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偉大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公元前110年)，崇信黃老，他評論當時流行的儒家、法家、陰陽家、墨家、名家的學說，認為它們各有長短，只有道家最好。為此，他寫了《論六家要旨》。
司馬談說，陰陽家教人按時令辦事，比如春種秋收，夏長冬藏，這是對的。但他們把這個要求說得過了頭，並且推廣到國家政治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每天該干什麼，不宜幹什麼，都有說法，假若違背了，就會不吉利。讓人們備受拘束，心裡有許多害怕。我們今天說的“黃道吉日”之類，就是這一派的創造。
儒家讓人學的東西太多，幾輩子也學不完。太多，就讓人不得要領。但他們區別上下尊卑，建立與此相應的禮義制度，是對的。
墨家太儉樸，生活艱苦，讓人受不了。但他們要求努力生產，節約用度，是一條致富之路。
法家不分親疏貴賤，一切以法律為準，不顧恩義、不講情面，一時一事可以這樣作，但不是長久之計。不過他們尊崇君主，主張各安職分，不得逾越，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
名家死摳字眼，把道理攪來攪去，讓人難以反駁，而結論又常常荒謬，比如說什麼“白馬不是馬”。但他們根據名稱或名義，去考察實際是否與名相符，這是不可不認真的。
道家讓人精神專一，辦事不露聲色，卻周知一切，領導一切。他們講求時令，但不忌諱什麼吉凶；他們採納儒墨二家的長處，掌握名法二家的要領。跟著時代前進，順應事物變化，所採取的措施沒有不恰當的。他們的要領簡單，容易掌握，用力少而成功多。他們講“無為無不為”，這話難以理解，但做起來非常容易。他們“以虛無為本”，就是說不先定一個框框，而是根據具體情況作決定。不搶先，也不落後，所以能領導一切。說他們有標準，又沒有標準；說他們有規矩，又沒有規矩。標準和規矩都要看時機和具體對象。他們不聽那些空話，而是根據實際，讓好壞自然分明。所以只要他們想辦什麼，沒有辦不成的。
司馬談還說，人之所以有生命，就是因為有精神，精神又必須寄託於形體。思慮過度，精神就會衰竭；勞累過度，身體也會損壞。精神離開形體人就死亡，死了就再也活不過來，所以聖人特別重視這件事。假如不能保重身體，不能使精神寧靜，說什麼“我有辦法治理天下”，道理何在呢？
由此看來，司馬談是黃老學派中的一員。漢武帝初年，他做過太史令。漢武帝到泰山封禪，這是千年不遇的盛典，其隆重的程度，今天是無法想像的。但漢武帝沒讓他去，他因此而氣死了。臨死之前，他拉著司馬遷的手，要司馬遷繼承自己的事業，把《史記》寫出來。
司馬遷(公元前145—約前86年)繼承父志，寫完了《史記》。司馬遷忠於事實，不誇大，不縮小，也不隱諱。所以他也直率地批評了儒家和儒生。有人據此說他也是黃老道家學者，其實他只不過是實事求是而已。
司馬遷因替兵敗被俘的李陵辯護慘遭宮刑，他以實事求是態度，大約寫下了漢武帝的一些缺點，因而又一次觸怒了武帝。據郭沫若先生說，可能在他寫完《史記》不久就被武帝殺害了。
司馬遷死後，黃老道家在政治舞台上就銷聲匿跡了。
幾十年後，四川成都出了個嚴遵。他以算卦為生，借算卦教人為善。他掙夠了一天的飯錢，就收攤回家，研究《老子》，有《老子指歸》流傳至今，是一部思想深刻的書。
嚴遵的情況表明，獨尊儒術以後，道家就離開了朝廷，轉向了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