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曾經得到海外華僑的大力支持。孫中山先生說過許多肯定華僑的革命貢獻的話，其中流傳最廣的是“華僑是革命之母”，它生動形像地說明，如果沒有華僑從革命一開始就給予支持，革命是難成功的。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在辛亥革命50週年紀念大會上說：“海外華僑是辛亥革命的強有力的支持者”，這話反映了歷史的真實。
華僑的分佈，以南洋地區為多，因此給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以強有力支持的首先是南洋華僑。
孫中山先生也是華僑，在他13歲時就投奔旅居檀香山的哥哥孫眉(孫德彰)。他在檀香山受過教會教育，也在哥哥店里工作過。 1891年，在檀香山組織了革命團體——興中會，開始了在海外的革命生涯。在1905年革命政黨——同盟會成立之前，孫中山先生在歐美、日本活動較多，同盟會成立之後，南洋就成為他革命的主要基地了。
南洋華僑熱烈響應孫中山先生的號召，紛紛在各地建立同盟會分會。 1905年10月，他到越南，首先在堤岸建立同盟會分會。第二年年初到達新加坡，受到愛國華僑陳楚楠、張永福的熱烈歡迎，在這裡他領導建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先後加盟的有400餘人，其中有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在這之後，南洋各地都有同盟會組織。到1908年，僅南洋的英荷殖民地(包括印尼、新馬等地)就有同盟會的分會組織100多個。南洋華僑革命的中心在新加坡，後來遷移到檳榔嶼。從1900—1911年期間，孫中山先生曾八次抵達新加坡，其中有三次住在一所名為“晚晴園”的兩層樓房裡。這是愛國華僑張永福供養老母的寓所，張永福主動借給孫中山先生作為革命活動的總部。年輕的新加坡共和國是十分重視歷史傳統的，現在的“晚晴園”已成為文物資料館，得到很好的保護，甚至地鐵施工可能危及它時，也不惜改變線路，以保護這座有功於革命的建築物。
南洋華僑對革命的另一個巨大的貢獻是參加武裝起義，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從1895—1911年武昌起義的16年中，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黨人前後發動了10多次武裝起義，華僑都是起義的骨幹力量。特別是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在廣東、廣西、雲南發動的幾次起義，都有不少南洋華僑參加。其中1907年5月潮州黃岡起義的指揮者是新加坡華僑許雪秋，同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義是新加坡華僑鄧子瑜指揮的，這兩次起義的骨幹力量都是華僑。 1908年3月欽、廉起義，主力是由華僑組成的200餘人的短槍隊。
最壯烈的一幕是1911年的黃花崗之役。
這次起義是孫中山先生、黃興等人1910年10月在檳榔嶼開會策劃的，華僑從各方面給予支持。本來計劃挑選800個人組成敢死隊，通過一次大規模的起義，一舉達到推翻清朝統治的目的。但由於聯絡工作不力，敢死隊也只到了一部分。 4月27日黃興指揮著這樣一支人數不齊、倉促成軍的隊伍，在廣州發動起義，進攻總督府。這些敢死隊和革命志士，在起義的戰鬥中不畏犧牲，英勇作戰，但終因力量懸殊，寡不敵眾，起義失敗。事後，收殮了72具烈士的遺骸，合葬在黃花崗，被稱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後來又陸續查明14名烈士，計共86人，其中華僑佔1/3，而且全是從南洋各地回國參加起義的。這些烈士是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女，是華僑的光榮。
華僑對辛亥革命的貢獻更重要是從經濟上的大力支持。起義的裝備，士兵的糧餉，活動的經費，革命領袖的各種開銷等，幾乎全部是華僑捐獻的。孫中山先生在回憶他所領導的多次武裝起義時說：“其慷慨助餉，多為華僑。”1907—1908年孫中山先生領導幾次起義，共得華僑捐助約20萬元，大部分是南洋華僑所獻。黃花崗起義的軍費共籌得港幣18.7萬元，其中南洋華僑捐了八萬元。武昌起義，民國政府成立後，南洋華僑的捐款就更多了。陳嘉庚個人捐了五萬元給孫中山先生，許多祝賀革命勝利的電報都加上“款明日電付”、“款繼發”等內容。有人統計，1911年南洋華僑所捐的款多達五六百萬元。慷慨解囊的華僑，各階層的人都有，既有陳嘉庚這樣的愛國資本家，也有很多是貧苦百姓，有些事蹟是十分感人的。賣豆芽菜的越南華僑小販黃景南，加入同盟會後，將自己一生辛勞積蓄的幾千元，全部獻出作起義軍費。並且還將以後每日賣豆芽的收入貯入“撲滿”，以作革命之需。越南挑水工人關唐，每挑一擔水只得一文錢，但他將半生用血汗換來的3000元全部捐作起義軍餉。這些捐款絕大部分都是義捐，孫中山先生說這些華僑“不圖絲粟之利，不慕尺寸之位”，“一團熱誠，只為救國”。華僑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績是永垂史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