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術的發明起源於捶拓和製造印章技術。
我們的祖先在石頭上鐫刻文字，最早見於實物的是戰國後期的石鼓，到東漢蔡邕於熹平(172～177)年間奏請鐫刻碑文，以訂正《六經》的文字。漢代刻石經為後世歷代統治者作出了榜樣。我國刻石活動的傳統自公元2世紀一直持續到18世紀。刻石的傳統發展了捶拓技術。將石刻文字轉錄到紙上的方法稱為拓石。
《隋書·經籍志》記載了隋煬帝藏有漢魏石經的全部拓本，並記載說南朝梁代的藏書目錄中也有石經拓本。拓碑是一種極好的複製文字的方法，它不僅解決了抄寫的勞苦，而且還可避免抄寫錯誤。不過由於碑刻文字是陰文，捶拓出來的塌本是墨底白字，閱讀效果並不理想，然而它卻給印刷術發明帶來了重要啟發。
製造印章技術我國很早就有了。在戰國時代印章就已經常見了。 《周禮》中有“璽節”的記載。 “璽節”就是印章。秦始皇統一全國後，皇帝用的印稱為“璽”，普通官私用的才稱為“印”。漢時用印封檢奏章，故稱為印章。秦漢以前多為陰文印章，秦漢以後多為陽文印章。印章的體積很小，一般只刻三四個字的姓名或官銜。由於印章上多為陽文，即反刻的，它印在紙上的是正體的白底黑字，非常清楚。捶拓技術和印章的雕刻方法結合起來，導致了雕版印刷術的發明。
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從文獻資料上看，應當不晚於唐代中葉。例如唐穆宗長慶四年十二月(824)，元稹為白居易所作的《長慶集序》，就記載當時有印本書的出現。
在實物方面，首先要提到敦煌發現的鹹通九年(868)的《金剛經》，它是現知世界上最早的刻印有確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這部書是一個長約十六尺的捲子，本文由六個印張粘綴而成，前面還有一幅題為《祗樹給孤獨園》的圖，其內容是釋迦牟尼佛在祗園精舍向長老須菩提說法的故事。卷末刻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的字樣，其文字圖畫渾樸凝重，精美異常，其刀法純熟，墨色勻稱，印刷清晰。現藏於英國倫敦博物館。今天可見的最早的印本曆書是乾符四年(877)曆書和中和二年(882)曆書殘本。 1944年在成都東門外望江樓附近的唐墓中發現有《陀羅尼經咒》，印本居中部分是梵文，紙端印有“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這是國內現存最早的佛經印刷品。
《金剛經》書影
我國唐代的雕版印刷品，主要是人民日常所需的著作和佛家宣傳的經律等。當時這一新的技術還只應用於局部地區(四川和長江下游一帶)和局部範圍(民間和寺院)內，它最初的目的並不在於傳播知識，而在於準確地複制經文等，因此，印本書也只是處於一個初期階段，及至五代，則逐步由寫本階段過渡到印本階段了。
到了五代，民間和佛教的刻書事業更加發展。主要流傳於民間和寺院的印刷術，到五代時逐漸進入士大夫階層，不少貴族文人“自出俸錢”或聚資僱人刻書。私人出資刻書的人首推和凝。和凝是後唐時翰林學士，後晉天福五年(940)出任丞相。他長於短歌、艷曲，有一百卷，自己謄寫上板雕印。前蜀曇域和尚在成都雕刻印其師貫休和尚的《禪月集》；後蜀的宰相毋昭裔也令他的門人句中正、孫逢吉寫《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等雕版印刷。
五代時期，印刷技術也引起了官府的重視，開始了官府刊刻圖書的事業。後唐明宗時宰相馮道、李愚奏請刻印儒家經典，由當時的最高學府——國子監組織專人，以唐《開成石經》為依據，刻九經印板，印《易》、《詩》、、《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儀禮》、《周禮》、《禮記》。這是儒家經典第一次開雕，也是官方開始採用雕版印刷書籍的開始。 《九經》刻印從後唐長興三年(932)起到後周廣順三年(953)止，經歷了四個朝代，花了二十二年才全部完成。這些書是由國子監負責刻印的，即為“監本”。這個制度影響了以後幾個朝代，宋代監本就是以五代監本為底本刻印的，宋人稱五代監本為“舊監本”或“古京本”。印刷術由民間進入官府，印書範圍由雜書上升到經典，提高了它的地位，因而也更有利於其發展。
五代刻書現存的很少，僅有敦煌發現的《唐韻》、《切韻》和天福十五年刻的《金剛經》及各種佛像(現藏於法國巴黎圖書館)，1917年在浙江湖州天寧寺石刻經幢象鼻中發現過吳越王錢俶顯德年間刻的《寶篋印經》若干卷，1924年杭州西湖雷峰塔倒塌時則發現了開寶年間的刻本，這是國內僅存的五代刻本。我國雕版印刷到了五代時，書坊刻書、私家刻書和政府刻書都已齊備，為今後刻書事業開創了道路。
《金剛經》書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