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源於古印度，大約在兩漢之交傳入我國。道教則產生於中國本土，是東漢的張道陵創立的，是由古代巫術、神仙方術演化而來的。
據三國魚豢《魏略·西戎傳》記載，最早傳入我國的是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的一部佛經《浮屠經》。佛經的大量譯介始於東漢桓帝建和二年(148)。安息國太子安清，字世高，來洛陽譯介佛經約三十五部，四十一卷。桓帝末年月支人支讖也來到中國，譯出《般若道行經》等二十三部七十六卷。
三國時，支讖的再傳弟子支謙在吳譯出《維摩詰經》等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這是江南最早的譯本。
西晉時竺法護先後在敦煌、長安、洛陽從事翻譯，譯有《光贊般若波羅蜜經》、《正法華經》等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
東晉以後，佛經的翻譯由於受到官方的重視，由個人私譯轉入集體進行官譯形式，出現了譯場組織。東晉廬山般若台、建業道場寺、姚秦長安逍遙園、北魏洛陽永寧寺、北齊鄴都天平寺、北涼姑臧閒豫宮、劉宋祗洹寺、蕭樑華林園等都是有名的譯場。前秦時，釋道安是譯場譯經的主持者，在他的監譯下，譯出了《四阿含》、《阿毘曇》等。並對以前的譯本進行校理，編著了《綜理眾經目錄》。後秦弘始三年(401)文桓帝姚興迎天竺鳩摩羅什法師在“西明閣”、“逍遙園”等處譯經，並召集僧肇、僧睿、道生、道融等名僧協助，譯經三百多部。所譯《大品般若》、《法華》、《維摩詰》、《首楞嚴》等經都是大乘重要的經典。與此同時還有佛馱跋陀羅於東晉義熙十一年(415)在建康譯出的經論十五部一百一十七卷，其中《大方廣佛華嚴經》最有影響。東晉時法顯(約337～約442)曾到印度求經，居印十五年，遊曆三十餘國。回國後，與佛馱跋陀羅合譯經、律、論六部二十四卷，同時著有《佛國記》一書，詳細記述了他往返時的見聞，成為一部重要的古代佛教史料和中外交通史料。曇無讖，天竺僧人，譯有《大般涅槃經》等多種經律，其中《佛所行贊經》，是佛教大詩人馬鳴所著，以韻文敘述佛一生的故事，饒有文學意味。拘羅那他，即真諦，是古印度優禪尼國人。他受梁武帝聘請來華，先後流寓於蘇、浙、閩、贛等地，後到廣東，共譯經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其中《攝大乘論》，對中國佛教影響較大。據唐釋智升《開元釋教錄》記載，到南北朝末，我國一共有譯經一九一三部，四五七五卷。
隨著譯經的增加，佛教的廣為傳播，中土開始有佛學論著。現存東漢後期牟融的《理惑論》可能是最早一部弘揚佛法的論著。梁釋僧佑編的《弘明集》是最早的一部中國佛教論著的總集。此外，各種經序、目錄、史傳等相繼出現。 《出三藏記集》是參照釋道安的《綜理眾經目錄》，由梁釋僧祐編制的佛經目錄，其中載經序(包括譯經後記)一百二十篇，類似後世目錄提要，它對經本來源、譯經時間、地點、人物多有涉及。佛經目錄較多，據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中所記僅隋以前佛經目錄就列出三十八種之多。梁釋慧皎的《高僧傳》是最早的一部僧人傳記，記錄後漢至梁初二百五十七位高僧的史事，附見者又有二百餘人。
東漢時，我國創始了道教，是東漢順帝漢安元年(142)由張道陵所創，奉老子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道德真經》)為主要經典，發展了老子的出世思想和神秘主義思想。 、《太平洞極經》、《正一經》是它的主要經典。而東晉建武元年(317)葛洪所撰的《抱朴子》，整理並較系統闡述了道教理論，為道教的學理奠定了基礎。為了與佛教互爭高低，自東晉起道教書逐漸增多，《抱朴子·遐覽篇》所載道書有一千二百九十八卷，分為道經、紀、圖、符諸類。劉宋陸修靜於泰始三年(467)在建康校理道教經籍，集成經書、方藥、符圖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分為三洞，奠定了道藏基礎。他編撰的《三洞經書目錄》是我國最早的一部道藏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