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第十九章非洲是怎樣成為黑人的非洲的
不管你事前讀過多少關於非洲的書，一旦你身臨其境，你對那裡的第一個印象使你感到不知所措。在新獨立的納米比亞的首都溫得和克的街道上，我看到了赫雷羅族黑人、奧萬博族黑人、白人和既不同於黑人也不同於白人的納馬族人。他們不再是教科書裡照片上的人物，而是我眼前的活生生的人。在溫得和克外面，過去分佈很廣的卡拉哈里沙漠布須曼人現在只剩下最後一批了，他們正在為生存而奮鬥。但在納米比亞最使我感到驚訝的是一個街的名字：溫得和克鬧市區的主要馬路之一竟叫做“戈林街”！
我本來以為，肯定不會有哪個國家受到不知悔改的納粹分子那麼大的影響，竟然會用那臭名昭著的納粹德國國會議員、納粹德國空軍的創建者赫爾曼·戈林的名字來給一條街道命名！果然如此。原來這條街是為紀念赫爾曼的父親亨利希·戈林而命名的。亨利希·戈林是前德國殖民地西南非洲（後來成為納米比亞）的帝國議會創始人。但亨利希也是一個有問題的人物，因為他的業績包括歐洲殖民者對非洲人的一次最兇殘的襲擊，即德國於1904年對赫雷羅人發動的種族滅絕的戰爭。今天，雖然鄰國南非的事態發展受到全世界較多的關注，但納米比亞也在努力克服過去殖民地的影響並建立一個多種族和睦相處的社會。納米比亞向我證明了非洲的過去和現在是多麼地難分難解。
大多數美國人和許多歐洲人把非洲的土著看作就是黑人，非洲的白人就是近代的入侵者，非洲的種族歷史就是歐洲殖民主義和奴隸貿易的歷史。我們之所以只注意這些特有的事實，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黑人是大多數美國人所熟悉的唯一的非洲土著居民，因為他們曾經大批地作為奴隸被運來美國。但是直到幾千年前，現代黑非洲的很大一部分地區還可能為一些完全不同的民族所佔有，而所謂非洲黑人其本身也是來源各異的。甚至在白人殖民主義者來到之前，已經生活在非洲的不只是黑人，而是（我們將要看到）世界上6大人種中有5個生活在非洲，其中3個只生活在非洲。世界上的語言，有四分之一僅僅在非洲才有人說。沒有哪一個大陸在人種的多樣性方面可以與非洲相提並論。
非洲多樣化的人種來自它的多樣化的地理條件和悠久的史前史。非洲是唯一的地跨南北溫帶的大陸，同時它也有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最大的熱帶雨林和最高的赤道山脈。人類在非洲生活的時間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長得多：我們的遠祖大約在700萬年前發源於非洲，解剖學上的現代智人可能是在那以後在非洲出現的。非洲許多民族之間長期以來的相互作用，產生了令人著迷的史前史，包括過去5000年中兩次最引人注目的人口大遷移——班圖人的擴張和印度尼西亞人向馬達加斯加的移民。所有過去的這些相互作用在繼續產生巨大的影響，因為誰在誰之前到達了那里之類問題的細節塑造了今天的非洲。
那5個人種是怎樣到達他們如今在非洲所在的地方的呢？為什麼在非洲分佈最廣的竟是黑人，而不是美國人往往忘記其存在的其他4個群體？非洲過去的歷史是沒有文字的歷史，它沒有那種把羅馬帝國擴張情況說給我們聽的文字證據。那麼，我們又怎樣才能指望從它的過去歷史中努力得到對這些問題的答案。非洲的史前史是一個大大的謎團，仍然只是部分地得到解答。結果證明，非洲的情況同我們在前一章中所討論的美洲史前史有著某種驚人的類似之處，不過很少得到重視罷了。
到公元1000年，這5個主要的人類群體已經把非洲當作自己的家園。外行人不嚴密地把他們稱為黑人、白人、非洲俾格米人、科伊桑人和亞洲人。圖19.1是他們的地理分佈圖，而他們的肖像會告訴你他們在膚色、發形和顏色以及面部特徵方面的明顯差異。黑人以前只生活在非洲，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現在仍然生活在非洲，而白人和亞洲人生活在非洲之外的比生活在非洲之內的多得多。達5個群體構成了或代表了除澳大利亞土著及其親戚外的全部主要的人種。
許多讀者可能已在表示抗議了：不要用隨意劃分“人種”的辦法把人定型的，我承認，每一個所謂的這樣的主要群體是十分多樣化的。把祖魯人、索馬里人和伊博人這樣不同的人歸併在“黑人”這一個類目下，是無視他們之間的差異。如果我們把非洲的埃及人和柏柏爾人以及歐洲的瑞典人一起歸併在“白人”這一個類目下，J我們同樣是無視他們之間的巨大差異。此外，黑人、白人和其他主要群體這種劃分是隨意的，因為每一個這樣的群體和其他群體的界限很難分得清楚：地球上所有人類群體只要和其他每一個群體中的人接觸，就會發生婚配關係。不過，我們將會看到，承認這些主要的群體對了解歷史仍然十分有用，我們可以把這些群體的名稱當作一種簡略的表達方法，而不用每句話都重複一下上面為防止誤解而作的解釋。
在非洲的這5個群體中，許多黑人和白人的典型代表是美國人和歐洲人所熟悉的，不需要對他們的體形特徵加以描寫。甚至到公元1400年止，黑人仍然佔據著非洲最大的地區：撒哈拉沙漠的南部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區（見圖19.1）。雖然美洲的非裔黑人後代主要源於非洲西海岸帶，但同樣的民族在傳統上還佔據了東非地區，北達蘇丹，南至南非的東南海岸。包括埃及人、利比亞人和摩洛哥人的白人佔據了非洲的北海岸帶和撒哈拉沙漠的北部。這些北非人幾乎不可能與藍眼金發的瑞典人混同起來，但大多數外行人仍然會把他們稱為“白人”，因為向南面的叫做“黑人”的人相比，他們的膚色較淺，頭髮較直。人多數非洲的黑人和白人靠種田或放牧或兩者維持生計。
相比之下，其次兩個群體——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則包括沒有作物和牲畜的狩獵採集族群。俾格米人和黑人一樣，生有深色皮膚和濃密的捲發。然而，俾格米人身才短小得多，皮膚微紅色較多，黑色的較少，臉上和身體上的毛較多，以及前額、眼睛和牙齒較突出——這些都是和黑人不同的地方。俾格米人大都過著群體的狩獵採集生活，他們的群體廣泛分佈在中非的雨林中，與鄰近的黑人農民進行交換（或為他們幹活）。
