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國民黨反動派在發動政治和軍事圍剿的同時，在文化戰線上發動了文化“圍剿”，採取了高壓和恐怖政策，使許多進步書刊和革命出版物遭到查禁，許多革命作家和進步作家、革命的文化工作者遭迫害和打擊。
1928年國民黨反動當局頒布禁令，查禁所謂“顯違黨義”或“其他經法律規定禁止發行者”的刊物。僅1931年被查禁的進步書籍達二百二十八種；1934年僅上海就有一百四十九種文藝書被禁；1936年又查禁社會科學類圖書六百七十六種。在查禁大量進步書刊的同時，搗毀進步出版機構和書店，迫害和暗殺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和進步人士。 1931年2月，槍殺了優秀作家柔石；1934年11月暗殺了《申報》總經理史量才；1935年逮捕杜重遠，查封了他主編的《新生》周刊，等等。 1929年查封了創造社，1931年以出版“左聯”機關刊物為由查封了上海現代書店，同年還查封了北新、群眾、樂群等書店。 1933年冬，先後搗毀了良友圖書公司、神州國光社、光華書局等。 1937年為了控制言論，公佈《書籍雜誌查禁暫行辦法》。 1938年又公佈《戰時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進一步摧殘進步的出版事業。 1939年4月到1940年4月，被查封或被迫停業的生活書店就有十六處分店，新知書店有九處分店。抗戰時期國統區的檢查制度和惡劣的政治、經濟等社會環境，使圖書事業遭受嚴重打擊。而淪陷區，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掠殺，大批圖書被掠奪、被焚毀，出版社遭到洗劫，使淪陷區的圖書事業處於癱瘓。抗戰勝利以後國民黨政府一方面準備進攻解放區，一方面對人民實行鎮壓，推行法西斯統治，扼殺出版、言論自由，繼續推行一系列禁書法令，使國民黨中宣部直接控制新聞、圖書雜誌的審查。當人民民主運動興起，國民黨反動派除了查封在抗戰勝利後出現的進步書刊和出版機構外，對民主、進步人士進行毆打、綁架、監禁和屠殺。 1946年著名的民主進步人士李公樸、聞一多先後被暗殺。國民黨反動當局推行的文化白色恐怖政策，使我國的圖書出版事業受到嚴重損失。據統計，上海的書店在1935年有二百五十九家，1949年全國僅剩三百十二家。
另一方面，國民黨反動當局通過自辦書店，自辦刊物發行書刊，企圖壟斷宣傳工具為他們的政權服務。他們組織一些政客和文人如胡適、梁實秋之流，以《新月》雜誌、《前鋒週報》、《文藝月報》、《宇宙風》等為陣地，進行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宣傳和向革命文藝進攻。
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進步的文化出版工作者沒有被嚇倒，更沒有屈服，他們在國統區組織進步文化團體進行反“圍剿”。 1930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社會科學家聯盟”。當時“左聯”創辦的刊物有《萌芽》、《拓荒者》、《文學月報》、《北斗》，外圍刊物有《大眾文藝》、《文藝新聞》、《現代小說》等。還有鄒韜奮辦的《生活周刊》，宣傳愛國主義、進步思想，開展聯繫群眾工作，深受人民群眾的歡迎。
這個時期的魯迅除了繼續創作大量戰鬥雜文，作為投向國民黨反動派心臟的“投槍”外，還以古代歷史和神話傳說為題材，創作了《非攻》、《理水》等五篇小說，後收於里。郭沫若寫了《孟夫子出妻》、《司馬遷發憤》、《楚霸王自殺》等歷史小說，“以古喻今”、“以古諷今”，具有強烈的革命現實主義精神。茅盾的、和農村三部曲，描寫了20世紀30年代廣大工農群眾生活貧困化的景象。田漢創作演出了《亂鐘》、《暴風雨裡的七個女性》、《揚子江的暴風雨》等戲劇，反映了“九·一八”以後，中華民族保衛祖國，反抗侵略的英雄氣概，有力地鼓舞人民進行抗日鬥爭。還有葉聖陶的，曹禺的《雷雨》、，巴金的，老舍的，蔣光慈的《田野的風》等作品，從不同的角度深刻揭露了現實社會的黑暗。同時，魯迅和瞿秋白等翻譯了大量的世界無產階級的文學名著。如魯迅譯的《毀滅》，瞿秋白譯的《高爾基論文選集》和《高爾基創作選集》，曹靖華譯的《鐵流》，夏衍譯的等，對廣大青年投身無產階級革命，堅定革命意志，起到了積極作用。
在革命根據地內，在反圍剿極其艱苦的環境中，仍然出版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如列寧的《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等。
