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四節歷史上所見的漢化佛教僧侶法服與常服簡述
如上所述，漢化佛教的僧服，一方面得遵從清規戒律的規定，參照南亞次大陸的老式樣；另一方面，受當時當地社會的影響，要考慮氣候、民俗等情況變通行事；再一方面，還受到高層領導如帝王以及政府機構的製約和強制。兩千年間變化多端，以至於今成為同時代流傳下來的混合體系。
先說法服。漢化佛教的法服，主要是單獨外披的三衣，特別是大衣。但是，有兩種特殊的大衣形制，必須提出來說一說。
一種是金斕衣，它的本義是指金縷織成的袈裟，經典中又有稱為金疊(氎)、金斕袈裟、金縷袈裟、金色衣、黃金疊(氎)衣、金色疊(氎)衣的。有關此衣的故事在經典中常常提到，所說不一，綜合起來，大致是：釋迦牟尼佛的姨媽(也就是他的養母和繼母)手織金色的疊(氎)，獻給如來。釋迦牟尼佛施捨給眾僧，大家又還給釋迦牟尼佛。此外據說在釋迦牟尼佛將涅槃時，弟子福貴獻黃金疊衣，佛為之說法。唐代著名外交家王玄策所著《西域志》中記載說，在佛入滅的娑羅雙樹邊，佛涅槃臥像之上覆蓋著金色袈裟。王氏是拿這事當稀罕事兒來說，可見當時中國少見。玄奘在天竺聽來的故事則是：釋迦牟尼佛涅槃時，將此金色衣授與大弟子迦葉，並指令他以後傳與彌勒。在佛教傳法系統中，彌勒是未來佛，是釋迦牟尼佛的接班人。衣缽相傳又是後來佛教師徒授受的重要手續。因此，這種袈裟漸漸帶有傳法的意味。與漢化佛教有緣的文士，很早就用“金疊”來比喻佛法了，如南北朝時梁元帝所著《〈金樓子〉序》中有云：“內宏金疊之典”；庾信的《五張寺經藏碑》中說：“銀函東度，金疊南翻”，都是以此來借代佛法與佛典。至於漢化佛教的僧人穿這種袈裟，大約始於五代北宋初，並迅速傳到東北亞地區。 《宋高僧傳》卷二十八中記載，高麗國王曾送給錢塘永明寺高僧延壽“金線織成袈裟”，就是一證。後來漢化佛教中傳法時，常常傳付金線袈裟，其根據便是如上所說。還有一說是，作為漢化佛教禪宗初祖的達摩，傳衣時所傳就是這種袈裟。所以後來禪宗傳法必用此衣。可是，又有資料說，達摩所傳的只是一件“屈眴衣”，“屈眴”是梵文Karpasaka的音譯，意譯是“大細布”“第一好布”，據說是一種棉花芯織成的細布，那時中國還不種棉花，此佈是達摩從西域帶來的。 《宋高僧傳》卷八中的“慧能傳”內說，達摩所傳，就是一件青黑色的西域棉布作面的七條袈裟，裡子是“碧縑”。看來，達摩面壁多年，哪有什麼長物，這一說法比較切合實際。可是，現當代漢化佛教大法師在舉行正規大型法事法會時，一般都身披黃色或紅色的用金線或銀線界成水田格的袈裟，以示傳宗有自。這種著裝頗具威儀，僧俗人等瞻仰起來效果很好。這也是漢化佛教的一種創造性的發展成果吧。
下面再說“賜紫”、“賜緋”與“賜黃”。這些都是中國古代中央政府機構特別是皇帝強加給佛教的改換袈裟顏色的辦法，更是漢化佛教法服的一種創造性發展成果。與上一種不同之處則在於它是外加的，以非佛教的世俗政府機關行政命令行之，所以推行的時間往往長不了，隨著某些封建王朝的告終而結束。