科伊桑人的群體是美國人最不熟悉的，美國人可能連他們的名字都沒有聽說過。他們以前分佈在非洲南部的廣大地區，他們中不但有叫做桑人的人數不多的狩獵採集者，而且還有叫做科伊人的人數較多的牧人。 （現在人們更喜歡用那比較熟悉的名字霍屯督人和布須曼人。）科伊人和桑人看上去（或曾經看上去）與非洲黑人很不相同：他們的皮膚微黃，他們的頭髮十分濃密而捲曲，婦女往往在臀部積累了大量的脂肪（醫學上稱為“臀脂過多”）。作為一個與眾不同的群體，科伊人的人數已經大大減少了，因為歐洲殖民者槍殺、驅趕和用疾病感染了他們許多人，大多數倖存者和歐洲人生下了混血種，這些混血人口在南美有時叫混血人，有時叫巴斯特人。桑人同樣地受到槍殺、驅趕和疾病的感染，但在不適於農業的納米比亞沙漠地區，有一批人數日漸減少的桑人仍然保持著他們的特色，若干年前有一部吸引很多觀眾的影片《上帝也瘋狂》描寫的就是他們這些人。
非洲白人分佈在非洲北部，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因為體質相似的民族都生活在近東和歐洲的鄰近地區。有史以來，人們一直在歐洲、近東和北非之間來來往往。因此，在本章中對非洲白人我不會作過多的討論，因為他們的來源並無任何神秘之處。神秘的倒是黑人、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因為他們的地理分佈暗示了過去人口的激烈變動。例如，現在零星分佈的20萬俾格米人散居在1.2億黑人中間，這就表明俾格米獵人以前曾遍布赤道森林，後來由於黑人農民的到來，他們才被趕走和隔離開來。科伊桑人在解剖學上和語言上都是一個十分獨特的民族，但他們在非洲南部所擁有的地區卻小得令人吃驚。會不會科伊桑人本來也分佈較廣，後來他們在北面的人口由於某種原因而被消滅了？
我已把這個最大的異常現象留到最後來討論。馬達加斯加這個大島在東非海岸外只有250英里，它離非洲大陸比離任何其他大陸都近得多，它與亞洲及澳大利亞之間隔著印度洋的廣闊水域。馬達加斯加島上的人是兩種成分的混合。一個成分是非洲黑人，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另一個成分從外貌上一眼就可看出是熱帶東南亞人。特別是，所有馬達加斯加人——亞洲人、黑人和混血人——所說的語言是南島語，與印度尼西亞婆羅洲島上說的馬安亞語非常相似，而婆羅洲與馬達加斯加隔著開闊的印度洋有4000多英里遠。沒有任何一個哪怕與婆羅洲人有—點點相似的民族是生活在馬達加斯加的幾千英里範圍之內的。
當歐洲人於1500年第一次訪問馬達加斯加時，那些說南島語的人帶著他們的南島語和經過改造的南島文化已經在那里扎下根來。我認為，這是全世界人類地理學上的一個最令人驚異的事實。據推測，史前的婆羅洲人在沒有地圖和羅盤的情況下乘船航行，最後到了馬達加斯加。他們究竟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
馬達加斯加的這個例子告訴我們，民族的語言同他們的體形外貌一樣，能夠提供關於他們的起源的重要線索。只要看一看馬達加斯加島上的人，我們就會知道他們中有些人源自熱帶東南亞，但我們不可能知道是熱帶東南亞的哪個地區，而且我們絕不會猜到是婆羅洲。我們從非洲語言還能知道哪些我們不能從非洲人面相上知道的東西？
非洲有1500種語言，複雜得令人難以想像。斯坦福大學的大語言學家約瑟夫·格林伯格把它們加以梳理，使之變得清晰明了。他確認，所有這些語言正好分為5個語系（它們的地理分佈見圖19.2）。讀者們習慣上認為語言學枯燥乏味而過於專門，但如果他們知道圖19.2對於我們了解非洲的歷史作出了什麼樣的有趣貢獻，他們也許會感到驚奇。
如果我們首先把圖19.2和圖19.1比較一下，我們就會看到，語系和解剖學上界定的人類群體之間有著一種大致的對應關係：某個語系中的語言往往是由不同的人說的。特別是，說阿非羅—亞細亞語佔的人多半證明是可以被歸為白人或黑人一類的人，說尼羅—撒哈拉語和尼日爾—剛果語的人證明是黑人，說科伊桑語的是科伊桑人，說南島語的是印度尼西亞人。這表明語言往往是和說這些語言的人一起演化的。
在圖19.2的上方隱藏著我們的第一個意外，對那些相信所謂西方文明的優越性的歐洲中心論者也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人們教導我們說，西方文明起源於近東，被希臘人和羅馬人在歐洲發展到光輝的頂峰，並產生了世界上的3大宗教：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這些宗教發生在說3種叫做閃語的近親語言的人們當中，這3種語言分別是阿拉米語（基督和使徒的語言）、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我們本能地把閃語民族和近東聯繫在一起。
然而，格林伯格斷定，閃語實際上只形成了一個大得多的語系——阿非羅—亞細亞語系中6個或更多分支語言中的一支，阿非羅—亞細亞語系的所有其他分支（和現存的其他222種語言）只分佈在非洲。甚至閃語族本身也主要是非洲語言，它的現存的19種語言中有12種只分佈在埃塞俄比亞。這就表明，阿非羅—亞細亞諸語言起源於非洲，其中只有一支傳播到近東。因此，也許正是非洲產生了作為西方文明道德支柱的《舊約全書》、《新約全書》和的作者們所使用的語言。
圖19.2隱藏著的下一個意外是一個表面上的細節，剛才我在告訴你不同的民族往往有不同的語言時並沒有對這個細節加以評論。在非洲人的5個群體——黑人、白人、俾格米人、科伊桑人和印度尼西亞人中，只有俾格米人沒有任何不同的語言：俾格米的每一個族群和鄰近的黑人農民群體說的是同一種語言。然而，如果把俾格米人說的某種語言與黑人說的同一種語言比較一下，俾格米人說的話裡好像包含一些發音特別的獨特的詞。
