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是在公元7世紀即唐朝時開始移居南洋的。唐朝是中國歷史上鼎盛的朝代，對外貿易、航海事業都很發達。這時期就有些中國人旅居海外，從事商貿和宗教活動。唐朝的高僧義淨，公元671年從廣州出發去印度研究佛經，歸途中，兩度在蘇門答臘島南部的室利佛逝(Sriwijaya)居住，前後共十二三年。有學者認為，他可算是最早的印度尼西亞華僑之一。公元10世紀時，阿拉伯人馬素提在《黃金牧地》一書中，記述了公元943年他經過蘇門答臘時，看見許多中國人在該島上從事種植業。南部的巨港(Palembang)中國人最多，他們是在黃巢起義(9世紀末)失敗後避居在這裡的。這說明，唐朝末年已有一批華僑因政治原因而在南洋定居。此時，華僑的人數雖然不多，但由於唐朝強大，經濟文化影響遍於四鄰各國，國際威望很高，因此華僑總豪邁地自稱為“唐人”，稱祖國為“唐山”，把自己的海外聚居地稱為“唐人街”。

華人大批出國，並且在某些國家開始形成華僑社區是在宋朝。這與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有關。公元10世紀，宋朝建立，中國的政治經濟重心開始南移，南方經濟的發展超過了北方。宋朝的手工業、商業興盛，海上交通比唐朝更為發達。發展和南洋各國的貿易往來，成為國家的財源之一。這些，為中國人去南洋創造了很好的條件。當時華僑下南洋，乘的是風帆，要依靠季候風向，有些人錯過返航的季風，只好在當地住下來，待次年再北返。後來隨著貿易的發展，為便於商品交易，漸漸有中國人居住下來，叫做“住蕃”，而且一住就是10年、20年，娶妻生子。顯然，這些“住蕃”，就是早期的華僑。據中國史書記載，中國商人到南洋的爪哇、婆羅洲等地頗受禮遇，他們和當地人民的關係融洽友好。

元明兩朝(公元1271—1644年)，我國的對外貿易和海上交通都比唐宋時期發達，這樣，移居南洋的中國人就更多了。 14世紀時，印度洋的航運權幾乎完全掌握在中國人手中。明朝初年，在1405年至1433年間出現了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在將近30年的時間裡，鄭和率領著當時舉世無雙的艦隊，訪問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有14個是在南洋。鄭和的遠航，增進了中國和南洋諸國之間的了解和聯繫，維護了通往南洋航道的安全，為華僑的出國和他們在南洋的經濟活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華僑在元明時期已廣泛分佈到南洋各地。他們開發僑居地，並形成了華僑的“新村”。在爪哇的麻喏巴歇(Majapahit)帝國有幾處要地都有這樣的“新村”，人數相當可觀，多的達到1000多戶，大部分來自廣東、福建南部沿海地區。其他如菲律賓、暹羅、馬來亞均有類似的情況。據傳說，鄭和的船隊曾在爪哇中部的北海岸登陸，他的副手王景弘因病重留居一個岩洞中。王景弘及其部下在這裡休養、墾殖，使這個地區逐漸繁榮起來，成了一座紀念鄭和(“三寶太監”)的城市，叫三寶壟(Semarang)。這傳說是否符合歷史真實，人們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爪哇中部的名城三寶壟，最早是中國人開發的。這一時期，有許多華僑與南洋各國的當地民族雜居、通婚，並開始同他們融合起來。

從16世紀中葉的明朝中期到19世紀鴉片戰爭前的300年間，南洋華僑人數急劇增加，活動的區域更為擴大。這一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封建剝削和壓迫日益加重，閩粵兩省的破產農民、手工業者紛紛冒險出洋，尋求活路。由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閩粵兩省沿海人民去南洋經商而不回來的人也多起來了。明清兩朝交替之際，政治動亂，也使不少人避居南洋。這是中國人較大批出國的原因。從南洋各國的情況看，16世紀以後，歐洲殖民主義者開始侵略這一地區，到19世紀末，除暹羅外，整個南洋地區，都成了西方的殖民地。為掠奪東方的財富，西方殖民主義者需要大批廉價而又有較高技能的中國勞動者。因此，他們採取各種手段將中國東南沿海的青壯年誘引到南洋去當華工。這樣，華僑中除原先的商人、政治避難者外，華工的人數越來越多。到鴉片戰爭前夕，南洋華僑的人數已接近100萬，分佈更為廣泛，出現了更多的華僑聚居區。如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檳榔嶼、新加坡、馬尼拉等城市，華僑都在萬人以上，他們在當地的社會經濟生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鴉片戰爭前長達1000餘年的漫長歲月裡，中國人不斷移居南洋，最後達到了相當的規模，在南洋形成了有濃郁的中國南方特色的華僑社會。華僑移居南洋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概括起來不外乎經濟原因和政治原因兩個方面。商人到南洋經商而定居，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為謀求活路而遠走他鄉，這些都可看作是經濟原因造成的。國內發生政治動亂，為躲避戰亂、政治迫害而亡命南洋，成為長期僑居在外的中國人，這是政治原因造成的。 華僑出國達到高潮，那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