先說“賜紫”與“賜緋”。唐宋兩朝，三品以上官員的公服為紫色，五品以上則為緋色。但是，官位不及而有大功，或者因皇帝寵愛，都可特別賜紫或賜緋。佛制律法，原是不許用紫色的。唐代載初元年(公元690年)，武則天因為僧人法朗等九人重譯《大雲經》製造女皇登基輿論有功，賜他們紫袈裟，是為僧人蒙受皇恩賜紫之嚆〔hao 蒿〕矢。唐玄宗時，沙門崇憲以精通醫學治病有效而蒙賜緋，也是一則著名故事。可是，托缽宮門，畢竟有清客或鷹犬之誚，唐代鄭谷所謂“愛僧不愛紫衣僧”，說的就是人們的這般心態啦。也有堅守清規戒律不慕名利抗旨不遵的，如宋徽宗欽賜曹洞宗高僧芙蓉道楷(公元1043—1118年)紫衣與法號，道楷上表固辭，以致觸怒了皇帝，將他下獄，接著黥面發配，但道楷始終沒有動搖。他的高風亮節，深得千古緇素欽仰。
愛虛榮的僧人也不少，蒙賜紫後更有某些特權可享，因此，一些僧人趨之若鶩。從五代到北宋，賜紫的範圍越來越寬，蒙賜的越來越多。北宋開寶二年到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69—979年)之間，政府索性公開考試：每當皇帝誕辰，就召天下僧人願應試者至殿庭，以三藏經律論之奧義十條為題，舉行國家最高級考試。全部通過者，賜紫。據筆者看，這種做法倒是不錯。機會面前人人平等，還可提高佛教界的學術水平。可惜後來沒有堅持辦下去，據說是因為得到這種“學位”的僧人太多太濫。管理僧人的功德使上奏，請求廢止，改為由王公大臣推薦，再從中選拔。筆者認為，考試法優於推薦法，已是在我國經過多次實踐反复證明過的事情了。補說一句，唐宋以後，雖時有賜紫之事，範圍已經很窄。現當代僧人穿紫色、緋色袈裟的，已是絕無僅有了。
再說“賜黃”。這是元朝時候的事。它導致後來法服以黃色為尊。實際上，這也是與佛說律典不合的事。不過，黃色是一種亮麗的顏色，如果法服整潔乾淨，的確能顯示僧侶的威儀。為了光大佛門，想我佛亦當默許。
中國大部分地區氣候寒冷，單披三衣是不足以御寒的，所以，援據佛制許蓄百一物以至長物的清規戒律，於三衣之外再加別的衣服，就是很正常的了。大約從佛教傳入中國不久，僧服就發展為法服和常服兩個系統。法服基本上按南亞次大陸佛法成規，三衣和五衣都照貓畫虎。早期的僧人拜佛作法事時還是偏袒的，後來大約一因天氣冷，二因老光膀子不合國情，尼僧惹人圍觀，自不必說；比丘露一肘，後魏時，宮人見了認為不雅觀，出主意給套上袖子，號稱“偏(褊)衫”。後來改進成開脊接領式，僧尼全可穿，成為一種漢化佛教的常服了。還發明了內襯帶袖常服外覆偏袒法衣的辦法，沿襲至今。至於式樣，早期的常服大約與當時老百姓的衣服沒有什麼兩樣。據《續高僧傳》卷八記載，到了東魏末年法上當一國的僧人總管時，認為僧俗人等“儀服通混”，於是“製樣別行，使夫道俗兩異”。這才慢慢地有點區分。可是，直到唐代，義淨留學歸來後浩歎說，僧侶還在穿用俗人的“禪褲袍襦”，“咸乖本製”；他對比丘尼的批評更厲害：“東夏諸尼衣皆涉俗，所有著用並皆乖儀”。可見，僧人的常服還是相當雜亂，僧俗不分的情況還是相當嚴重。大約就這樣隨著時代的發展慢慢走，直到明朝滅亡的時候才初步告一段落。這期間，有幾種僧人常穿的常服需要提出來說一說。
一種是“直裰”。又作直綴，綴有“縫合、連綴”之意。它是把褊衫和僧裙(厥修羅的變種)連接縫合在一起的僧服。它介於法服與常服之間，從唐代末年開始流行。禪宗的僧侶特別重視它，有時作為代用的法衣來穿。出家五眾全可以穿。它的顏色以皂色為主，那是一種灰黑色。中，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都穿皂色直裰。到了第八十二回受招安入朝面君時，魯智深換了烈火僧衣(紅色的袈裟)，武松還得穿香皂直裰，出家二眾與其餘未受具足戒的三眾的衣著區別是很清楚的。必須補充說幾句：古代俗人家居常服也有一種直裰，道士也穿，所以亦名“道袍”。它是一種大袖袍，緣寬邊，下加欄，前係長帶。如第一回所說：“一個穿寶藍直裰，兩人穿元色直裰”，指的就是這種一般人的燕居常服，切不可與僧人的直裰混為一談。