當然，就語言的起源來說，像俾格米人這樣特別的人，又是生活在像非洲赤道雨林這樣一種特別的地方，他們的與世隔絕的程度肯定會使他們逐漸形成自己的語系。然而，今天這些語言已經消失了，而我們也已從圖19.1看到，俾格米人的現代地理分佈是非常分散的。因此，人口分佈和語言方面的線索加起來表明，俾格米人的家園被淹沒在入侵的黑人農民的汪洋大海之中，碩果僅存的一些俾格米人採用了這些農民的語言，而他們原來的語言只在某些詞和發音上留下了一些蛛絲馬跡。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馬來西亞的矮小黑人（塞芒人）和菲律賓的矮小黑人的情況也基本如此，他們從包圍了他們的農民那里分別採用了南亞語和南島語。
圖19.2中尼羅—撤哈拉諸語言的零星分散的分佈同樣表明了，許多說這些語言的人也被淹沒在說阿非羅—亞細亞語言和說尼日爾—剛果語的人的汪洋大海之中。但科伊桑語言的分佈說明了一種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的“淹沒”現象。這些語言用吸氣音作輔音，這在全世界是非常獨特的。 （如果你對！庫恩·布什曼這個名字感到莫名其妙，那麼這個驚嘆號不是表示一個過早的驚愕，它只是語言學家用來表示吸氣音的辦法。）所有現存的科伊桑語言只有非洲南部才有，但有兩個例外。這兩個例外是兩個非常特別、充滿吸氣音的科伊桑語言，一個叫哈扎語，一個叫桑達韋語，孤立地存在於坦桑尼亞，距離非洲南部靠得最近的科伊桑語言有1000多英里。
此外，科薩語和非洲南部其他幾種尼日爾—剛果話也是充滿了吸氣音。甚至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肯尼亞的黑人所說的兩種阿非羅—亞細亞語中也出現了吸氣音或科伊桑語的一些詞，而肯尼亞的這些孤立的黑人比坦桑尼亞的說哈扎語和桑達韋語的人更加遠離現今的科伊桑人。所有這一切表明，科伊桑語言和科伊桑民族的分佈，以前並不只限於現今的非洲南部，而是到達了遙遠的北方，後來他們也和俾格米人一樣，被淹沒在黑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是在語言學上留下了他們過去存在的遺產。這是語言學證據的獨特貢獻，僅僅根據對活人的體質研究是幾乎不可能推測出來的。
我把語言學的最傑出的貢獻留到最後來討論。如果你再看一看圖19.2，你就會看到尼日爾—剛果語系分佈在整個西非和非洲赤道以南的大部分地區，這顯然沒有提供任何線索說明在那個廣大的範圍內這個語系究競發源於何處。然而，格林伯格確認，非洲赤道以南地區的所有尼日爾—剛果語言屬於一個叫做班圖語的語支。這個語支佔去了1032種尼日爾—剛果語言中的近一半語言，並佔去了說尼日爾—剛果語言人數的一半以上（近兩億人）。但所有這500種班圖語言彼此非常相似，所以有人開玩笑地說它們是—種語言500種方言。
從整體來看，班圖諸語言只構成了尼日爾—剛果語系中—個單一的、低—位的語族。另外176個語族的大多數都擠在西非，在尼日爾—剛果語系的整個分佈範圍內只佔很小一部分。尤其是，最有特色的—些班圖語言以及與班圖語親緣關係最近的非班圖語的尼日爾—剛果諸語言，都擠在喀麥隆和鄰近的尼日利亞東部的一個狹小地區內。
顯然，尼日爾—剛果語繫起源於西非；它的班圖語分支起源於這一分佈範圍的東端，即喀麥隆和尼日利亞；後來這支班圖語又從它的故鄉擴展到非洲赤道以南的大部分地區。這一擴展必定在很早以前就開始了，所以這個祖代的班圖語有足夠的時間分化為500種子代語言，但分化的時間也相當近，以致所有這些子代語言彼此仍然十分相似。出於所有其他說尼日爾—剛果語的人和說班圖語的人一樣都是黑人，我們不可能僅僅根據體質人類學的證據推斷出誰向哪一個方面遷移。
為了使這類語言學的推理變得明白易懂，讓我舉一個大家所熟悉的例子：英語的地理起源。今天，以英語為第一語言的數目最多的人生活在北美洲，其他人則分散在全球各地，如英國、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每一個這樣的國家都有自己的英語方言。如果對語言的分佈和歷史方面的知識不過如此，我們就可能會猜測英語起源於北美洲，後來才被殖民者傳播到海外的英國和澳大利亞的。
但所有這些英語方言僅僅構成了日耳曼語族的一個低一位的語支。所有其他的語支——各種各樣的斯堪的納維亞語、德語和荷蘭語——都擠在歐洲的西北部。尤其是，與英語親緣關係最近的另一種日耳曼語——弗里西亞語只限於荷蘭和德國西部的—個小小的沿海地區。因此，一個語言學家可能立刻正確地推斷出英語起源於歐洲西北部沿海地區，並從那里傳播到全世界。事實上，我們從歷史記載得知，英語的確是在公元5世紀和6世紀時被入侵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從那里傳到英國來的。
基本上相同的推理告訴我們，如今在非洲地圖上佔據很大一塊地方的近兩億的班圖人起源於喀麥隆和尼日利亞。連同閃米特人起源於北非和馬達加斯加人起源於亞洲—樣，這是又一個我們在沒有語言學證據的情況下能夠得出的結論。
我們已經根據科伊桑語言的分佈和俾格米人沒有自己的特有語言這一點推斷出，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以前分佈較廣，後來被黑人的汪洋大海所淹沒了。 （我把“淹沒”當作一個中性的、無所不包的詞來使用，不管這個過程是征服、驅逐、混種繁殖、殺害或是流行病。）根據尼日爾—剛果語言的分佈，我們現在明白了，“淹沒”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的黑人是班圖人。迄今所考慮的體質證據和語言證據使我們推斷出這些發生在史前的“淹沒”現象，但仍然沒有為我們解開這些“淹沒”現象之謎。只有我接著將要提出的進一步證據才能幫助我們回答另外兩個問題：是什麼有利條件使班圖人得以取代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的地位？班圖人是在什麼時候到達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以前的家園的？
