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特別是隋唐時代民族統一，國家興盛，創造了燦爛的中國封建文化，各種學術著作不斷湧現，使圖書的品種、類型、數量遠遠超過了前代。
這一時期，文學方面是百花齊放，豐富多彩。駢文方面有以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為代表的初唐四傑；詩歌方面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偉大詩人外還有王維、元稹、劉禹錫、孟郊、李賀、杜牧、李商隱等；在散文方面，有韓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諸名家。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為後世所稱道，故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稱譽。著名的詞人有溫庭筠、韋莊、李煜、馮延巳等。他們都有自己的詩文集行世，在我國文學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據清嘉慶十九年(1814)董誥等編《全唐文》，共收唐、五代作家三千餘人，文一萬八千四百餘篇。清康熙時彭定求等編的《全唐詩》則收唐、五代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附有唐五代詞，作者二千二百餘人。
唐代出現了一個文學的新品種——傳奇小說。傳奇文學是後世筆記小說的模範，其由“變文”、“俗講”等民間創作發展起來的評話，為後世章回小說的產生開闢了道路。現存唐代傳奇小說、流行較廣的有幾十篇，大都收入北宋李昉等編的《太平廣記》裡，著名的有《古鏡記》、《南柯太守傳》、《柳毅傳》、、《李娃傳》等。
《太平廣記》書影
文學創造的繁榮，使便於文人學士尋章摘句的類書發展很快。傳世的大部頭類書，有高祖時歐陽詢等奉敕編的《藝文類聚》，唐初虞世南編的《北堂書鈔》，唐玄宗時徐堅等奉敕撰的《初學記》和白居易編的《白氏六帖》等。
隋唐時代的史學也有了重大的發展。首先是官修史書製度的確立，其次是在史學著作中有了創新。
隋開皇十三年(593)隋文帝下詔禁絕私人編寫國史，至唐太宗貞觀三年(629)，設立史館專修國史，由宰相監修，這是我國史書編纂工作的一個重要變革，從此以後，宰相監修國史成為歷代王朝的定制。唐初在宰相監修的情況下，修成了《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和《隋書》等。
除了官修史書外，唐代還出現了第一部專門論述典章制度的通史——《通典》(杜佑撰)，以及史學理論著作劉知幾撰的《史通》。
《通典》是一部源於紀傳體史書而發展成為經濟、政治、禮樂、典章制度的專史。它不但開創了典志書編撰的方法，而且還存有大量的古代文獻資料。作為一部通史性的政書，它敘述了各種制度及史事，總是按年代順序，從上古到唐朝，原本極詳細，並且“以類相從”，有條有理，便於查考。其中以《食貨典》、《職官典》、《兵典》、《邊防典》為最好。
在《通典》的影響下，宋代鄭樵編了《通志》；元代馬端臨編了《文獻通考》，合起來稱為“三通”。清代乾隆時官修有《續通典》、《清通典》、《續通志》、《清通志》、《續文獻通考》、《清文獻通考》，稱“九通”。加上現代劉錦藻編著的《清續文獻通考》，合稱為“十通”，是一套有關我國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獻。
劉知幾的《史通》是一部系統的史評專著。 《史通》的主要內容是對史書的義例、源流、編撰體例的評判，以及劉知幾自己的修史主張和見解的闡述。劉知幾的《史通》又開闢了我國史評的道路。
隋唐時代地理學方面的著作也有不少。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區宇圖誌》、《諸州圖經集》等。唐代則有地理學家賈耽的《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志》。 《元和郡縣志》即《元和郡縣圖誌》，由於北宋時失去圖後改為郡縣志，它以當時四十七節鎮為標準，分鎮記載府、州、縣的沿革、山川、道裡、貢賦等項，是現存最早的比較完整的總志。另外還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記述了玄奘在西域十七年的親身經歷以及西域一百多個國家的山川、城邑、物產、習俗等情況，是研究古代中外交通和印度、尼泊爾、孟加拉國等地古代歷史地理的重要文獻。
在科學技術方面，天文、曆法、算學都有了相當發展，出現了《戊寅歷》、《麟德歷》、《大衍歷》等，這是唐代最有價值的三部曆法。在醫學方面，唐代傑出的醫學家孫思邈總結前人的醫學理論和方劑的成果，結合自己臨床經驗和調查，寫出了集醫學大成的《千金方》和《千金翼方》，他首創了複方，並分析婦女、兒童的特點，主張獨立設科。孫思邈被後世尊為藥王。另外還有王燾的《外台秘要》。在藥物學上，唐代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由國家製定的藥典《本草》。高宗時由蘇敬等編成《唐新本草》。此書分本草、藥圖、圖經三部分，收藥物八百四十四種，於顯慶四年(659)頒行。
儒家經典經歷了風風雨雨，到唐代已是眾說紛紜、章句繁雜。太宗時命顏師古考定《五經》文字，編定《五經》定本頒行天下。又命孔穎達等人編註一部統一的釋本《五經正義》，實行“統於一尊”的政策，結束了東漢以來儒家各派各持己說的局面。而隋及唐初著名的音韻學家、訓詁學家陸德明，針對當時經典舊音太簡，微言久絕，大義愈乖，後人攻乎異端，競生穿鑿的現象，在校理群書的基礎上，著有《經典釋文》一書，詳列各經本的異同，每字各有音切、訓義。在本書的序錄中還詳述了經學傳授源流，對漢魏六朝的經學作了總結。
隋唐時代，是我國宗教事業大發展時期，這一時期佛教譯經達到鼎盛期，道教典籍也大量增加。據《開元釋教錄》統計，隋代所出經論及傳錄等共六十四部，三○一卷。唐代譯經，以玄奘取經回國後在長安譯經活動最為突出。貞觀三年(629)玄奘赴西域求法，歷經一百一十餘國，於貞觀十九年(645)回國，攜帶梵本經典五百二十筴，六百五十部。他先後在長安弘福寺和慈恩寺從事譯經工作，歷時十九年，譯出大小乘經律論《大般若經》、《瑜珈師地論》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據統計唐代譯經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隋唐時代中國僧人佛教著述也有增無減。唐釋道宣的《廣弘明集》是《弘明集》之後第二大部頭的中國佛教詩文總集，共收一百三十餘人的作品。此外道宣還有《續高僧傳》三十卷。佛經目錄著名的有隋費長房的《歷代三寶紀》十五卷，唐釋智升的《開元釋教錄》二十卷。還有佛教類書《法苑珠林》一百卷。
隋唐尊奉道教，道教典籍大增，據《隋書·經籍志》記載有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唐代帝王以道教太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以老、莊、列、文為“四子真經”，開科取士。儘管安史之亂道書毀損不少，但到肅宗上元年間(760～762)，政府又收道書六千餘卷，至代宗大歷年間(766～779)經過繕寫，增至七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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