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由新石器時代進入青銅器時代而向前跨了一大步。青銅器的出現是社會生產力進步的標誌，又是文化史上劃時代的標誌之一。
青銅器在我國出現很早，在古書上就有“禹鑄九鼎”的記載，到了商、週時代已經很發達了。 1939年在河南安陽出土的司母戊鼎，造型優美，花紋複雜，製作精細，表明了當時青銅器鑄造已達到了相當高的工藝水平。
青銅器在我國古代極受珍視，是奴隸主貴族身份的標誌。它的種類很多，可分為禮器、樂器、食器和日用工具等，是統治階級的用器，特別是禮器作為“重器”，更是統治階級權力的象徵。所謂的“禹鑄九鼎”，“九鼎”是最高統治權力的標誌，它代表了王權。春秋戰國時期，一旦一個國家被消滅，則要“毀其宗廟，遷其重器”。青銅器極受珍視和保護，貴族們一旦遇到重大事情或收到重要文件，往往用文字鑄刻於青銅器以傳子孫後代。這種文字記載稱為銘文，又因為它鑄刻在金屬的器皿上，於是文字學上又稱之為金文、鐘鼎文。由於銘文內容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記載許多重大事件，是一種珍貴的歷史文獻，也是考證歷史的重要資料。
青銅器上的銘文，起初不過一兩個字，以後越來越長。到春秋末期，鄭國和晉國還把法律條文鑄在鼎上。現在最長銘文是清道光末在陝西岐山出土的毛公鼎銘文，達四百九十七字。
我國至今已發現幾萬件青銅，其中有銘文的達一萬多件。這些銘文，反映了我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很多情況，是我們研究古代歷史的寶貴文獻資料，青銅銘文也是圖書的初期形態之一。
對於青銅器上銘文的研究，從我國宋代就已開始，出版的圖書也很多。目前收集銘文較多的書籍有羅振玉編的《三代吉金文存》、陝西考古研究所等編的《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在考釋方面有郭沫若的《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兩周金文辭大系》以及容庚的《金文編》等。
除了甲骨青銅之外，古人還在石頭上刻字。
在石上刻字，是古人的一種風氣。 《墨子》書中有“鏤於金石”之說，將鑄器記事與刻石記事並提，表明古代石刻與青銅器刻字一樣流行。戰國以來石刻很多，其中著名的數《侯馬盟書》。
“盟書”是古代天子與諸侯之間、諸侯相互之間以及諸侯與士大夫之間為了在政治利益上相互約束，向神盟誓時寫在石上的載辭。 1965年冬，在山西侯馬晉國都城遺址出土大批盟書。以朱色或墨色寫在玉或石上。其中最大的長三十二厘米，寬三點八厘米，形態規整，呈深灰色。據考證，此是春秋時期盟誓活動的產品，稱為“侯馬盟書”。立盟人是當時晉國六卿之一的趙鞅(趙簡子)。春秋時期正處於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過程中，作為晉國新興地主階級代表的趙鞅主持訂立的“侯馬盟書”，反映了晉國新興地主階級在向舊奴隸主貴族奪權的過程中，新興地主階級與奴隸主貴族之間、新興地主階級各個集團之間政治、軍事鬥爭的成果。而在這場激烈的爭鬥中，新興的晉國趙氏集團取得了勝利。
考古學家將這些盟辭按內容分為五類：宗盟類、委質類、納室類、詛咒類和卜筮類。這些盟辭篇幅長短不一，最多的二百餘字，少的十餘字，字體變化多樣，形態復雜。盟書雖不是正規的圖書，但它所記載的內容為我們研究春秋後期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過程中激烈的階級鬥爭，以及古代盟誓制度和書法藝術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史料。
其他石刻還有如《管子》中記載，春秋時期管仲在泰山見到七十多種封禪石刻，以及後來秦、漢皇帝的多種記功刻石等。現存最早的石刻是唐代陝西鳳翔縣出土的春秋時期的石鼓。這些石鼓共有十多個，每個鼓四周都刻有文字，字體屬籀文，人們稱它為石鼓文。上面刻有四言詩，其內容屬有關田獵活動的詩句。原載七百單字，現在僅存三百多字。關於石鼓時代多年以來說法不一，多數認為是秦襄公遺物，距今約二千七百多年。
從戰國到秦漢時期，刻石風氣盛行，最後導致整部圖書的石刻，即東漢《熹平石經》的出現。
甲骨文、金文和初期石刻，記錄了我國古代社會各個方面的事蹟和內容，在今天無疑具有圖書的作用。但是，由於當時人們並不是自覺地用這些東西來記錄和總結經驗，特別是甲骨、青銅器還具有其本身的特殊用途，儘管如此，它們的出現，還是為我國圖書的產生鋪平了道路。春秋戰國時期，當人們開始自覺地利用文字來記錄和傳播知識時，簡冊作為載體的大量出現，預示著我國圖書的正式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