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又叫《淮南鴻烈》，是淮南王劉安(公元前179—前122年)和他的一些門客共同完成的著作。劉安是漢武帝劉徹的堂叔，比劉徹大20多歲。 《淮南子》大約是在漢景帝時完成的。
劉安著書的目的，是想以道家哲學為基礎，總結歷史上的治亂興亡，成敗得失，提出一套系統的治國綱領，獻給朝廷。
《淮南子》第一篇就講道，它說道蓋住了天，承載著地，高不可攀，深不可測，它包容著一切，無邊無際。打開，它擴展到四面八方；捲起，不夠一隻手握的。它節制四時，調和五行，撫育著萬物，但不自以為有功，也不支配它們。天上飛的，水里遊的，地上走的，泥裡爬的，都由於道而得以生存，但並不因此而感恩；也由於道而死，但並不抱怨；得了好處的，無法讚美它；遭到挫敗的，無法非難它。掌握了道的要領，就獲得了自由。他知道天下的事情不可以有為，應因任它們的自然。無為，是得道者的歸宿。
《淮南子》說，無為，不是什麼也不做，而是根據事物的自然本性，因勢利導。比如水向低處流，你開溝挖渠，讓水流過來，這不算有為；又比如春天種莊稼，你必須整地播種，鋤草中耕，這也不叫有為，而是無為。
我們看到，《淮南子》的無為，不同於老子，也不同於韓非，和《黃老帛書》的思想相近。不過《淮南子》不主張用法令治國，而主張用仁義治國。
《黃老帛書》有的說產生於戰國末年，有的說在秦漢之際，它還是道家和法家相結合的產物。思想的發展有個繼承性，漢朝初年還不可能脫離道家和法家相結合的格局。
秦朝用法家，法令非常多，刑罰非常殘酷，劉邦佔領秦國都城咸陽之後，宣布廢除這些煩瑣而苛刻的法令，得到百姓們的擁護。但是，統治這樣一個大國，沒有必要的法令是不行的，剛剛建立的漢朝沒有別的榜樣，只能在秦朝的基礎上略加修改。所以，有些法律仍然很殘酷，比如割鼻子，砍腳趾。有個叫淳于意的醫生犯了罪要到京城西安去受刑。他有五個女兒，圍著他哭。他罵道：“沒個兒子，要你們有什麼用！”小女兒緹縈聽了父親的話，決心隨父進京。她向漢文帝上書說：“犯了罪就毀壞人的身體，連改過自新的機會也沒有了。”漢文帝受了感動，廢除了這類刑罰。
嚴酷的法律早已引起了人們的不安，所以《淮南子》認為，依靠嚴峻的法律刑罰，建不了大的功業。這是拋棄了大道而依靠小聰明。依靠小聰明，就像用螃蟹抓老鼠、用蛤蟆捉跳蚤，不僅抓不到壞人，反而會引起大亂。大禹的父親修了堅固的城池，諸侯們卻背叛了他。大禹毀了城池，銷毀了兵器，反而天下歸服。
所以，《淮南子》得出結論說，仁義才是治國的根本。法律，只是輔助手段。重法律而輕仁義，就好像愛護帽子和鞋而不顧頭和腳。秦朝的失敗，就是因為不行仁義。在這個問題上，《淮南子》得出了和賈誼一樣的結論。道家的哲學又要和儒家的政治學說結合了。
《淮南子》說，人民是國家的根本。國家要太平，必須讓人民安寧；人民安寧的基礎，是有吃有穿；有吃有穿的條件，在於讓人民安心生產；安心生產的條件，是君主要節制慾望，不要生事擾民。這些主張，又是漢初以來黃老政治的繼續。
一般說來，中國古代和《淮南子》同類的“子”書，都不僅是一部哲學著作，而且還是政治、社會學說的著作。哲學，往往是政治主張的理論根據。不過這些“子”書多是一家之言，其政治學說也往往只是針對某一類問題。從《呂氏春秋》開始，自覺地把自己的著作作為治國安民的一部綱領性著作，因而力求全面。 《淮南子》繼承了《呂氏春秋》的做法，把製訂一套全面的治國綱領作為自己的目的。為此，它廣泛採納各家學說，同時根據現實的情況，提出自己的主張。因此，它和《呂氏春秋》一樣，幾乎是包羅萬象，所以被人們稱為“雜家”。
《淮南子》在《原道》篇以後，就從天地生成、天地結構開始，一直講到社會、政治以及處事做人的種種問題。從虛無中產生了氣，元氣剖分，輕清者上升成為天，重濁者下降成為地，這樣一種宇宙生成模式，是《淮南子》的首創。天地生成以後，就是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的出現，是各種動植物以至人類的誕生。 《淮南子》描述了天地之間的這些事物，介紹了許多有關的科學知識。這些內容，老子、莊子是不關心的。書中曾經提到，有人問天地為什麼不墜不陷？風雨雷霆是怎麼回事？在看來，這些都是沒有用的知識，因而也是沒有意義的問題。
講完天地萬物，就講人事。 《淮南子》也嚮往上古，認為那是個治理得非常好的時代：治世。以後就人心敗壞，道德淪喪。但是，從物質文明這一面說，《淮南子》又看到了不容否認的進步：古人住洞穴，後來修建了房屋。古人因山川阻隔，不通往來；肩扛手提，貨物不易互相交換。後來有了舟船車輛，便利了交通運輸。古代沒有衣服，後來人們可以織布穿衣。古人用木棍耕地，蚌殼作鋤頭，木鉤子打柴，抱著罐子到河裡取水，野獸經常侵襲他們。後世人們冶煉金屬，發明了犁鋤，用斧頭砍柴，桔槔取水，製造了金屬武器來防禦野獸。對於這一切，《淮南子》是歡迎的。它不像那樣反對機械，有了桔槔還要抱著罐子取水；也不像《老子》那樣，主張不用那些十倍、百倍於人力的工具。這樣，《淮南子》就能夠隨著時勢的發展，來確定自己的社會主張，而不是像老子、莊子一樣，一味地崇尚古代。
