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由於城市工商業人口的增長和經濟作物區的形成和擴大，糧食在市場上的地位更加重要。南宋都城臨安除有租米祿米收入的地主官僚外，僅是城內住戶，向米舖糴米而食的升斗小民就不下十六七萬人，每天需供應稻米三四千石(宋一石合0.66市石，約百斤)。當時有句諺語：“杭州人一天吃木頭三十丈”，意思是家家舂米的木槌合起來每天要舂短這麼許多。宋代產糧區在東南各路，尤以兩浙路的蘇、常、湖、秀為中心，故有“蘇常熟，天下足”之說。漢代“千里不販糶”的傳統概念已開始有了改變。肉食品如豬羊亦為人民生活所必需，供應城市，流轉量不小。北宋汴京從各地運來的豬由南薰門入京，每日至晚絡繹不絕，每群數以萬計。
已享美名千年的主要商品——紙，在宋代，隨著需要的增長，其產量和品種大大增多。而且質地精良，除印刷書寫外還可作別用，市場上常有“紙衣”、“紙帳”、“楮冠”等新奇的商品出現。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有蔗糖上市。過去都用麥芽糖做糖，叫飴糖；唐代能以甘蔗作沙糖，但產量很少。北宋時甘蔗推廣種植，如四川南溪縣繖山等地“山前後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王灼《糖霜譜》)。 “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蘇東坡詩)，人們已不但會制紅、白糖，而且還制出水晶似的糖霜(冰糖)。糖已繼久盛不衰的茶葉之後，成為“利當十倍”的一項新商品。
棉布過去是自海外進口或來自西域或西南(哀牢地區)，史稱“吉貝”或“白疊”。北宋晚期隨著棉花逐漸在閩廣種植，那裡的人民也學會了紡紗織布；海南黎族婦女織的棉布“染以雜色，異紋炳然”。但棉布尚未成為重要商品。到元代提倡廣種棉花，黃道婆將種棉和紡織技術自海南傳入松江地區，至此棉佈在市場上的地位才逐漸提高。
在過去，城市手工業很多與“奇技淫巧”相聯繫，而不管一般日常生活用品供應的多少；越到後來，尤其是南宋，日益增多的城市小手工業者和私營作坊面向日用品生產，其分類日細，除絲織印染等大行業外，家用雜物、衣帶服飾、兒童玩具、文房用品等各種小商品的生產，無不相當發達。南宋臨安的“作”、“鋪”就有好幾十種。這些小商品不但是產地城市生活中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其名優產品也越來越多地行銷外地，為商人們所樂於經營。
傳統的以名貴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為主的販運貿易，在南朝和唐代即已有了改變，進入宋代後變化加速。除了珠玉金銀器和廣南來的進口的犀象香藥寶貨尚佔重要地位外，糧、帛、茶、鹽、鐵、瓷(細瓷銷城市，粗瓷銷農村)、紙、糖、什器等均紛紛然進入較遠距離和較大規模地在地區間流轉的商品系列之中。販運貿易的商品種類和比例與過去更加不同，商業在加強地區間經濟聯繫方面的作用比過去更為增大。
這時市場上生活用品的比重日益提高，不但有經商人販運而自外地輸入的，並且有本地生產的；種類繁多的商品充盈於市肆。南宋臨安有440個行業，商品種類之多又倍於唐時，其中絕大部分該是日用生活必需品。商業已開始改變其主要為少數顧客服務的狹隘性；由往往是畸形發展轉變為建立在比較可靠的基礎之上。這是新階段商業發展的一個進步表現。
元代市場商品多以奢侈品為主，這是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日深、貧富對立日甚條件下一時性的對歷史的反動。入明以後又有改變，商業進步的趨勢並未就此中斷。而元代某些產品生產的發展，如著名的元瓷(景德鎮白瓷器有“饒玉”之稱，青花和五彩瓷器開始生產)、新興的棉紡織業、氈毯業等，則作為生產力保持下來，對此後商業的發展還是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