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名叫莊周，宋國蒙地人(今河南商丘人)，生活於戰國中期，約當公元前4世紀末到公元前3世紀初。曾作過地方上的小吏，地位大約夠不上今天一個鄉長。一輩子窮愁潦倒，常常沒有米下鍋。有一次，他向監河侯借糧。監河侯說，等我收完租，借給你好多好多。莊子說，路上車轍溝裡有條魚，要我給它一瓢水。我說你等著吧，我要請示龍王，給你挖條河。那魚說，等你的河挖成，我就進了乾魚店了！
莊子就是這樣一個人。
莊子生於老子之後二百來年，天下更亂了。老子那時剛剛開始的爭鬥，到莊子的時代，不僅更加激烈，而且更加殘酷。老子那時還存在的一百多個諸侯國，這時只剩下了十幾個，其中強大的只有七個。他們不斷地打來打去。一些大的戰役，常常要死幾萬、甚至幾十萬人。有的統治者把人民視作枯草敗葉，他們像割草一樣一批批殘害著人民的生命。死屍成堆成山，披枷戴鎖的人成行成串，受到刑具摧殘殺戮的人，到處可見。人民動不動就犯罪，犯了罪不是被割掉鼻子就是被砍掉腳。莊子形容說，世界就像一個大靶場，能活下來的是僥倖。人民過的日子，就像倒懸在樑上一樣難捱。沒有真理，沒有是非。偷一把鐮刀的人會被處以死刑，但篡奪了政權，偷得了一個國家的傢伙卻稱侯稱王。造反的人更多，規模也更大。有的造反隊伍橫行天下，威震四方，諸侯們也拿他們沒辦法。
學者之間的爭論也更加激烈。他們提出各種各樣的主張，常常爭得面紅耳赤、唇焦舌燥。莊子說，這些爭論，像大風一起，萬竅發聲；又像要出殼的小鳥的鳴叫，不是沒有意義，就是無濟於事。更有甚者，學者們的智慧，不過是作了竊國大盜的工具；他們的治國才能，反用來為竊國大盜準備禮物。莊子比喻說，有人怕小偷，就把箱子鎖好，甚至再用繩捆緊。但大偷卻連箱子一起搬走，還唯恐你鎖得不嚴，捆得不緊。比如齊國的國君，原是姜子牙的後代，他們遵照聖人的法令制度，把齊國治理得很好。忽然有一天，田成子殺了齊國的君主。他偷去的不僅是齊國，還有聖人的法令制度。聖人的智慧不過是為他準備了一份豐厚的禮物。他的子孫世代統治著齊國，誰又能奈何他們呢！所以莊子說：你製造了鬥、秤和尺子，為的是維持公道，他卻連製造鬥、秤、尺子的權利一起偷了去；你提倡仁義，為的是消除仇恨，他卻連仁義一起偷了去。誰有權有勢，就有人吹捧他的所作所為符合仁義。 “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莊子·胠篋》)因此，聖人們的智慧、賢人們的才能，實在是天下禍亂的根源。莊子認為，這些智慧和才能是不該表現出來讓百姓們知道的。
莊子說，聖人治國，就像人們馴馬。馬，它的毛是為了抵御風寒，蹄子是為了走路。高興了，它們就把脖子互相摩來蹭去；發怒了，就轉身用後腿相踢。後來，人給它們戴上籠頭，逼著它馱人、拉車，這就傷害了馬的本性。人在上古的時候，和禽獸雜居，一邊吃一邊玩，吃飽了就拍著肚皮到處遊蕩，哪裡知道有什麼君子小人！後來，聖人們提倡仁義禮制，於是有了是非好壞、君子小人。大家都要出人頭地，於是就發展智慧，互相爭奪。造成這個局面，實在是聖人的過錯。所以，聖人不死，大盜就不會停止；砸了鬥，折了秤，人民才不會爭競；砍掉能工巧匠的手，人們才能保有自己的靈巧；封住思想家們的嘴，人們才能保有自己的智慧。這樣，人民才能恢復淳樸的本性，也就不會有爭奪和戰爭。
老子還只是嚮往小國寡民，莊子甚至嚮往著人和禽獸雜居的時代。莊子比老子更加激烈地反對文明的成果。他說有個種菜的老人，寧肯挖個隧道、抱著罐子到井底去取水，也不用那輕便省力的桔槔〔jie gao潔高〕。因為桔槔是機械，能想到用機械取水，就會想到用心機和人爭鬥：“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莊子·天地》)
比起老子，莊子有著更深的悲哀。
一書是莊周和他弟子們、以及弟子的弟子們著作的結集。我們所說的莊子事蹟和思想，主要根據這本書。的語言飄忽不定，變化多端，詼諧奇特，妙趣橫生。許多說法似乎荒唐，不近情理，沒有傾向，不著邊際。他們認為天下是這樣的沉淪和污濁，無法正而八經地講說，只能把深沉而廣闊的真情寄託於形形色色的寓言故事之中。書中的道理，如廣闊宏大的海洋，茫茫無邊；如幽暗難測的深淵，恍惚而渾厚，常常使人覺得言辭雖盡但餘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