為了回答關於班圖人的有利條件問題，讓我們研究一下眼前的活證據——來自馴化了的動植物的證據。我們在前面的幾章看到，這方面的證據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糧食生產帶來了高密度的人口、病菌、技術、政治組織和其他力量要素。由於地理位置的偶然因素而繼承或發展了糧食生產的民族，因此就能夠“淹沒”地理條件較差的民族。
當歐洲人於15世紀初到達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時，非洲人在種植5組作物（圖19.3），每一組作物都對非洲的歷史具有重大的意義。第一組作物只在北非種植，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亞高原。北非屬於地中海型氣候，其特點是雨量集中在冬季的幾個月。 （南加利福尼亞也屬於地中海型氣候，這就說明為什麼我的地下室和其他許多南加利福尼亞人的地下室常常在冬天被淹，而又總是在夏天變得十分乾燥。）農業發源地的新月沃地也是屬於冬季多雨的地中海型氣候。
因此，北非原來的作物證明都是適合在冬天雨季裡發芽生長的作物，考古的證據表明，它們在大約1萬年前開始首先在新月沃地得到馴化。這些新月沃地的作物傳播到氣候相似的北非鄰近地區，為古代埃及文明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它們包括諸如小麥、大麥、豌豆、菜豆和葡萄之類為人們所熟悉的作物。這些作物之所以為我們所熟悉，完全是因為它們也傳播到氣候相似的歐洲鄰近地區，並由歐洲傳播到美洲和澳大利亞，從而成為全世界溫帶農業的一些主要作物。
當你在非洲越過撒哈拉沙漠向南旅行，並在沙漠南部邊緣的薩赫勒地帶重新碰到下雨時，你會注意到薩赫勒地帶下雨是在夏天，而不是在冬天。即使適應冬雨的新月沃地作物能夠設法越過撒哈拉沙漠，它們也可能難以在夏季多雨的薩赫勒地帶生長。我們發現有兩組非洲作物，它們的野生祖先正好出現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它們適應了夏季的雨水和日長方面的較少的季節性變化。其中一組包含這樣一些植物，它們的祖先在薩赫勒地帶從東到西有廣泛的分佈，可能就是在那裡馴化的。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包括高樑和珍珠稗，而這兩種作物成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廣大地區的主要穀物。高梁證明是一種很有價值的作物，現在在各大洲的炎熱、乾旱地區（包括美國）都有種植。
另一組包含這樣一些植物，它們的野生祖先出現在埃塞俄比亞，可能是在那裡的高原地區馴化的。其中大多數仍然主要在埃塞俄比亞種植，美國人對它們仍然一無所知——這些作物包括埃塞俄比亞的有麻醉作用的球果、像香蕉一樣的埃塞俄比亞香蕉、含油的努格、用來釀製國產啤酒的龍爪稗和用來做國產麵包的叫做畫眉草的籽粒很小的穀物。但每一個喝咖啡成癮的讀者可以感謝古代的埃塞俄比亞農民，是他們馴化了咖啡植物。咖啡本來只在埃塞俄比亞種植，後來在阿拉伯半島進而又在全世界受到歡迎，在今天成了像巴西和巴布亞新幾內亞這樣遙遠的國家的經濟支柱。
倒數第二組非洲作物來自生長在西非濕潤氣候下的野生祖先。其中有些作物，包括非洲稻，幾乎始終限於在當地種植；另一些作物，如非洲薯蕷，已經傳播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所有其他地區；還有兩種作物——油棕和可樂果——已經傳播到其他大陸。西非人把可樂果的含咖啡因的堅果當作麻醉品來嚼食，而可口可樂公司誘使第一批美國人和後來的全世界人去喝一種原來是用可樂果的萃取物調製的飲料，那已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最後—組非洲作物也適應了濕潤的氣候，但它們在圖19.3中卻最令人感到意外。香蕉、亞洲薯蕷和芋艿在15世紀初已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廣為種植，而非洲水稻也已在東非海岸地區移植生長。但這些作物都發源於熱帶東南亞。如果印度尼西亞人在馬達加斯加島上出現，還不曾使我們認識到非洲在史前階段與亞洲的聯繫，那麼這些作物在非洲出現就可能會使我們感到驚奇。是不是當年從婆羅洲啟航的南島人在東非海岸登陸，把他們的作物贈與滿心感激的非洲農民，又搭載了一些非洲邊民，然後揚帆向東方駛去，到馬達加斯加島去拓殖，因而在非洲沒有留下其他任何關於南島人的蛛絲馬跡？
還有個令人感到意外的地方是：所有非洲本地作物——薩赫勒、埃塞俄比亞和西非的作物——都起源於赤道以北地區。沒有哪種非洲作物是起源於赤道以南地區的。這就給了我們一個暗示，告訴我們來自赤道以北、說尼日爾—剛果語的人何以能取代非洲赤道地區的俾格米人和赤道以南的科伊桑人。科伊桑人和俾格米人之所以未能發展出農業，不是由於他們沒有農民的資格，而僅僅是由於碰巧非洲南部的野生植物大都不適於馴化。無論是班圖農民還是白人農民，儘管他們繼承了幾千年的農業經驗，後來還是沒有能把非洲南部的本地植物培育成糧食作物。
至於非洲的馴化動物，概括地介紹起來可以比介紹它的植物快得多，因為那裡的馴化動物實在太少。我們確切知道是在非洲馴化的唯一動物，是一種叫做珍珠雞的像火雞一樣的鳥，因為它的野生祖先只有非洲才有。馴養的牛、驢、豬、狗和家貓的野生祖先原產於北非，但西南亞也有，所以我們還不能肯定它們最早是在什麼地方馴化的，雖然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家驢和家貓出現在埃及。近來的證據表明，牛可能是在北非、西南亞和印度各自獨立馴化出來的，而這3個地方的品種與現代非洲牛的品種都有關係。除此以外，非洲其餘所有的馴養的哺乳動物想必都是在別處馴化後引進的，因為它們的野生祖先只出現在歐亞大陸。非洲的綿羊和山羊是在西南亞馴化的，它的雞是在東南亞馴化的，它的馬是在俄羅斯南部馴化的，它的駱駝可能是在阿拉伯半島馴化的。
