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團林立，是東南亞華僑社會的一大特色。早期華僑絕大多數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農村，他們長期依附於土地，自給自足，聚族而居，鄉村中的祠堂，往往成為族人的活動中心，祭祀祖先成為族人的主要活動。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人們，異鄉飄泊，面臨的種種困難往往要比在家鄉經歷的嚴重得多，生存的本能迫使他們更要依靠在家鄉時的各種社會組織，彼此守望相助，同舟共濟，共渡難關。於是，各種類型的社團就有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逐漸形成了“僑團林立”這樣一個東南亞的社會景觀。
僑團的雛形是寺廟和義山。
當人們活著的時候，為著祈求神靈祖宗保佑，就為觀音菩薩、土地神“大伯公”、航海神媽祖等早在家鄉就崇仰的神修寺建廟。這些寺廟既是人們精神支柱之所在，也是人們聚集的地方。有些華僑死後，因貧病、因鰥寡，後事沒人料理。出於同胞宗親情誼，就會有一些人領頭出面購置山地為公共墳場，即義山、義塚，以安葬死者。同宗同鄉能同眠一處墳墓，在冥間不致成為孤魂，對於生者也是一種心靈的慰藉。 1650年，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華僑修建了“觀音亭”，它可能是東南亞最早的一座華僑寺廟。 1775年，觀音亭改名為“金德院”，是印尼現存最古的一座華僑寺廟。 1673年，馬六甲華僑修建了“青雲亭”，也是奉祀觀音的廟宇。至於公共墳場，巴達維亞的“唐人義塚”是1650年出現的，是東南亞最早的華僑義山之一。這些寺、廟、亭、宮、義山、義塚是後來許多按血緣、地緣建立起來的華僑社團的最初形式。
18世紀末，特別是進入19世紀以後，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僑團出現。
宗親會館，是血緣性組織，是一個姓氏或多個姓氏宗親成員組成的社團，一般稱為館、堂、總會、公所等。 1819年新加坡成立的“曹家館”是最早成立的宗親會館，爾後成立瞭如“南洋唐氏總會”、“瓊僑邢氏總會”等一大批按僑居地(南洋)或按祖籍省城(瓊，即海南島)的同姓氏組成的僑團。也有幾個姓氏合組一個社團的，如雷、方、鄺合組“溯源堂”；三國時期，劉備、關羽、張飛“桃園三結義”，後來趙雲在古城入盟，四姓聯宗，在東南亞華僑中就有劉、關、張、趙四姓的“古城會館”。
同鄉會館，是基於共同地緣而建立的社團。這類社團相當複雜。雖然地緣相同，即同鄉，但這個“鄉”大小不一，同鄉同鎮自是同鄉無疑，但有的是同縣、同州、同府、同省，充其量只能算作“大同鄉”了。還有跨省、跨縣或一省一州一縣內的因同方言、同宗、同鄉的關係而分別組成社團的。廣東會館、福建會館、中山會館等社團從會名即可知它的地緣情況，可謂一目了然。岡州會館是廣東新會縣僑胞的社團，新加坡“義安公司”是廣東潮州籍華僑最早建立的同鄉社團，它們用的是古地名。新會古稱岡州，潮州古為義安郡，因而得名。同鄉社團往往和方言群結合，而且更注重方言的共同性。如1888年新加坡成立“豐永大公司”，它是由廣東豐順、大埔和福建永定三縣的華僑組成的，上述三縣在地理上並不同州府，但由於都是講客家方言的地區，屬同一個方言群，因此也結成了同鄉社團。
在東南亞，特別是在新加坡，存在著以宗親、同鄉或方言群體為中心的所謂“幫”。大幫是：廣東省的廣府幫、潮州幫、客家幫，海南省的海南幫，福建省的閩南幫、興化幫、福州幫以及三江幫。三江幫是以上海為中心的江蘇、浙江、江西三省籍人士組成。以幫劃線，形成不同的群體，及至後來成立綜合性的大社團時，理事名額也按幫分配。
同業公會，是業緣性組織。華僑，尤其是早期華僑的謀生手段包羅萬象，行業眾多，為了維護自身從事的各行業的利益，行業相同的人們組織了各種經濟性的同業公會。 1868年新加坡的“北城行”是較早出現的一個同業公會，供奉北城侯魯班先師，是廣東籍的建築工人的行業組織。其他如米商公會、樹膠公會等等都是。
除上述血緣、地緣、業緣性的社團外，還有一些其他性質的社團，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慈善社團，如泰國曼谷的華僑報德善堂(1887年)、天華醫院(1905年)即是。它們施醫贈藥、濟貧恤孤、創辦學校，促進宗教和文化活動的開展，為僑居國的社會福利事業服務，信譽很好。
進入20世紀以後，東南亞僑團的發展也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僑團不僅數量增多、會員人數增加、社會影響和貢獻增大，並且逐漸超越了幫派的鴻溝，出現了超地域、超幫派、超行業的社團組織：總商會、總會等。它們的出現表明華僑社會日益成熟、華僑的團結日益增強，僑團也已從分散、各自為政、為局部利益服務的小團體逐漸過渡到維護華僑社會的整體利益。
最早的中華總商會是1904年在馬來亞吉隆坡、雪蘭莪和菲律賓馬尼拉成立的，原名叫華人(或中華)商務局。在20世紀初各地紛紛成立的商會、總會中，最有影響的是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該會是在清政府商務部勸導下成立的。它維護華商的經濟權益，反對英國殖民政府的歧視政策，並且起著聯繫華僑社會、清政府和英國殖民政府之間的橋樑作用。 1921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與馬來亞各地的中華總商會一道成立了“馬華商聯會”就是一例。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華總商會出面召集了有118個僑團參加的“僑民大會”，宣布成立支援祖國抗戰的“籌賑會”。在新加坡籌賑會的影響和帶動下，東南亞各地紛紛成立類似的抗日救亡團體，並在此基礎上，於1938年10月10日成立了以陳嘉庚為主席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南僑總會”)作為南洋華僑抗日救亡的最高領導機關，它為推動抗日救亡運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東南亞的綜合性僑團還有“巴城中華會館”(1900年，印尼)、“雪蘭莪中華大會堂”(1923年，馬來亞)等。
形式不同、性質各異的僑團，是隨著華僑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而來的，它是華僑社會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兩手空空，離鄉背井，移居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碰到困難時，憑著同鄉關係，憑著共同的方言，“親不親，家鄉人”，家鄉組織雪裡送炭，使他跨過了異鄉生活的第一道難關；當這個人融入僑居地社會後，他仍然可以從各類僑團得到這樣或那樣的支持和幫助。當然，這個人也會把給予自己支助的社團看成是“家”，會給予回報，並且通過這些社團聯繫自己多災多難的祖國，履行一個僑民對祖國的義務。
僑團和自己所代表的群眾有著血肉依存的關係，因此充滿著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