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後期以來，鐵製農具的推廣，牛力墾種的使用，耕作技術的改進，水利灌溉的發展，農業生產力步步提高。農業勞動者由奴隸轉為農奴，再由農奴升為個體小農，生產積極性也步步增長。隨著生產的增加，他們有越來越多的剩餘產品要求出售，又越來越多地要求購回所需的生活、生產資料。與個體農民的成長相並行，許多手工業奴隸也得以解放，成為獨立的手工業者，其產品更是以出售為目的，不投入市場就不能換到生活必需品和所用的原料。同時，山澤之利陸續開放，青銅、冶鐵、煮鹽等主要手工業在很多地區和很多時間內歸私人經營，改變了過去手工業由官府壟斷的格局。所有這些，都促進了商品交換，擴大了市場容量。再加上城市的興築，交通的開闢，政治局面的逐漸趨於統一(戰國是七雄並立)，物資得以在更大範圍內暢順流通，商業的發展更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條件。
這一時期商業的發展重點落在剝削階級居住和為它服務的人群集中的城市。城市之間的商品交換占主要地位。各國統治者所居的都城，以及位於交通樞紐的貨物集散之處，都形成了繁榮程度不等的城市。如商業發達較早的齊國的都城臨淄，春秋時已很熱鬧。相國晏嬰之宅近市，“湫隘囂塵”，別人勸他搬個新居，而他用“朝夕得所求”，買東西方便為詞，予以謝絕。到戰國中，臨淄戶數更達七萬，“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古樂器，似箏〕、鬥雞、走狗、六博、蹋鞠〔taju 踏居，踢球〕者。臨淄之途，車轂〔gu谷，車輪中心的圓木〕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史記·蘇秦列傳》)雖文學語言，不無誇張，但也可見臨淄的繁華景象。像臨淄那樣或稍遜於臨淄的城市，戰國時還不下十幾個，那裡的商業都很活躍。楚國的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城內人擠人，有“朝衣鮮而暮衣敝”之說；連後起的秦都咸陽，也是“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城市商業很像樣子了。
在城市裡，商品交換有固定的場所，叫做“市”。市的四周有“市門”，設官管理。市內列肆成行，分置商品歸類。戰國時的市上，有金鋪、珠寶玉器鋪、糧食鋪、綢布鋪、皮貨舖、鹽鋪、藥舖、鞋鋪，上自賣良劍的，下至賣兔、羊、豚、魚、鱉，賣茅草、黍種，賣漿，殺狗賣狗肉的，以至賣矛和盾的，無不具備；還有“懸幟甚高”招徠顧客的酒店；在牛馬等大牲畜的交易中，為買賣雙方評價說合的牙人已經出現。坐肆列販賣的都是些小商人和自產自銷的小手工業者。但從春秋後期以來，為了方便顧客，有的小手工業者已被允許在自己的住所的前屋接受加工訂貨。如宋相國子罕的南鄰是“工人，為鞔(皮革製的鞋幫)者也”，子罕沒有逼他家遷徙，因為這家“為鞔以食”已經“三世”，如搬走，宋國之求鞔者將不知其處了(《呂氏春秋·召類篇》)。工商合一，前店後坊，這是商品交換的一種補充形式，以後在封建社會中長期保留下來。
戰國商業城市分佈圖
那時的市，是封閉型的，營業時間也有限制，市門朝開夕閉。交易時間主要在上午，過午則漸散，至夕而罷，罷市之後，市場即空，即所謂“市朝則滿，夕則虛”。 《韓非子》上有一個小故事說：鄭國有個人要買雙鞋，在家先量好了尺寸，忘記帶到市上，回家取來鞋子尺寸再去時，“市罷，遂不得履”(《韓非子·外儲說左一》)。此人如此呆傻，當然是個笑話，但由此也說明市場交易有一定時間，是過時不候的。
農民身份的提高，農業生產的發展，引起了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的交換活動——“以粟易械器，以其械器易粟”的比前更多。農家許行的“並耕而食”、一切自給、不求外人的主張，已無法施行(見《孟子·滕文公上》)。事實上農村中的集市已比以前有所發展了。這種在城外農村中大道旁的空地上由交換而自發形成的定期市集，不同於城邑裡的正規的市。西周末，農村中的市集，已使“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詩·大雅·瞻印》，印，通仰)；春秋時這種現象較前更甚。 “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已見之於《詩》，所謂“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詩·陳風·東風之枋》〔枋，檀木〕)，說的就是女子停下手中績麻的活兒，到“南方之原”的集市上婆娑作舞去了。逢集之日很熱鬧，有商品交易，也有歌舞行樂，這一風俗以後在許多地區保留下來。
在集市上，一般是產需雙方的直接交易，但後來也有商人涉足其間。孟子所說：“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網市利。”(《孟子·公孫醜下》)商人站高壟上、窺測市場動態的神情被描繪得活靈活現。那時農民的“餘粟”、“餘布”，很大部分就是通過商人之手，積少成多，像滾雪球地集中起來，供外地、供城市(手工業者及一般平民)消費的。因此，在戰國時經營糧食已成為一種新興的行業，500里以內糧食的販運，正是以農村的集市為其起點。
地區間進行販運貿易，距離更遠、價值更高的還並非糧食，而是種類繁多的名貴的土特產品。春秋戰國時期，由於山林藪澤的大量開發，手工藝品的地域分工，各地區自然形成的特產品的豐富多彩，在水陸交通較前方便的條件下，商人們加強活動，充當了地區間經濟聯繫的中介。那時的地區差價很大，甚至“市賈倍蓰〔xi喜〕”，相差一倍至五倍(《墨子·貴義》)。 “其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管子·禁藏》)利之驅使，使商人們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而不顧(《墨子·貴義》)。有的大貴族也兼當大行商，楚國的鄂君就是其著名的代表。安徽壽縣出土的四枚楚懷王時的鄂君節，正是鄂君啟用舟車載運貨物的水陸兩路通行證(郭沫若：《關於〈鄂君節〉的研究》，《文史論集》)。一次可出動車50輛或船150艘，在規定的運輸工具數量範圍內，憑節可免稅。舟行水程之節，航程分佈地區包括今湘鄂兩省的大部分，豫皖的一部分，還伸入到廣西的一角。
中國歷史悠久的名產絲織品，在春秋戰國時已先後見於波斯、希臘和印度的市場上。這是經西北民族(如匈奴)之手輾轉販運出去的。公元前4世紀印度古籍中已有“支那產絲，其絲貨有販至印度者”的記載。國外考古發現：前蘇聯烏茲別克斯坦以南的許多墓穴中，有製作於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絲綢衣物的碎片，表明中國與中亞之間那時就存在著一條古老的商道。
戰國商業城市分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