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公元960—1127年)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北方尚有遼、西北有西夏與之相對峙，開戰或互市不定，全國並沒有完全統一。但是，在100多年時間內中國保持相對的穩定，生產力主要因素——勞動力增多，生產經驗不斷積累，工農業產品的產量也就有了增長。宋初自耕農增加，佃農的封建依附性減弱(大部分是契約性的租佃關係，不同於唐時田莊中的依附性的佃客；宋代佃農不交戶稅，也與唐後期兩稅法中的規定不同)，“和僱”、“招募”，為官方手工業普遍採用，手工業者所受的封建束縛亦有所放鬆。這些都有利於提高勞動積極性，使社會經濟在封建制度的框架裡得到一定的發展。商業的發展，正是以生產的發展為前提的。隨著南方經濟的更快發展(元豐時南方戶數墾田數都多出北方一倍多)，經濟重心南移過程的逐漸完成，南方商業的繁榮，也就趕上以致超過北方，同樣實現了重心南移這一歷史性的轉變。北宋末人口增至1億2000餘萬，耕地近五億畝(折市畝)，都倍於漢唐的最高水平，商品流通規模的擴大於此可以想見。說商業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從商品數量上看也有一定的依據。
農業生產的發展，再加賦稅的貨幣化——兩稅中戶稅收錢，王安石變法更實行以錢代役(免役錢)，促使農產品商品化程度比過去大為提高。茶葉的生產和銷售超過了唐時，東南茶和川茶的流通量達到五千幾百萬斤，產茶州有宋遼西夏商業城市和商路圖44個，名茶不下數十品。種桑養蠶，在有的地區已成了專業。甘蔗也大量用作製糖原料，而不再如唐後期只是賞賜功臣的珍品。其他手工業原料如麻、竹、木、漆、藍靛、紅花等，也都比過去增產。水果品種繁多，在閩廣形成了桔子、荔枝的商品生產基地。商品性農業促使經濟作物擴種，是北宋商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手工業方面，北宋的生產規模和種類都超過以往。鐵的產量比唐時提高了三倍。絲織業，過去作坊只生產綾錦等高級品，普通的綿帛都是農民所製，北宋時城裡買絲織帛的“機戶”多了起來，絲織業商品化程度提高，而不僅限於半自給性的耕織結合的農家副業。瓷器業有很高的藝術水平，河南窯業(官窯、汝窯的青瓷、鈞窯的紅釉瓷)已盛於河北(定窯的白瓷)，景德鎮的青白瓷開始“著行海內”。科舉制和書院制的發達，促成印刷業(活字版發明)的興旺。其他一般日用品，如皮革、編織、竹藤器物、漆器和筆墨硯等文化用品，也都在過去的基礎上有進一步的發展。這使發展中的商業從城市又得到一個重要的產品來源。
宋遼西夏商業城市和商路圖
北宋商業的發展，表現在政府對商利的重視和商業收入的巨大增長上。
北宋承襲唐後期和五代徵稅的傳統，廣設稅務，徵收2%的過稅(即過去的關津稅)和3%的住稅(即過去的市稅)。仁宗慶曆時一年城鄉商稅共收入1975萬貫(千錢為貫，宋代用“省陌”，法定77文當100文錢用，數字來自張方平《樂全集》卷廿四《論國計事》)。另外，酒稅及賣酒收入1710萬貫(張方平計算)；賣茶收入64.9萬貫(不包括非屬商業收入的、園戶交納的茶稅——44萬貫，由《夢溪筆談》中的數字計算)；中央掌握的銷鹽收入715萬貫(不包括地方的官賣鹽的收入，數亦來自張方平)。另外，從對外貿易中所得收入一年也有53萬餘貫。五項合計達4600餘萬貫，來自商業方面的收入要占到整個中央財政收入(包括貨幣與實物)的1/3強。貨幣(緡錢)收入更是基本上依賴商業提供。而在唐時(宣宗大中時)，一年的榷酒收入僅為82萬貫，鹽利278萬貫，茶稅不過近百萬貫；商稅收入更是“隨而耗竭”，數額並不大。宋代稅收稽徵數額大增，無疑是商業發展所致。
