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鴉片戰爭後的100年間，中國人，主要是東南沿海省份的勞動人民，大規模出國謀生，每年平均在10萬人以上，累計出國人次超過1000萬人，足跡遍及全世界，形成了“海水到處，便有華僑”的格局。
中國人在鴉片戰爭後大量移居國外的原因主要是：第一，由於資本主義列強的入侵，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被破壞，大批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處於極端的貧困之中，為尋求生路，不少人飄泊異鄉。第二，西方殖民主義者為了掠奪東南亞和其他殖民地的資源，加快了對這些地方的開發。特別是19世紀後期，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開始了向落後國家進行資本輸出。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特別需要來自中國的勞動力。在殖民主義者眼中，中國人不僅是廉價的勞動力，而且是“不持武器而又勤懇的民族”，有較高的勞動技藝，這是礦山開採、園丘種植、公共設施的修築中不可缺乏的。因此，他們大批招誘中國人出國。此外，華僑的大規模出國，和清政府政策的改變也有很大的關係。清初承襲明朝的“海禁”政策，將出國視為大逆不道，一律禁絕，如有私出，要治殺頭之罪。鴉片戰爭後，隨著《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清政府被迫廢除“海禁”政策，使西方資本主義在中國掠奪勞動力合法化，這也是形成華僑大規模出國的重要原因。
華僑在這一時期移居的地方遍及世界各地，但主要還是集中在南洋。有一部分人是以自由人的身分到南洋去的，但大部分人是通過“契約華工”的方式出國的。
“契約華工”，是西方殖民者的叫法，是指華僑“自願”通過簽訂契約，應招到外國去做工。其實華工的“契約”是在暴力、誘逼下簽訂的，幾乎和賣身契差不多。也有把“契約華工”叫“苦力”(coolie)的，它源出於印地語。還有一種更普通的叫法是“豬仔”，說明“契約華工”在殖民主義者眼中與牲畜無異。 “契約華工”在鴉片戰爭前已經出現，但規模小，影響不大。大規模的“契約華工”出國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它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期才結束。
“契約華工”的買賣(“苦力貿易”、“賣豬仔”)是在“招工”的牌子下進行的。它大致的過程是這樣的：
1.“招工”。南洋各地的種植園主和礦場主將自己所需的華工人數及條件列出，交到設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洋行，由他們代招。洋行再轉由專事人口販賣的“豬仔館”去操辦。 “豬仔館”付款給人口販子即“豬仔頭”，由他們到各處去“招”人。所謂“招”其實是採取欺騙或擄掠等手段，將壯勞力拉進“豬仔館”。常見的手段，是用花言巧語誘拐被招募的對象，如說出洋做工可以賺大錢，勾引那些赤貧的人們上鉤。為湊足所需人數，在誘拐不成時，不惜採取野蠻的綁架手段，在荒村僻巷、通衢歧路，突然襲擊，將人劫走。 “豬仔”一進入“豬仔館”就失去了自由。這種掛著“招工”牌子的“豬仔館”，在我國東南沿海各口岸均設有，其中以澳門最多。 1855年，清末著名學者容閎曾親眼看見“豬仔館”的“無數華工以辮髮相連，結成一串，牽往囚室”。這種“奴隸牛馬之慘狀”使他感到鼻酸。在這種暗無天日的“豬仔館”囚禁的華工在登輪出洋前，還要受到僱工單位及當地官吏的盤查，供詞先由“豬仔頭”口授，要說外出做工是出自“自願”，否則就押回去吊打一頓，直至說出“自願出洋”而被記錄在案為止。 “契約”是洋文的，主要內容是出洋做工，完全出於“自願”，並規定了做工年限、地點、工資等等。豬仔大部分是文盲，當然也認不得洋文，一切只得任人擺佈，在“契約”上按上本人指印。契約合同一經簽立，領得一點“安家費”後，就“已為砧上之肉，釜中之魚，欲炙炙之，欲烹烹之”(《鄭觀應集》上冊12頁)。下一步便是苦難的海上航程了。
2.“浮動地獄”。運載“豬仔”的客船多是幾百噸到一千噸的帆船，設備簡陋，飲水不足，航速很低。由於販運“豬仔”十分有利可圖，船主為攫取暴利往往超額濫載。 “豬仔”登船後即監禁於艙門緊閉的船艙裡，形同囚徒。他們被鎖在隔成幾層的底艙裡，非常擁擠，白天只能肩挨著肩屈膝而坐，晚上人靠人躺下。空氣混濁，衛生條件惡劣，致使疾病滋生。 “豬仔”們稍有不順，即遭鞭笞。在漫長的旅途中，他們要忍受著肉體上病、餓、渴、悶、打的煎熬和人格的侮辱，死亡率高達20%—30%。在這海上的“浮動地獄”中忍無可忍的“豬仔”們常常被迫奮起反抗。他們殺死可憎的人口販子、船長和水手。如果反抗失敗，就寧可投海自盡而不屈服。 “浮動地獄”的倖存者到達目的地後就被送進“新客館”等待出售。
3.“苦難歲月”。運到南洋的“豬仔”，主要以新加坡為集散地，那時那里共有六家“新客館”。館中設有一排圓木大柵欄，用來禁閉新到的“豬仔”。而且還有武裝的會黨人物防守，嚴防“豬仔”逃脫。從這裡“豬仔”陸續被賣往東南亞各地的礦場和胡椒、香料、甘蔗等作物的種植園，在這些地方，“豬仔”的命運是十分悲慘的。一名“豬仔”，從招募至運達南洋，盤纏食宿費用約五六十元，售價二三百元。根據契約合同，每月工資五元，期限三年，工資共180元，但經層層抽剝，“豬仔”本人所得不過幾十元而已。如果無其他嗜好，三年約滿，可以恢復自由。但是在種植園內，往往有煙、酒、賭博引誘，稍有沾染，就需欠債，到時只能繼續當“豬仔”以抵債。 “豬仔”們還會遇到生命危險。在印尼的勿里洞島礦區，勞動條件極為艱苦和惡劣。如挑錫泥，華工要踩著狹窄的木板從三四十米深的湖底把錫泥挑上來，每擔有百多斤重，勞動強度極大，許多人因體力不支，失去重心而身墜湖底。正像廣東客家山歌唱的那樣：“挑等(著)錫泥過浮橋，千轉(回)過得千轉好，一轉失腳命會無。”熬過了苦難的“豬仔”生涯，許多人獲得了人身自由，雖然心懷家鄉，總想攢夠了錢，落葉歸根，回歸祖國，但實際上能實現願望的人並不多，更多的是終生留在南洋。他們和他們的子孫在異國他鄉辛勤勞動、生息、發展。
契約華工製度從19世紀中期起盛行至20世紀初期才結束。這是華僑史上血淚斑斑的一頁。
從古代到近代，中國人大批出國到南洋，主要目的是外出謀生，他們絕不是去征服和掠奪的殖民主義者。他們來自一個有優秀文化傳統的國度，刻苦堅毅，有很好的生產技術，在遠離家鄉的新天地裡，他們憑著自己的勞動和智慧，譜寫出有血有肉的歷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