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交換的頻繁促進了貨幣制度的發展。起源甚早的金屬貨幣到春秋中晚期使用更廣，戰國時貨幣經濟益趨活躍。戰國的銅幣有四種類型：一是鏟形的“布幣”，二是刀形的“刀幣”，三是環形的“圜錢”，在北方各有其不同的流行地區；四是銅貝，流行於南方的楚國，稱“蟻鼻錢”。各大城市紛紛鑄錢，錢上大都鑄有地名，豪家富商也自行鑄錢。民間交易已大量使用銅幣，主要農產品粟的價格都用銅錢計算；有的地區賦稅也徵收貨幣，即所謂的“刀布之斂”；銅幣還被用來支付“庸客”的工資；“握粟出卜”的實物交付現像已經少見。黃金代替珠玉，作為“上幣”在各國之間通用。一些象牙床、千里馬、寶劍、狐裘之類的貴重商品的買賣都用黃金論價。國君賞賜臣下、官僚相互送禮賄賂等也常使用黃金，動輒千斤、萬鎰(一鎰24兩)，已非春秋時期的饋贈、納獻、賄賂、交易還以珍寶實物為主，即使有黃金使用也是少量的情況可比。金屬貨幣的大量應用是商業發展的結果，但貨幣越發展，交換手續越便利，反過來又給商業進一步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同時也給商人操縱物價提供了方便，使商業資本的積累加速進行。
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在社會上造成了濃厚的拜金思想。據《史記》所載，蘇秦之嫂對蘇秦“前倨”，是因為他“黃金盡，貉裘敝”，到秦國去遊說，空跑了一趟；“後恭”，是因為他這番榮歸，“位高多金”。那些食人之食，憂人之憂，替主子殺仇的食客，有的就是被人以錢收買的對象，其中不少人是屠狗、賣漿、市井商人出身。學術界竟也出現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利己主義的楊朱學派。有錢人不但生前愛錢，還希望死後有錢享樂，大量地以冥幣隨葬的風氣日見普遍。有的人還以天平、砝碼、算籌、竹簡、筆等商業用具附葬，好像死後還準備去做買賣賺錢似的。
隨著商業貨幣經濟的發展，高利貸也盛行起來。孟嘗君以錢貸於封邑內的農民，一次收息就可達10萬錢之多。富商大賈也不示弱，往往乘農民窮困之時，發放高利貸，農民還債時再壓價收購農產品，進行雙重剝削。到東周末年，甚至週赧王也成了個負債累累的債務人，還不起債，只好躲上高台去避債，週人名其台為“避債台”，後世“債台高築”一成語，即從這故事而來。
土地被捲入商品貨幣的浪潮之中，其自由買賣愈益盛行，“田裡不鬻”的舊制已成為歷史的陳跡。戰國時，平時誇誇其談、長平一戰全軍覆沒的趙括，當趙王拜他為將時，其母表示反對。理由之一就是趙括不把趙王賜給他的金帛與將士分享，卻“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土地買賣使饒有資財的商人也因購買大量土地而成為商人地主，不少商人更在放高利貸中兼併還不起債的農民的土地，集商人、地主、高利貸者於一身。
奴隸在戰國時還被作為商品買賣。 “民無饘〔zhan氈，厚粥〕者，賣其子”(《管子·揆度》)，“天飢歲荒”而“嫁妻賣子”(《韓非子·六反》)，小農的破產，高利貸的作祟，造成了一種前所少見的“債務奴隸”(奴隸社會的奴隸主要由俘虜罪犯而來)。秦國設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但奴隸的來源畢竟較前為少，價格也因此上漲，贖一逃奴百金，買一美女三千金。奴隸主要用於家內勞動、商業和手工業。以後在封建社會裡，一直保留著買賣家奴的舊制度的殘餘。
勞動力的買賣現像在戰國時也日漸增多，當時稱“庸”(傭)；賣傭往往通過市場，謂之“市傭”。在工商業中也有僱工，稱傭作、傭保；酒店的佣工即稱酒保。荊軻行刺秦王，其酒友高漸離為他擊筑送行，荊軻失敗後，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傭保”，即為歷史上傭保的著名之例(《史記·刺客列傳》)。
貨幣制度的發達，高利貸的盛行，土地、奴婢、勞動力的商品化，都是商品經濟相當活躍下的社會現象。由此可看出這一時期(尤其是戰國時期)的商業確非過去奴隸社會水平不高的商業所能比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