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隨著販運貿易的興起，商業利潤的豐厚，商稅的徵收越來越引起統治者濃厚的興趣。商稅在西周時開始。據《周禮》所記，當時在市上由廛人徵收的稅有“廛布”(倉庫貨場的借用之稅，當時的稅是徵收銅製的“布”幣)、“絘〔ci次〕布”(絘布，市肆房屋之稅)、“總布”(度量衡器之稅和無肆立持者之稅)、“質布”(契券之稅)、“罰布”五種名目，但“徵於市者勿徵於關”，商品的過境稅——關稅還未開徵。進入春秋，關市之徵兩者並舉。齊國管仲因輔佐桓公功大，桓公賜他“三歸”——市場租稅常例歸公的部分，致使管仲“富於列國之君”，可見齊國市稅收入之多。春秋後期，晉平公門下的食客就靠市稅收入來供養，“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韓詩外傳》卷六)此時市稅除屋舍倉場之稅外，按交易額比例抽分已是主要內容，2%為其常率。關稅，最早的記載是春秋初宋武公(公元前766—前749年在位)以一個關賞功臣耏〔er而，鬍子；姓〕班，“使食其徵”，時稱“耏門”(門即關)。可見關稅收入已經很多且很經常。關稅稅率一般也在2%。關稅在春秋前期還不算重，“輕關易道”曾是繼齊桓公之後稱霸的晉文公招徠商旅的口號。春秋後期，封建領主各保一方，關就成了他們“外財之門戶”，不但邊境，內地的渡口、關隘也多設關卡，層層收稅。魯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魯大夫臧文仲在魯公室的直屬領地上設立“六關”，孔子批評他“不仁”。齊景公時齊都臨淄附近也設上關，所謂“逼介之關，暴徵其私”，即指這件事而言。 (《左傳·昭公二十年》，即公元前522年，逼介之關即逼近國都之關。)魯哀公時也有“弛關市之徵”的呼聲，正說明其徵商之重。
進入戰國，關市之製仍沿續下來，關稅的徵收尤為抓緊。秦昭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誘魏一起伐韓，信陵君勸魏存韓。他的意見是：魏開共、寧二地，使韓之上黨得直路而行，設關收稅，二國共之，一面可增加稅收，一面可使韓必不反魏，而為魏之屏障。在戰爭與通商二者之間，權衡利害，選擇了後者，可見當時商業繁盛，關稅收入之豐富。但也有另一種作法，為了爭取各國商人對自己統一事業的支持，秦王政卻宣布對外來商人不收關稅。經濟服從於政治的更高利益的需要。
由於商業能給統治者增加收入(官營商業的利潤和對外來商人私營商業的商稅)，並能提供“難得之貨”，滿足他們各方面的需要，所以，除了某些時候某些國家外，各國統治者對商業一般是很重視的。素有重商傳統的齊國，把商業提到與農業並重的地步。在中國歷史上是管仲開始提出“四民分業”的理論，士農工商，商為四大社會集團之一。當時人常以農工商三者是否並盛來評斷一國的國力強弱。晉景公於公元前597年遣師救鄭。晉師將攻楚，隋武子勸阻，即以“商農工賈不敗其業”為楚不可伐的理由之一(《左傳·宣公十二年》)。秦景公時(公元前564年)子囊進諫不要聯楚伐晉，其理由之一也是晉國“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四民戮力，國內政治穩定(《左傳·襄公九年》)。齊景公於公元前516年請教晏嬰如何鞏固統治，晏子回答是“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不失職)”，士農工商各守常業，就能維持統治秩序(《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可見商業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部門，其盛衰和國家的強弱也正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