這個關於非洲家畜的清單的最意想不到的特點又一次是負面的。非洲是以大型野生哺乳動物而著稱的，它們的數量也非常豐富——有斑馬和牛羚，有犀牛和河馬，有長頸鹿和野牛，但沒有一種上了那張清單。我們還將看到，這個事實與非洲赤道以南沒有本地的馴化植物一樣，對非洲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非洲主要糧食產品的這一快速巡視足以看出，其中有些糧食產品是從它們在非洲內外的發源地經過長途跋涉而到來的。在非洲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樣，有些族群由於從環境繼承了整個系列的可馴化的野生動植物而比另一些族群“幸運”得多。澳大利亞土著的狩獵採集族群被以小麥和牛群為生的英國殖民者所“淹沒”，由這一事實來類推，我們不得不懷疑有些“幸運的”非洲人利用自己的優勢來“淹沒”他們的非洲人鄰居。現在，我們終於可以求助於考古記錄去看一看到底是誰在什麼時候“淹沒”了誰。
關於非洲農業和畜牧業出現的實際年代和地點，考古學能告訴我們一些什麼呢？任何一個潛心研究西方文明史的讀者，如果他想當然地認為，非洲的糧食生產肇始於法老和金字塔之鄉古埃及的尼羅河河谷，那麼他是可以得到原諒的。畢竟，到公元前3000年，埃及無疑已是非洲最複雜社會的所在地，並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文字的中心之一。然而，事實上，非洲糧食生產可能最早的考古證據卻是來自撒哈拉沙漠。
當然，今天撒哈拉沙漠的很大一部分地區乾燥得寸草不生。但在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之間，撒哈拉沙漠比較濕潤，有許多湖泊，到處都是獵物。在那個時期，撒哈拉人開始養牛和製陶，後來又養綿羊和山羊，他們可能也已著手馴化高樑和黍。
撒哈拉的放牧業早於以整個西南亞冬季作物和牲口的形式出現的糧食生產引進埃及的已知最早年代（公元前5200年）。糧食生產也出現在西非和埃塞俄比亞，而到了公元前2500年左右，牧牛人已經越過現代的邊界，從埃塞俄比亞進入肯尼亞北部。
雖然這些結論是以考古證據為基礎的，但也有一種獨立的方法來判定馴化動植物引進的年代：比較現代語言中用來指稱它們的詞彙。比較一下尼日爾—剛果語系的尼日利亞南部一些語言中植物的名稱，就可以看出這些詞分為3類。第一類中用來指稱某種作物的詞，在尼日利亞南部的所有這些語言中都十分相似。這些作物證明就是西非的薯蕷、油棕和可樂果之類的作物——也就是人們按照植物學證據和其他證據認為原產西非並最早在那裡馴化的植物。由於它們是西非最古老的作物，所有尼日利亞南部的現代語言都繼承了原來用以指稱它們的同一套詞彙。
其次，有些作物的名稱只有在屬於尼日利亞南部那些語言的一個小語支的語言中才保持一致。原來，據認為這些作物來自印度尼西亞，如香蕉和亞洲薯蕷。顯然，這些作物只是在一些語言開始分化成一些語支之後才到達尼日利亞的南部的，這樣，每一個語支為這些新來的植物發明了或接受了一些不同的名稱，而這些名稱只有屬於那一特定語支的一些現代語言才繼承了下來。最後一批作物的名稱在一些語族內是完全不一致的，而是與貿易路線有關。這些作物證明是來自新大陸的作物，如玉米和花生，我們知道這些作物是在橫渡大西洋的航運開始後（公元1492年）才引進非洲，並從那以後沿貿易路線傳播，因此它們常常帶有葡萄牙的名字或別的外國名字。
因此，即使我們沒有掌握任何植物學的或考古學的證據，我們也仍然能夠僅僅靠語言學的證據來予以推斷：先是馴化西本地的作物，其次是引進印度尼西亞的作物，最後是歐洲人帶來的美洲作物。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埃雷特運用這種語言學方法來確定馴化的動植物為屬於每—個非洲語系的人所利用的順序。有一種方法叫做詞源統計分析法，其根據就是計算出詞通常在歷史上的變化速度。比較語言學家利用這種方法甚至能估計出作物馴化或引進的年代。
把關於作物的直接的考古學證據同比較間接的語言學證據結合起來，我們就可以推斷出幾千年前在撒哈拉馴化高樑和黍的人所說的語言是現代尼羅—撒哈拉語的祖代語言。同樣，最早馴化西非濕潤地區作物的人所說的語言是現代尼日爾—剛果諸語言的祖代語。最後，說阿非羅—亞細亞祖代語言的人可能馴化過埃塞俄比亞的本地作物，而且他們肯定也是把新月沃地的作物引進北非的人。
因此，來自現代非洲語言中植物名稱的證據，使我們一眼就能看明白幾千年前非洲存在3種語言：祖代的尼羅—撒哈拉語、祖代的尼日爾—剛果語和祖代的阿非羅—亞細亞語。此外，我們還能根據其他的語言學證據一眼就能看明白祖代科伊桑語的存在，雖然不是根據作物名稱這個證據（因為科伊桑人的祖先沒有馴化過任何作物）。既然非洲今天有1500種語言，那麼幾千年前它肯定不會只有這4種祖代語言。但所有其他這些語言想必都已消失——這或者是由於說這些語言的人雖然生存了下來，但卻失去了自己本來的語言，如俾格米人，或者是由於連這些人本身部消失了。
現代非洲本土的4個語系（即除去最近傳入的馬達加斯加的南島語的4個語系）之所以能倖存下來，不是由於這些語言作為交流工具有什麼內在的優越性。相反，這應歸因於一個歷史的偶然因素：說尼羅—撒哈拉語、尼日爾—剛果語和阿非羅—亞細亞語的人的祖先，碰巧在最合適的時間生活在最合適的地點，使他們獲得了作物和家畜，從而使他們人口繁衍，並且取代了其他族群或將自己的語言強加給其他族群。現代的為數不多的說科伊桑語的人能夠倖存下來，主要是由於他們生活在非洲南部不適於班圖人的農業的、與世隔絕的地區。