因此，《淮南子》也不像老子、莊子那樣反對禮儀制度，但認為禮儀制度要隨著社會的改變而改變，說：“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法度製令，各因其宜。”(《淮南子·氾論訓》)
作為一部為治理國家而提供理論原則的著作，《淮南子》也以較多的篇幅論述了天人關係，即人神交通的問題。當時，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外，《淮南子》談論天人感應的內容最多。 《淮南子》認為：“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泰族訓》)。特別是君主，他的行為善惡可以立即得到上天的反應。辦了好事，天上就出現景星，地上就湧出醴(li裡)泉；國家危亡，天文就發生變異。因此，人們應該行善積德，以求得到上天好的反應。這些思想，是《黃老帛書》思想的延伸，但距離老子、莊子，就非常遙遠了。而《淮南子》這一套思想，正是漢初黃老思想的表現，甚至可說是黃老思想的集大成者。
劉安將自己的著作獻給皇帝，但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漢武帝已準備獨尊儒術，劉安卻仍舊主張黃老治國。思想上的分歧已埋下了君臣不和的種子。而且劉安還主張君主應拆掉城池，銷毀兵器，有意無意地使人想起平定七國之亂的戰爭，而劉安把責任歸於中央政權的不施恩惠、猜忌太多。班固還說，劉安也企圖治好他封地內的百姓，自己留個好名聲。這也是招禍的根子。那時候，好名聲只能歸於皇帝一人。因此，劉安和漢武帝的矛盾也加深了。劉安的父親劉長就因為謀反罪死在流放的路上，劉安也因謀反罪被迫自殺。
劉安和許多道家人物一樣，不信鬼神。他說，有些人有功於人民，人民就把他尊成神；有些物對人有用，人民也把它尊成神；有些事，不過是藉鬼神來勸人，比如說不能睡在門口，那樣鬼神會踩他的頭，不過是因為那樣容易感冒頭疼罷了。
劉安收羅了許多方士，據說他有一本講煉金的書。後人又傳說他當了神仙，上了天。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就是關於他的故事。人民對他的印像還不壞，大約他生前辦過一些好事。
《淮南子》以外，有部書叫《文子》。關於文子其人其事，今天已難以察考。有人說他是東周初年人，有人說是戰國時代楚國人。但《文子》一書的內容，許多和《淮南子》相仿，所以有人認為《文子》抄襲《淮南子》，也有人說是《淮南子》抄襲《文子》。從《文子》一書的內容看，說它是漢朝初年的著作是對的。至於它和《淮南子》的關係，對我們並不重要。
今存《文子》有12卷，和漢初許多著作一樣，《文子》第一篇也是講道，名為《道原》。 “道原”也就是“原道”，和《淮南子》是一樣的。其他篇有《道德》、《上德》、《自然》，顧名思義，和老子的主張一脈相承；也有《上仁》、《上義》、《上禮》。上，就是尚。推崇、崇尚的意思。推崇仁義和禮，顯然是儒家的主張。 《文子》12篇中，用三個專篇闡述儒家的主張，這一方面，顯然比《淮南子》走得更遠。
但是《文子》一書，幾乎把每一句話都說成是老子的教導，仁義禮，也是老子所崇尚的。 《上仁》篇說：“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反過來說，務於仁義，就可以做到政治清明。 《上義》篇說：“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在這些話前面，都有“老子曰”三個字。也就是說，這些乃是老子自己的主張。這樣，老子思想就不僅是和其他思想互相融合，而且其本來面貌也被重塑了。 《上禮》篇說：“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中受人事，以製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當陸賈借談論《詩》、講無為的時候，就預示了老子哲學的振興。當借老子之口談論仁義禮樂的時候，離儒家獨尊也就不遠了。
依《文子》的主張，治國的綱領共有六條：“老子曰……古之為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也就是說，仁義禮樂(或禮智)是在老子“道德”指導下的仁義禮智，老子的“道德”是以仁義禮樂為內容的“道德”。這裡說的“道德”，是老子哲學的代名詞，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仁義道德。這樣一種治國綱領，正是漢初黃老學說的格局，不過沒能維持多久。
《文子·精誠》篇，是講天人感應的專篇。那裡說道，內心精誠，就“景星見”，“醴泉出”；逆天暴物，就日月食，五星失行。其中許多語言，和《淮南子》幾乎一字不差。但在《文子》中，這些也都照例冠以“老子曰”三字。
《文子》的思想，應屬於漢初黃老學的思想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