正因為商業發展，市場容量擴大，所以北宋中葉每年鑄錢數量雖超過盛唐十幾倍，銅錢還不夠用，有些地區使用鐵錢(賤於銅錢)，白銀(稱“鋌”，即銀條)也更多地進入流通而作為支付工具；稍後還創行了世界最早的紙幣——交子。
北宋商稅起初徵收有則，細碎物品免稅；有時還下減稅之詔，一時可算是行了“卹商”之政。但到北宋末葉蔡京當政，商稅日趨苛繁，山區人民“所賴以為市，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錙銖遺”(方臘起義時語)。原來還過得去的鹽、酒、茶專賣制度，在蔡京手裡變成了加勁斂錢的工具，苛徵商稅，越演越烈，結果當然是影響商業的正常發展。不久，金人南下，這個腐朽的政權就只好垮台了。
金人攻破宋京汴梁，佔領北中國的大部分領土，宋室南渡在臨安(杭州)建立偏安的政權——南宋(公元1127—1279年)。在一個半世紀裡，依靠勞動者的辛勤努力，南方生產繼續前進，商業也比北宋時有進一步的發展。然而南宋統治者卻藉機加重剝削，反過來卻阻礙了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繼續發展。南宋統治區隻及北宋的2/3，而由巨額軍費和其他費用構成的財政支出卻大於北宋，窟窿主要就由掠奪商民來彌補。僅東南一隅(不包括四川)，淳熙末歲入錢6530餘萬緡，大於北宋神宗時全國最高歲入數的6000餘萬緡(一緡即一貫，元祐時，歲入4800餘萬緡)。其中“合茶、鹽、酒、算、坑冶、榷貨、糴本和買之入”，為4490餘萬緡，直接來自商業、來自外貿的收入曾達200萬緡。此外則是經制錢、總制錢(貨物交易、金錢出納時的附加稅)、月樁錢、版賬錢等收入，也都與商品交換有關。斂重至此，“宜民力之困矣”(以上請參閱李心傳撰《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四《財賦一》)。以商稅而論，由於苛繁已極，稅場在人們心目中簡直變成了“大小法場”。
與南宋對峙的金，商業因北方經濟曾經遭受破壞而一時衰退，後來才逐漸恢復，但除部分地區(如山西)外，一般都比不上北宋之時。過去舳艫相接的汴河已淤成平陸，長滿了酸棗棠梨。金政府由於銅源缺乏，就鑄造銀幣(銀錠)和發行紙幣(“交鈔”)。但紙幣越發越濫，幣值日落，最後，物價一日數變，“市肆晝閉，商旅不行”，一萬貫鈔只能買一個燒餅，社會經濟瀕於崩潰。南宋也是因濫發紙幣(交子、會子)，大搞通貨膨脹，而致城市蕭條，店肆晝閉，民心背離；金與之可謂南北如出一轍。
蒙古滅金吞宋，統一南北，建立了元朝(公元1280—1368年)。元政府擄掠、拘役大量的手工業工匠，以官府或貴族的作坊，壟斷和控制了重要生產部門，民間手工業發展受到很大限制。流通領域又由元統治者假手於色目特權商人集團(中亞及西域降人)進行把持和操縱，並最大限度地加強商品的專賣、加重商稅的徵收。漢族商人備受歧視，民間商人很難活動。再加元政府也濫發紙幣，不計後果。在這樣的條件下，商業又出現後退的狀況。只有金銀珠翠等奢侈品、高級絲織品和高檔手工業品充斥市場，供統治階級消費和國際商人轉販。大都(北京)又出現與馬、牛、羊市並列的“人市”，奴隸貿易帶有國際規模。這方面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仍是畸形的發展。值得提出的是：元政府經營大都(今北京)，使之成為規模宏偉的國際性城市；為便於對京師的漕運，開鑿了從大都到杭州、直北直南的大運河(當時還未很好暢通)；這兩件事又給以後明清兩代商業的發展帶來有利的影響。
宋遼西夏商業城市和商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