在我們考查科伊桑人如何躲過班圖人的移民浪潮而倖存下來這一點之前，讓我們先來看一看，關於非洲史前期的另一次人口大遷移——南島人在馬達加斯加島的殖民情況，考古學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麼。在馬達加斯加調查的考古學家們現已證明，南島人至少不遲於公元800年，也可能早在公元300年，即已到達馬達加斯加。南島人在那裡碰到了（並著手消滅）一個陌生的動物世界，這些動物非常特別，好像它們是來自另一個星球，因為這些動物是在長期與世隔絕的情況下在馬達加斯加演化出來的。它們中有大隆鳥，有同大猩猩一般大的叫做狐猴的原始靈長目動物，還有矮小的河馬。對馬達加斯加島上最早的人類定居點的考古發掘，出土了一些鐵器、牲畜和作物的殘存，從這點來看，那些殖民者就不完全是乘坐小小獨木舟的被風吹離航線的漁民；他們是—個經過充分準備的探險隊。這次史前的行程4000英里的探險是如何實現的呢？
有一本古代航海書對此提供了一條線索。這本書名叫《航行記》，是公元100年左右一個生活在埃及的無名氏商人寫的。這位商人描述了當時已相當繁榮的把印度和埃及與東非海岸連接起來的海上貿易路線。隨著公元800年後伊斯蘭教的傳播，印度洋貿易也興旺發達起來，有充分的考古文獻證明，在東非沿海定居點遺址中發現了大量中東的（偶爾甚至還有中國的！）產品，如陶器、玻璃器皿和瓷器。商人們等待著有利的風向，好讓他們橫渡中非和印度之間的印度洋。 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成為繞過非洲南端到達肯尼亞海岸的第一個歐洲人，他碰到了斯瓦希里人的一些貿易點，並在那裡帶上一個水手領著他走上那條通往印度的直達航線。
但從印度向東，在印度與印度尼西亞之間，也有一條同樣興旺發達的海上貿易路線。也許，馬達加斯加的南島人殖民者就是從這條向東的貿易路線從印度尼西亞到達印度，後來偶然碰上了向西的通往東非的貿易路線，在那裡加入了非洲人的行列，和他們一起發現了馬達加斯加。南島人與東非人的這種結合，今天仍在馬達加斯加的語言中體現出來，馬達加斯加的語言基本上是南島語，只是從肯尼亞沿海的一些班圖語中藉用了一些單詞。但在肯尼亞的一些語言中卻沒有相應的來自南島語的借用詞，而且在東非的土地上也幾乎沒有留下多少南島人的其他痕跡：主要地只有可能是印度尼西亞樂器在非洲的遺產（木琴和箏）以及當然還有在非洲農業佔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南島人的作物。因此，人們懷疑南島人是不是沒有走經由印度和東非到達馬達加斯加的比較容易的路線，而是設法（令人難以置信地）直接渡過印度洋，發現了馬達加斯加，只是後來才加入了東非的貿易路線。因此，關於非洲最令人驚異的人類地理學上的事實多少還仍然是個謎。
關於非洲史前史上最近的另一次人口大遷移——班圖人的擴張，考古學能告訴我們一些什麼呢？根據現代民族和他們的語言這個雙重證據，我們知道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並不總是我們今天所認為的黑色的大陸。這個證據倒是表明了俾格米人曾在中非雨林中有廣泛分佈，而科伊桑族群在非洲赤道以南較乾旱地區亦甚為普遍。考古學能不能對這些假定進行驗證呢？
就俾格米人來說，答案是“還不能”，這僅僅是因為考古學家們還必須從中非森林中去發現古人類的骨骼。對於科伊桑人，答案是“能”。在現代科伊桑人分佈地區北面的讚比亞，考古學家不但發現了與科伊桑族群在歐洲人到達時仍在非洲南部製作的那種石器相似的石器，而且也發現了可能與現代科伊桑人相似的一些人的頭骨。
至於班圖人最後是怎樣取代北部的那些科伊桑人的，考古學和語言學的證據表明，班圖人的農民祖先從西非內陸的稀樹草原往南向較濕潤的海岸森林擴張，可能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開始了（圖19.4）。在所有班圖語言中仍然廣泛使用的一些詞表明，那時班圖人已經有了牛和薯蕷之類的在濕潤氣候下生長的作物，但他們還沒有金屬製品，並且仍然從事大量的捕魚、狩獵和採集活動。他們的牛群甚至由於森林中的采采蠅傳播的疾病而被毀掉。他們進人剛果河流域的赤道森林地帶，在那裡開墾園地，並且增加了人口。這時，他們開始“淹沒”了從事狩獵和採集的俾格米人，把他們一步步擠進森林。
公元前1000年後不久，班圖人從森林的東緣走出來，進入了東非有裂谷和大湖的比較開闊的地帶。在這裡他們碰到了一個民族大熔爐，這裡有在較乾旱地區種植黍和高粱以及飼養牲畜的、說阿非羅—亞細亞語和尼羅—撒哈拉語的農民和牧人，還有以狩獵和採集為生的科伊桑人。由於從他們的西非家園繼承下來的適應濕潤氣候的作物，這些班圖人得以在不適合以往所有那些當地人耕種的東非氣候濕潤地區進行耕種。到了公元前的最後幾個世紀，不斷前進的班圖人到達了東非海岸。
在東非，班圖人開始從他們的說尼羅—撒哈拉語和阿非羅—亞細亞語的鄰居那裡得到了黍和高梁（以及尼羅—撒哈拉語中表示這些作物的名稱），並重新得到了牛群。他們還得到了鐵，那時鐵還剛剛開始在非洲的薩赫勒地帶熔煉。公元前1000年後不久，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便已有了鐵製品的製造，但起源於何處則仍不清楚。這個早期年代有可能接近於北非海岸迦太基的近東鐵製品製造技術引進的年代。因此，一些歷史學家常常假定冶金知識是從北面傳入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另一方面，自從至少公元前2000年以後，銅的熔煉就已在西非撒哈拉地區和薩赫勒地帶進行。那可能是非洲獨立發現鐵冶煉術的先聲。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鐵匠們的鐵熔煉技術為這一假設提供了佐證，因為它們和地中海地區的鐵熔煉技術差異很大，足以表明這是獨立的發展：非洲的鐵匠們發現如何在他們村莊的熔爐裡產生高溫從而煉出鋼來，這比19世紀歐洲和美國的貝塞麥轉爐早了2000多年。