抗戰前後，為了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團結全國人民共同抗戰，在延安創刊了黨中央機關刊《解放》周刊，陝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新中華報》(前身為《紅色中華》)，1941年改名為《解放日報》，成為黨中央機關報，至1947年3月27日止，共出版二千一百三十期。在抗戰和解放戰爭的很長一段時期，它成為宣傳我黨的政治路線和各項政治主張，揭露國內外階級敵人的陰謀，號召全國人民為中華民族的生存，為自己的解放而鬥爭的喉舌。
1939年，延安創刊《八路軍軍政雜誌》，這是一份為提高我軍抗戰力量，同時向友軍和人民提供抗戰經驗的刊物。其後創刊的中央一級刊物還有《共產黨人》、《中國青年》、《中國婦女》、《中國工人》、《中國文化》等。根據黨中央指示，各個抗日根據地都出版了報刊，1940年已發展到二十多種，如《新華日報》華北版、《抗戰日報》、《晉察冀日報》、《大眾日報》、《中國人報》、《鬥爭報》、《抗敵報》等。在國統區內，我黨利用合法的身份地位，公開辦的報刊有武漢的《群眾》周刊，1938年創刊於武漢的《新華日報》等。在整個抗戰期間，積極宣傳我黨的抗敵政策，團結教育人民，反對國民黨的片面抗戰和反共投降政策，堅持全面抗戰的統一戰線的立場。抗戰勝利後，它揭露了國民黨的假和平真內戰的嘴臉，團結廣大人民群眾，為爭取人民民主而努力奮鬥。同時，在國統區還有許多由我黨領導，或受我黨影響的進步刊物，如由李公樸的《全民周報》和鄒韜奮的《抗戰》合併的《全民抗戰》，1937年8月夏衍在上海創辦的《救亡日報》等。
在書籍出版方面，抗日根據地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出版了許多馬列著作。 1938年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列寧斯大林論中國》，1939年出版了五卷的《斯大林選集》、《聯共(布)黨史簡要讀本》。同年9月在延安創辦“新華書店”，是黨中央領導下負責圖書印刷、出版、發行的機構。 1942年編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思想方法論》等。毛澤東主席這個時期著作有《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新民主主義論》，劉少奇的《論黨》，朱德的《論解放區戰場》等，也先後出版並廣為流傳。
文藝著作方面，抗日根據地的作家們寫出了一批深受廣大人民群眾所喜愛的作品，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家莊的變遷》，賀敬之、丁毅的歌劇《白毛女》，李季的長詩《王貴與李香香》等，都得到了出版流傳。
1944年的《毛澤東選集》
解放戰爭期間，各解放區的書刊出版更為活躍。早在1944年，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第一次編印了《毛澤東選集》五卷本，1946年又重編為六卷本，收入著作三十八篇。 1945年前後至1946年7月，華北、華中、華南的十九個解放區的圖書出版事業都獲得了很大發展，每個區都成立了編輯出版機構，有的附設於報社，有的由新華書店等發行機構領導。在東北解放區，除翻印延安和各解放區的出版物，還出版了反映東北解放區鬥爭生活的《暴風驟雨》、《政治委員》等各種書籍，並且出版了影響全國的東北版《毛澤東選集》。東北解放區僅新華書店系統在1947～1948兩年裡就出版了五百九十二種書刊，發行量達一千四百萬冊，並出版了總數達六百餘萬冊的中小學教科書。
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使解放區不斷擴大，並且連成一片。 1948年6月《晉察冀日報》和晉冀魯豫的《人民日報》合併，於石家莊出版《人民日報》，成為中共華北局的機關報。 1949年初，《人民日報》遷往北京，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解放區的圖書事業發展很快，據華東、華北、華中、西北、東北五大解放區的不完全統計，從1945～1949年共出版了五千多種圖書，印行了四千多萬冊。解放區圖書出版事業的成就，為新中國圖書事業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1944年的《毛澤東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