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商品經濟以驚人的速度向前發展，這同自然經濟的比過去(奴隸制、領主制時代)有所減弱與封建地主制經濟的形成，和個體小農階層的興起，是密切相連的。但這仍是遠不能分解自然經濟的初期的商品經濟，商業，其發展畢竟還表現出很大的局限性。
在封建社會裡，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商品經濟猶如汪洋大海中一些島嶼的錯落存在，實際上只佔一個不大的比重；在封建社會的初期，情況尤其如此。農奴以至個體農民的家庭經濟是規模細小的男耕女織、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小農經濟。他們吃飯穿衣兩件大事，基本上都靠自己動手，此外還能製作一些自用的手工業品，須仰仗於市場供應的商品就只有食鹽、鐵器、陶器等有數幾種。他們生產主要為了自己使用，出售的剩餘產品——餘粟、餘布(麻布)、餘帛，往往是在交換之後才確定是商品的，在此以前自給性與商品性的比例不固定，可轉換；即使專門(或大部分)以出售為目的而生產的商品，在農村中為數也不多，出售之後得來的錢，主要是為了納稅完賦和買回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及生活用品，仍是一種“為買而賣”的使用價值的生產(簡單商品生產、小商品生產)。農民謀取更多的交換價值——貨幣，以發家致富為宗旨的商品生產還很難談起。同時城市中的個體小手工業者，其生產也是為了生存，而非為了致富。因此，在那個時期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在性質上還大有別於以實現交換價值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發達”的商品經濟，而仍是在商品經濟的不發達的階段上彳亍〔chichu斥觸，慢慢走〕行進。 《管子》說：“市不成肆，家用足也。”(《管子·權修》)《鹽鐵論》中說：“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小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畎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材木，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鹽鐵論·水旱》)這兩段話說明在一個家庭之內，以至一個小地域之內，生活生產資料基本上可以自給。自然經濟是如此牢固，商業、商人的活動還沒有太大的發展餘地。涓涓之水匯成巨流。離開農村、小地域，進入城市而成大宗的，其渠道一是租稅繳納，二是商品交換(包括為交納貨幣稅而出售的產品)。地租、賦稅、利息為剝削階級所得，一去不回，是單向性的流出。真正的出售農產品，購買手工業品的雙向貿易，其數額就大大消減了。因此，戰國時城市商業的繁榮固然反映了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某些發展，同時也暴露了封建性的城鄉對立、貧富對立的程度正日益加深。這種情況以後還維持很久。
正由於大部分產品為剝削階級攫走，他們積有大量的糧食、布帛，以致消費不了，一定要拿出來交換，交換那些能滿足其更高層次需要的奢侈品，因此，直到春秋戰國之時，商業還主要是以迎合統治者的奢侈消費為急為先。連城市手工業，以競相為“末作奇巧”，生產“悅在玩好”的奢侈品。雖然也有糧食參加販運貿易，也有以經營“下谷”之類的商人出現，但販運貿易仍把重點放在轉輸體輕價貴，便於遠地轉運的奢侈品、工藝品和離鄉即貴的土特產品上面，尤其是珠玉仍在商業的經營中佔首要地位。 《韓非子》有“買櫝還珠”和“毀璞得玉”的故事。一個說的是：不識貨的鄭人以高價買去華美的、熏香的裝珠的匣子，而將珠子還給商人(《外儲說左上》)；另一個是講識寶的宋國商人與人爭買定價百金的璞，假裝失手摔壞，賠了璞價，回去雕琢成精美的玉器，值金千鎰(《說林》下)。 《戰國策》也記有呂不韋“珠玉之贏”，“百倍”其利的說法。所有這些都是戰國商人在大做其珠寶生意的寫照。珠玉之利與土特品倍蓰之價又不可同日而語。所以，商人都要趨之若鶩〔wu務，野鴨〕了。 “商人資本的獨立發展，是與社會的一般經濟發展成反比例的。”這一規律在“轉運貿易的歷史上表現得最為明顯。”(《資本論》)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商業獨立於生產之外，而向販運貿易發展，尤其是狹隘地以珠玉等奢侈品為重點，正說明商品經濟還有一定的限度，真正的商品生產還不多，自然經濟還居統治地位。這種情況在以後還要延續一個很長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