有了適應濕潤氣候的作物，再加上鐵器，班圖人終於拼湊出一整套在當時非洲赤道以南地區所向披靡的軍事—工業力量。在東非，他們仍然不得不同為數眾多的說尼羅—撒哈拉語和阿非羅—亞細亞語的鐵器時代的農民進行競爭。但在南部2000英里的地區內生活著科伊桑狩獵採集族群，他們不但人口稀少，而且沒有鐵器和作物。在幾個世紀內，班圖農民在最近的史前史上的一次最迅猛的移民進軍中，以摧枯拉朽之勢，一路推進到今天南非東海岸納塔爾省的地方。
我們很容易把這種無疑是一次迅速而引入註目的擴張行動簡單化，並把一路上的科伊桑人描繪成聽任成群結隊洶湧而來的班圖人踐踏的人。事實上，情況要比這複雜。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族群在班圖人向外擴張前的幾個世紀中已經有了牛、羊。班圖人的第一批開路先鋒可能人數很少，他們選擇了適於種植他們的薯蕷的濕潤的森林地區，而跳過了比較乾旱的地區，把這些地區留給科伊桑的牧人和以狩獵採集為生的人。交換和通婚關係無疑已在這些科伊桑農民和班圖農民之間建立起來，他們各自佔據鄰近的一些不同的棲息地，就像俾格米狩獵採集族群和班圖農民今天在赤道非洲仍然在做的那樣。隨著班圖人口的增長並把牛和適應乾旱氣候的穀物吸收進他們的經濟，他們才逐步地佈滿了原先被跳過的那些地區。但最後的結果仍然一樣：班圖農民佔據了原先屬於科伊桑人的大部分地區；原先的這些科伊桑居民的遺產除了埋在地下等待考古學家去發現的頭骨和石器外，就只剩下分散的非科伊桑語言中的吸氣音；以及非洲南部某些班圖族群酷似科伊桑人的外貌特徵。
這些消失了的科伊桑人究競發生了什麼事？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唯一能夠肯定的是：在科伊桑族群生活了也許有幾萬年之久的一些地方，現在生活著班圖人。我們只能大膽猜測，用現代親眼目睹的一些事件來進行類比，例如用鋼鐵武裝起來的白人農民與使用石器的澳大利亞土著和加利福尼亞印第安狩獵採集族群之間的衝突。在這一點上，我們知道，狩獵採集族群被用一系列互相配合的方法很快地消滅了：他們或者被趕走，或者男人被殺死或淪為奴隸，女人被霸占為妻，或者無論男女都受到農民的流行病的感染。在非洲這種病的一個例子就是瘧疾，瘧疾是蚊子傳染的，而蚊子是在農民村莊的四周滋生的，同時，對於這種疾病，入侵的班圖人已經形成了遺傳的抵抗力，而科伊桑狩獵採集族群大概還沒有。
然而，關於最近的非洲人口分佈的圖19.1提醒我們，班圖人並沒有搞垮所有的科伊桑人，在非洲南部的一些不適合班圖人農業的地區仍有科伊桑人倖存下來。最南端的班圖人是科薩人，他們在開普敦以東500英里的南非南海岸的菲什河停了下來。這不是因為好望角這個地方過於於旱不適合農業：畢競它是現代南非的糧倉。事實上，好望角冬天多雨，屬於地中海型氣候，在這個氣候條件下，班圖人的適應了夏雨的作物是不能生長的。到1652年，即荷蘭人帶著他們原產近東的適應冬雨的作物到達開普敦的那一年，科薩人仍未渡過菲什河。
這種植物地理學的表面上的細節對今天的政治具有重大的關係。一個後果是：一旦南非的白人迅速殺死或用疾病感染或趕走好望角的科伊桑人群體，白人就能正當地宣稱他們在班圖人之前佔有了好望角，因而對它擁有優先權。這種宣布不必認真看待，因為好望角科伊桑人的優先權並沒有能阻止白人把他們趕走。嚴重得多的後果是，1652年的荷蘭移民必須全力對付的，是人口稀少的科伊桑牧人，而不是人口稠密的用鋼鐵裝備起來的班圖農民。當白人最後向東擴張，於1702年在菲什河與科薩人遭遇時，一場長期的殊死戰鬥開始了。雖然歐洲人當時能夠從他們在好望角的鞏固基地調派軍隊，但也經過了9次戰爭，歷時175年才把科薩人征服，軍隊前進的速度平均每年不到一英里。如果當初那幾艘最早到來的荷蘭船遇到這樣的激烈抵抗，白人怎能成功地在好望角站穩腳跟呢？
因此，現代南非的問題至少一部分源自地理上的偶然因素。好望角科伊桑人的家園碰巧很少有適於馴化的野生植物；班圖人碰巧從他們5000年前的祖先那裡繼承了適應夏雨的作物；而歐洲人碰巧從他們近1萬年前的祖先那裡繼承了適應冬雨的作物。正像新獨立的納米比亞首都的那塊“戈林街”路牌提醒我的那樣，非洲的過去給非洲的現在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這就是班圖人何以能夠“淹沒”科伊桑人，而不是相反。現在，讓我們轉向我們對非洲史前史的難解之迷的剩下來的一個問題：為什麼歐洲人成了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殖民的人。事情竟然不是反其道而行之，這尤其令人驚訝，因為非洲不但可能是解剖學上現代智人的家鄉，而且也是幾百萬年來人類進化的唯一發源地。非洲除了巨人的領先優勢這些有利條件外，還有高度多樣化的氣候和生境以及世界上最高度的人類多樣化這些有利條件。如果1萬年前有個外星人訪問地球，他認為歐洲最後會成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個帝國的一批附庸國家，他作出這樣的預測也許是情有可原的。
導致非洲與歐洲碰撞的這—結果的直接原因是很清楚的。正如他們與印第安人遭遇時的情況一樣，進入非洲的歐洲人擁有三重優勢：槍砲和其他技術、普及的文化以及為維持探險和征服的花費巨大的計劃所必不可少的政治組織。這些優勢在碰撞幾乎還剛剛開始時就顯示了出來：在法斯科·達·伽馬於1498年首次抵達東非海岸後僅僅4年，他又率領一支佈滿了大砲的艦隊捲土重來，迫使控制津巴布韋黃金貿易的東非最重要的港口基爾瓦投降。但為什麼歐洲人能發展出這3大優勢，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則不能呢？
我們已討論過，從歷史上看，所有這三者都來自糧食生產的發展。但糧食生產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被延誤了（與歐亞大陸相比），其原因是非洲缺少可以馴化的本地動植物物種，它的適於本地糧食生產的小得多的面積，以及它的妨礙糧食生產和發明的傳播的南北軸向。讓我們研究一下這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
