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商業被列為“九職”之一，目的是通四方之珍異，主要為統治階級服務。市場上主要商品不外是奴隸、牛馬、珍寶等。國家對市場有一套管理制度，規定體現貴族地位等級和權威力量的禮器和兵器不准入市；貴族買東西只能通過手下的管事和僕役人等去辦，自己不能入市，以免有失身份。市設專職官吏——“司市”來進行管理，下面有：分區管理、辨別貨物真假的“胥師”，掌管物價的“賈師”，維持秩序的“司虣〔bao暴，猛獸〕”，稽查盜賊的“司稽”，驗證“質劑”(契約)，並管理度量衡的“質人”，徵收商稅的“廛〔chan蟬，市內房地〕人”。 《周禮》一書中對此有詳盡的記載。官府管理市場是為了使交易規範化，防止偷搶欺詐等事的發生，維護社會的秩序，保持物價的穩定，更好地滿足統治階級對“貨賄六畜珍異”的需求。但也注意了度量衡是否公平，質量規格是否中式，對一般消費者也有好處。這套作法一直為後世所仿行，影響久遠。
西周使用大量的銅鑄造禮器、兵器、工具、農具和貨幣(仿農具的銅鑄貨幣叫做“布”，“氓之蚩蚩，抱布貿絲”，這個布即是布幣)，因此對銅料的需要十分迫切。 “大賂南金”、“金道錫行”(《詩·魯頌·泮水》和金文曾伯簠〔fu府，古代食器，青銅製〕銘)，銅錫的交易或入貢向來是同南方(荊揚、淮夷)物資交流的主要內容。周昭王時南方以楚國為首的方國部落起來反週，昭王率兵伐楚，中道中楚人之計(以膠船進王渡江，至江中膠解船沉)，“卒於江上”，六師喪亡。這件事在經濟上與爭奪銅的資源有關，由此也可見銅於日常在交易中所佔的重要地位。統治者對可作貴重飾物，兼充“上幣”的美玉也極感興趣。穆王時犬戎勢力強大，阻礙了周朝和西北方國部落的來往，穆王西征犬戎，重新打開了通向大西北的道路，“八駿日行三萬里”，行踪直到今新疆中亞之地。這位大旅遊家“載貝萬朋”，換取崑崙(今和田、葉爾羌一帶)的玉石，發展了中原和西方的通商關係。
在昭、穆肆意搜求銅、玉、珍奇方物的同時，奴隸逃亡，田地荒蕪，奴隸制的統治發生了危機。一些小貴族改用收租的封建剝削方式，開墾私田，由經營農業而致富。還有些人(大都由管理官營工商業的小官轉來)則招人開發川澤，成為新興的工商業者。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十月之交》)，舊貴族沒落破產，新有產者暴發勃興——被稱為“富人”、“富子”。的變風變雅，即是西周中後期階級關係新變化的反映。而鐵器的推廣使用，正是這些新興的農業和工商業經營者得以改用封建剝削方式的契機。奴隸社會內部封建制萌芽的產生並非出於偶然。
身份不高的新興的農業和工商業者構成“國人”中間的一個主要部分，使最高統治者又是羨慕又是擔心。酷愛財貨的周厲王，為了抑制這些庶姓家族的經濟勢力的增長，決定加強對農業、工商業和山澤的控制。對山澤之利(中間就有對鐵的開發利用)更完全掌管起來，不容私人染指。這一全面壟斷的“專利”政策，損害了新興的工商業主的利益，對於與新起的鐵器製造業有關的一大批手工業者及商賈和用戶，尤其有直接的不好的影響。從平民到中小貴族紛紛起來反對，公元前841年，歷史上有名的國人暴動終於爆發。 “暴虐侈傲”的周厲王狼狽出奔，最後死在彘(今山西霍縣)地。這次國人暴動正是帶有封建制因素的新興的農業經營者和工商業主同舊的奴隸主大貴族之間的一次較量，它加速了西周奴隸制走向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