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南洋華僑商務活動的中心，同時也是英國在東南亞的最重要基地。 1877年初，駐英國公使郭嵩燾上任不久，即與英國外交部進行在新加坡設領事館的外交談判。英政府對此事持消極態度，但此前它已在中國派駐了多處領事，因此要完全回絕清朝的要求也是不可能的。他們採取拖延、推託、限制的對策，只同意清政府在新加坡一地設領事館，而且對領事館的職能作了很多限制，把領事館設置當成是臨時安排，領事只能作商業代辦，不能過問華僑事務。尤為令人氣憤的是要求第一任領事不由中國委派，而從當地華僑中遴選。為達到設領事館的目的，郭嵩燾答應了英外交部的要求。
1877年10月，中國駐新加坡領事館開館，第一任領事是僑領胡璇澤(本名胡亞基)。胡璇澤死於1880年，在任不滿三年。他作為一位華僑領袖是頗有些作為的，但作為一名外交官，政績就乏善可陳了。
胡璇澤的繼任人左秉隆、黃遵憲等的政績倒是相當突出的。
左秉隆，字子興，於1881—1891年任駐新加坡領事，1907—1910年任駐新加坡總領事，前後駐節新加坡10餘年。左秉隆是清朝同文館的高材生，同文館是培養外語和外交人材的學府，因此左的英文很好，曾隨清使臣曾紀澤出使英國，任翻譯官。左秉隆是清政府中比較通曉外交事務的官員，他任職期間做了一些好事，如：關心華僑疾苦，阻止新加坡販運“豬仔”華工的活動；發動華僑募捐賑濟祖國自然災害；最為突出的是積極傳播中華文化。他辦“會賢社”，每月出題課士，宣傳儒家思想，成立“英語雄辯會”，每週辯論一次政治、社會、文化等問題。他還大力提倡中文教育，支持創辦義塾，加強華僑與祖國的聯繫。左秉隆的所作所為頗得上司好評，華僑社會對他任內的政績也有相當讚譽。
黃遵憲，字公度，1891—1894年間出任駐新加坡總領事。黃是一位舉人，能詩善文，文學造詣很高，曾擔任過駐日本使館參贊，外交經驗豐富。和左秉隆相比，黃遵憲顯得更為大刀闊斧、更為果斷一些，更符合時代潮流。左秉隆辦“會賢社”，課士時出的題通常是傳統國學舊論，而黃遵憲上任，將“會賢社”改組為“南社”，題目也改為結合當時列強和中國的現實問題。他還注重調查研究，實地了解僑情，對華僑不願回國的現象，經詳察後指出，是由於回國後要面臨“官員之查究，胥吏之侵擾，宗黨領里之訛索，種種貽累，不可勝言”，華僑“孤行孑立，一遭誣陷，控訴無門”，因此有家想回而不敢回。他上書朝廷，請廢除舊法，另立新章，豁除海禁，招徠華僑回國。黃遵憲在任內努力維護華僑利益，和英殖民政府公開抗爭，因此英殖民官員對他十分不滿，認為“如果他再留職五年，此地華僑對我們的忠誠將極大地削弱，華僑對我們的好感也會大受損害”，這倒是對黃遵憲政績的很好肯定。
晚清駐東南亞的外交官中，左秉隆和黃遵憲是最突出的。但不論他們個人怎麼努力，想盡其“護僑”之責，由於中國國力衰弱，正像左秉隆在一首詩裡寫的“世無公理有強權……外侮頻來緣國弱”那樣，一介領事在如此惡劣的政治環境中，是難有作為的。
弱國無外交，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