首先，關於家畜，我們已經看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家畜來自歐亞大陸，可能有少數幾個例外是來自北非。因此，直到家畜開始被新興的歐亞大陸文明利用之後幾千年，它們才到達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這在開始時的確使人感到奇怪，因為我們認為非洲是充滿大型野生哺乳動物的那個大陸。但我們在第九章中看到，要想對一種野生動物進行馴化，它必須相當溫馴，對人服從，馴養花費少，對一些疾病有免疫力，而且還必須生長迅速並存圈養中繁殖良好。歐亞大陸產的牛、綿羊、山羊、馬和豬是世界上少數幾種通過所有這些考驗的大型野生動物。而它們的非洲同類——如非洲野牛、斑馬、野豬、犀牛和河馬——則從來沒有被馴化過，甚至在現代也是如此。
當然，有些大型的非洲動物有時確曾被馴養過。漢尼拔在對羅馬的不成功的戰爭中利用過馴服的非洲象，古代埃及人也可能馴養過長頸鹿和其他動物。但這些馴養的動物沒有一種實際上被馴化了——就是說，在圈養中進行有選擇的繁殖和對遺傳性狀的改變以使之對人類更加有用。如果非洲的犀牛和河馬得到馴化並供人騎乘，它們不但可以供養軍隊，而且還可以組成一支所向披靡的騎兵，把歐洲的騎兵沖得落花流水。騎著犀牛的班圖突擊隊可能已推翻了羅馬帝國。但這種事沒有發生。
第二個因素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和歐亞大陸之間在可馴化的植物方面的一種雖然不是那樣極端但也相當大的差異。薩赫勒地帶、埃塞俄比亞和西非也有土生土長的作物，但在品種數量上比歐亞大陸少得多。由於適合馴化的野生起始植物品種有限，甚至非洲最早的農業也可能比新月沃地的農業晚了幾千年。
因此，就動植物的馴化而論，領先優勢和高度多樣性屬於歐亞大陸，而不屬於非洲。第三個因素是非洲的面積僅及歐亞大陸的面積的一半左右。而且，非洲面積中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為農民和牧人所佔據的赤道以北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今天，非洲的總人口不到7億，而歐亞大陸有40億。但如果所有其他條件相等，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人口意味著更多的相互競爭的社會和更多的發明創造，因而也就意味著更快的發展速度。
造成非洲在更新世後發展速度比歐亞大陸慢的其餘一個因素，是這兩個大陸主軸線的不同走向。非洲的主軸線和美洲的主軸線一樣都是南北走向，而歐亞大陸的主軸線則是東西走向（圖10.1）。如果你沿南北軸線行走，你會穿越在氣候、生態環境、雨量、日長以及作物和牲口疾病部大不相同的地帶。因此，在非洲某個地區馴化或得到的動物和作物很難傳播到其他地區。相比之下，在雖然相隔數幹英里但處於同一緯度並有相似的氣候和日長的歐亞大陸各社會之間，作物和動物的傳播就顯得容易了。
作物和牲畜沿非洲南北軸線的緩慢通過或完全停止前進，產生了重大的後果。例如，已經成為埃及的主食的地中海沿岸地區的作物，在發芽時需要冬雨和日長的季節性變化。這些作物無法傳播到蘇丹以南，因為過了蘇丹，它們就會碰上夏雨和很少或根本沒有季節性的日照變化。埃及的小麥和大麥在歐洲人於1652年把它們帶來之前，一直沒有到達好望角的地中海型氣候區。而科伊桑人也從來沒有發展過農業。同樣，適應夏雨和很少或根本沒有季節性的日長變化的薩赫勒地帶的作物，是班圖人帶到非洲南部的，但在好望角卻不能生長，從而終止了班圖農業的前進。非洲的氣候特別適合香蕉和其他的亞洲熱帶作物，今天這些作物己居於非洲熱帶農業最多產的主要作物之列，但它們卻無法從陸路到達非洲。顯然，直到公元第一個1千年，也就是它們在亞洲馴化後很久，它們才到達非洲，因為它們必須等到橫渡印度洋的大規模船運的那個時代。
非洲的南北軸線也嚴重地妨礙了牲畜的傳播。赤道非洲的采采蠅是錐蟲體的攜帶者，雖然非洲當地的野生哺乳動物對錐蟲病有抵抗力，但對從歐亞大陸和北非引進的牲畜來說，這種病證明是災難性的。班圖人從沒有采采蠅的薩赫勒地帶獲得的牛，在班圖人通過赤道森林的擴張中亦未能倖免。雖然馬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已經到達埃及，並在那以後不久改變了北非的戰爭方式，但直到公元第一個1千年中，它們才渡過撒哈拉沙漠，推動了一些以騎兵為基礎的西非王國的出現，而且它們也從來沒有通過采采蠅出沒的地區而到達南方。雖然牛、綿羊和山羊在公元前第三個1千年中已經到達塞倫格蒂大草原的北緣，但在那以後又過了2000年，牲畜才越過塞倫格蒂到達了非洲南部。
沿非洲南北軸線同樣緩慢傳播的還有人類的技術。陶器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已經在蘇丹和撒哈拉地區出現，但直到公元元年才到達好望角。雖然文字不遲於公元前3000年已在埃及發明出來，並以字母形式傳入努比亞的麥羅威王國，雖然字母文字也傳人了埃塞俄比亞（可能從阿拉伯半島傳人），但文字並沒有在非洲的其餘地區獨立出現，這些地區的文字是阿拉伯人和歐洲人從外面帶進來的。
總之，歐洲在非洲的殖民並不像某些白人種族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與歐洲民族和非洲民族本身之間的差異有關。估恰相反，這是由於地理學和生物地理學的偶然因素所致——特別是由於這兩個大陸之間不同的面積、不同的軸線方向和不同的動植物品種所致。就是說，非洲和歐洲的不同歷史發展軌跡歸根到底來自它們之間的“不動產”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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