加重，並增“市肆門攤稅”(營業稅)，設鈔關，徵船料稅，又有工關稅，恢復竹木抽分。 “和買”又變成低價抑買。金花銀每石米折交銀一兩，為前之四倍。茶、鹽法日益紊亂。正德時更在京城內外開設“皇店”，與民間商業爭利，其中還有聚娼尋樂的“花酒舖”，實在不成體統。社會經濟再度下降，階級矛盾日趨激化。發生了農民暴動，震撼了腐敗的封建統治。對此，統治者不得不考慮革除一些弊政，從嘉靖時開始，明朝歷史進入它的後期。
明後期統治者所作的有利於商業發展的措施，最主要的有廢除工役制，實行以銀代役和推行一條鞭法。以銀代役弘治時始有，但尚不普遍，納銀輪班尚在兩可之間；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正式地完全廢除輪班制，一律改納“班匠銀”，由政府用銀僱人充役；後對納銀數又有減輕。由此，廣大工匠的技術和產品投入市場，發展和提高了民間的私營手工業，這促進了前些時候已受箝制的商品經濟繼續發展。一條鞭法在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張居正為相時在全國施行。其內容就是在清丈土地的基礎上把原先按照戶、丁派役之法改為按丁、糧(田賦稅糧)派役，然後與其他雜稅合編為一條，計畝或計丁以銀折交於官。這是農村中的以銀代役，而且是丁役部分地(十分之四、五、六)以至全部(極少地區)攤入田賦，使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負擔得以減輕。農民為了多得貨幣以繳“鞭銀”，就按照市場需要，因地制宜，生產能多賣錢的東西，農產品商品化的傾向更有所增長。明後期商品經濟有更大的發展同這兩件事很有關係。
明萬曆時耕地和人口已超過北宋時的最高數字，而糧食畝產卻比北宋時提高；可以窺見，經過金、元的倒退，商業發展又回復到以至超過了宋時的最高水平。
商品經濟特別發達的江南地區城鎮的絲織業等行業裡，在明後期出現了商業資本投資於生產的引人注目的新動向。過去商人插手生產是和舊制度的殘餘、過時的生產關係相連——如西漢時鹽鐵主雖是亦工亦商，但係役使奴隸或農奴進行生產。而這時的情況不同，商人與生產者之間是一種新型的自由的僱傭關係，這是封建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商業初步改變了獨立於生產之外、封閉於流通之內的狀態，而開始與生產結合。商業資本在促成生產關係變革中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是古老的商業發展到更新的階段所出現的新的事物。
可是就在萬曆中晚期，貪得無厭的統治者加緊對商業的掠奪，派出太監到處收稅開礦——稅監、礦監，“徵榷之使急於星火，搜括之命密於牛毛”。遍設欄卡，重捐疊稅、橫徵暴斂。結果是：行旅艱難，市井蕭條，機戶改業，“傭工無所趨食”，沉重地打擊了發展中的工商業，使新生的資本主義萌芽受到摧殘。
崛起在東北關外的清統治者，乘腐朽的明王朝危亡之際，入主中國，建立了清王朝(公元1644—1911年)。自清開國至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是為清前期。清王朝燁燁鼎盛，封建社會末期社會經濟到了爛熟的時刻，中國古代的商業史也寫完了最後的一頁。
清初，嚴重的戰爭破壞，從南到北一片凋敝。接著為了防範鄭成功的抗清勢力，實行了嚴厲的海禁政策和製造沿海無人區的遷界措施；懾於人聚眾多易於引起抗清鬥爭，對礦山封禁頗嚴；東南城市則限製絲織業的發展，監視織工和市民的活動。所有這些都使商業恢復緩慢，到康熙中期發展也還很有限。尤其不可忽視的是清以白銀為貨幣(銅錢為輔幣)，白銀不斷流入燕京、邊外和富商大賈達官猾吏之手，很大部分作為儲藏手段被窖藏起來，貨幣無形沉澱，而徵稅照常用銀；再加對外貿易因海禁而縮小，由出超而流入國內的白銀大大減少，流通中的貨幣嚴重不足，以致物價下跌，市場疲軟，交易死滯，給商業的發展帶來消極影響。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平定台灣後清政府才開海禁、止遷界；為鑄錢需要，開雲南銅礦；其後(康熙五十一年)免除了織機數目不得逾百張的限制，並減輕其稅額，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時普遍擴大攤丁入地，索性把尚存的、已固定化的丁銀轉入田賦之中，一起按畝徵收。明代田賦主要收糧，行一條鞭法後每年稅糧仍有二千幾百萬石；入清田賦即改收銀兩，攤丁入地後每年田賦包括攤入丁銀近3000萬兩，賦稅的貨幣化程度大大超過明代；地租的貨幣化(由收實物改收貨幣)程度隨之也較過去提高。乾隆時更進一步放寬政策：礦禁完全解除；縮小官營手工業的陣地，民間絲織業、製瓷業中的民窯(如景德鎮)及其他手工業發展很快；繼續減輕商稅，鼓勵各省之間的糧食貿易，有時且可免稅。攤丁入地繼續推行，及於閩、台、貴州；工匠的代役銀也攤入田畝。而由於開礦禁後國內白銀生產增加，且低價白銀再度自美洲大量流入(外貿出超)，財政不再緊縮，通貨不足的狀況完全扭轉，物價由低轉高。種種有利的條件，促使商業在康熙後期，特別是乾隆時迅速地發展，最重要的是賦稅以及地租的貨幣化，更將乾隆時農產品商品化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乾隆時期是清朝的盛世，人口由初年的略超於明萬曆之時，而增至二億多，以至三億之數；直省耕地達92000多萬畝(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超過了明萬曆時的全國清丈之數，糧食畝產又比明代增長。由此可知，當時商業發展水平確又躍上一個新的更高的台階；古代商業可稱是進入它的黃金時代。乾隆時的商業不僅超過明代，而且也超過了康熙之時。清詩人趙翼在《風氣》一詩中所云的“城多新樣髻，窖有不時蔬”，“飲坊喧夜肆，遊舫泛春渠，翡翠鑲花鈿，玻璃嵌綺疏，廚羹窮雉兔，燈事舞龍魚”，“何當人滿後，回憶我生初”，即反映乾隆時的繁華景象，大異於他初生之時了(《甌北詩鈔》)。
大量滋生的人口湧向四方，很大部分為東南經濟發達地區的城市和新興市鎮的手工業所消納。在手工業的發展中，商業資本比明代有更多的投入，明末清初一度夭折的資本主義萌芽又重新茁壯成長；在地區上、行業上、商業與生產結合的形式上都比明代有所發展。古代商業在質的方面的變化正步步深入。
盛極則衰，嘉慶道光年間清王朝開始出現轉折：財政收不抵支，封建剝削苛重，再加銀貴銅賤，賦稅負擔增加(農民售物收錢，納稅用銀)，農民生活更形困苦，購買力萎縮，可供商品量減少。此時清政府對礦業、手工業和沿海貿易限制又轉向加強；商稅實際加重，貪污盛行，法外橫取多於正課。這就削弱了貿易的基礎，阻礙了流通的運行。曾幾何時商業就由發展的峰巔而滑坡不止！在中國歷史上，政局的盛衰很大程度上左右著商業的進退行止，這是又一條屢驗不爽的規律。
清中期主要商業城市和互市點
清中期主要商業城市和互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