另一種是“大袍”，別名“海青”。它從中國古代寬袍大袖的袍服變化而來。特點是衣袖寬大。現當代佛門七眾在禮佛和比較正規的場合用作外衣。出家二眾在禮佛、誦經、正式集會時穿大袍，將三衣中之一種披在大袍之外。其餘五眾只可穿大袍，不披袈裟。大袍的顏色一般只有兩種：一種是黑色的，七眾都可以穿；另一種是黃色的，只限於方丈和法會中主法的大法師才能穿。它是一種中國式樣的“法服”，要按非三衣不能稱法服的嚴格要求，它並非佛衣，只是常服中比較正規的一種罷了。
僧家常服另有三種，即小褂、中褂和長褂。小褂屬於“內著衣”，與中國農民常穿的小褂式樣差不多，中式立領，有二至四個貼兜(常為靠下的兩個兜)，過去用扣襻在中間扣攏，現在多改為鈕扣。它的長度到腰部，又稱“短褂”。中褂又稱“羅漢褂”，式樣和小褂相同，長到膝蓋，一般有上下左右四個兜。這兩種是僧人最常穿的常服，一般都配中式的褂褲，褲腿用腳繃(又叫“行纏”)紮緊，並和長統布襪子扎在一起，這就必須穿僧鞋了。一般的僧鞋有布鞋、麻鞋、草鞋，常見的式樣是“灑鞋”式，還有“八搭麻鞋”式。長褂又稱長衫，仿古代斜領常服，變化而成。特點是在斜襟上割截成小塊，作為“福田”“衲衣”之象徵。
漢化佛教僧人早期常用的法衣顏色，似乎還是以佛典所定赤褐色為主。常服，為了與老百姓和道教等教派信徒所穿相區別，用的是顏色偏黑的緇衣。三國南北朝的老百姓常穿的是白色的不帶花紋的素衣，黑白對映，僧和俗兩種人也就“緇素”並稱了。 《北史·上黨剛肅王煥傳》中說：“初術氏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后，每出門不欲見桑門，為黑衣故也。”周武帝更因此禁止僧人服緇，下令改穿和道士服裝一樣的黃色。這段禁服時間很短，可是給此後僧人服裝顏色多樣造成藉口。僧人不但繼續穿黑衣，而且穿起黃色的法服來。隋唐早期，“荒亂之後，法律(指佛教的清規戒律)不行……身禦俗服，同諸流俗。”(《續高僧傳·慧休傳》)不但常服隨俗，顏色多樣；就連法服所用的顏色也多起來了。明太祖朱元璋是沙彌出身，親見此種混亂情況，因勢利導，下令按顏色區分各宗派僧侶的服裝。他在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下詔規定：“禪僧：茶褐常服，青絛，玉色袈裟；講僧：玉色常服，綠絛，淺紅色袈裟；教僧(按：就是律僧)：皂常服，黑絛，淺紅袈裟；僧官皆如之。唯僧錄司官袈裟皆綠紋，飾以金。”據《竹窗二筆》說，明代講僧還有穿藍色常服的；《山堂肆考》說，瑜伽僧穿蔥白色常服。真是五顏六色，繽紛花雨看飛天。
滿清入關，下令剃髮改服，但是和尚、道士例外。很多遺老遁入空門，以存故國衣冠之舊。從此僧服保持明末式樣，顏色也因各宗派漸漸融合而趨向大體一致，不外褐、黃、黑、灰，大法師的袈裟除黃色外，還有穿烈火紅色的。還有一種黃不黃綠不綠的中間色，俗稱湘色，也是一種流行色。
總之，漢化佛教的法服和常服，式樣多種，顏色多樣。其法服主要採用經過改造的南亞次大陸三衣方袍式；常服則是南北朝至明代不斷發展的結果，主要採用俗家服裝而略加改造，持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