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後記人類史作為一門科學的未來
耶利的問題觸及了人類現狀的實質，也是更新世後人類歷史的關鍵所在。既然我們已經完成了這次對各大陸的短暫的巡視，我們將怎樣來回答耶利呢？
我會對耶利這樣說：各大陸民族長期歷史之間的顯著差異，不是由於這些民族本身的天生差異，而是由於他們環境的差異。我猜想，如果在更新世晚期能夠使澳大利亞土著人口和歐亞大陸土著人口互換位置，那麼，原來的澳大利亞土著現在可能不但佔領了歐亞大陸，而且也佔領了美洲和澳大利亞的大部分地區，而原來的歐亞大陸土著現在可能已淪為澳大利亞的一些遭受蹂躪的零星分散的人口。對於這種說法，你一開始可能會認為毫無意義而不屑一顧，因為這個實驗是想像出來的，而我所說的那種結果也是不可能證明的。但歷史學家卻能用回溯試驗法對有關的假說進行評價。例如，我們可以考察一下，如果把歐洲農民遷到格陵蘭或美國的大平原，如果本來出身於中國的農民移居查塔姆群島、婆羅洲的雨林、爪哇或夏威夷的火山土地帶，會發生什麼情況。這些試驗證明，這些具有共同祖先的民族或者最後滅絕了，或者重新回到狩獵採集團生活，或者進而建立視環境而定的複雜國家。同樣，如果把澳大利亞土著狩獵採集族群遷到弗林德斯島、塔斯馬尼亞島或澳大利亞南部，他們或者最後歸於滅絕，或者成為掌握現代世界最簡單技術的狩獵採集族群，或者成為根據環境修建溝渠、集約經營高產漁場的人。
當然，各大陸的環境有無數的不同特點，正是這些不同的特點影響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軌跡。不過，僅僅列出每一種可能的差異還不足以回答耶利的問題。在我看來，只有4組差異是最重要的。
第一組差異是各大陸在可以用作馴化的起始物種的野生動植物品種方面的差異。這是因為，糧食生產之所以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於它能積累剩餘糧食以養活不從事糧食生產的專門人材，同時也在於它能形成眾多的人口，從而甚至在發展出任何技術和政治優勢之前，僅僅憑藉人多就可以擁有軍事上的優勢。由於這兩個原因，從小小的不成熟的酋長管轄地階段向經濟上複雜的、社會上分層次的、政治上集中的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都是以糧食生產為基礎的。
但大多數野生的動植物品種證明是不適於馴化的：糧食生產的基礎一直是比較少的幾種牲畜和作物。原來，各大陸在可以用於馴化的野生動植物的數量方面差異很大，因為各大陸的面積不同，而且在更新世晚期大型哺乳動物滅絕的情況也不同。大型哺乳動物滅絕的情況，在澳大利亞和美洲要比在歐亞大陸或非洲嚴重得多。因此，就生物物種來說，歐亞大陸最為得天獨厚，非洲次之，美洲又次之，而澳大利亞最下，就像耶利的新幾內亞那種情況（新幾內亞的面積為歐亞大陸的七十分之一，而且其原來的大型哺乳動物在更新世晚期即已滅絕）。
在每一個大陸，動植物的馴化集中在只佔該大陸總面積很小一部分的幾個條件特別有利的中心地。就技術創新和政治體制來說，大多數社會從其他社會獲得的要比它們自己發明的多得多。因此，一個大陸內部的傳播與遷移，對它的社會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而從長遠來看，由於毛利人的新西蘭火槍戰爭以如此簡單的形式所揭示的過程，這些社會又（在環境許可的情況下）分享彼此的發展成果。就是說，起初缺乏某種有利條件的社會或者從擁有這種條件的社會那裡得到，或者（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被其他這些社會所取代。
因此，第二組因素就是那些影響傳播和遷移速度的因素，而這種速度在大陸與大陸之間差異很大。在歐亞大陸速度最快，這是由於它的東西向的主軸線和它的相對而言不太大的生態與地理障礙。對於作物和牲畜的傳播來說，這個道理是最簡單不過的，因為這種傳播大大依賴於氣候因而也就是大大依賴於緯度。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技術的發明，如果不用對特定環境加以改變就能使這些發明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的話。傳播的速度在非洲就比較緩慢了，而在美洲就尤其緩慢，這是由於這兩個大陸的南北向的主軸線和地理與生態障礙。在傳統的新幾內亞，這種傳播也很困難，因為那裡崎嶇的地形和高山漫長的主脈妨礙了政治和語言統一的任何重大進展。
與影響大陸內部傳播的這些因素有關的，是第三組影響大陸之間傳播的因素，這些因素也可能有助於積累一批本地的馴化動植物和技術。大陸與大陸之間傳播的難易程度是不同的，因為某些大陸比另一些大陸更為孤立。在過去的6000年中，傳播最容易的是從歐亞大陸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非洲大部分牲畜就是通過這種傳播得到的。但東西兩半球之間的傳播，則沒有對美洲的複雜社會作出過任何貢獻，這些社會在低緯度與歐亞大防隔著寬闊的海洋，而在高緯度又在地形和適合狩獵採集生活的氣候方面與歐亞大陸相去甚遠。對於原始的澳大利亞來說，由於印度尼西亞群島的一道道水上障礙把它同歐亞大陸隔開，歐亞大陸對它的唯一的得到證明的貢獻就是澳洲野狗。
第四組也是最後一組因素是各大陸之間在面積和人口總數方面的差異。更大的面積或更多的人口意味著更多的潛在的發明者，更多的互相競爭的社會，更多的可以採用的發明創造——以及更大的採用和保有發明創造的壓力，因為任何社會如果不這樣做就往往會被競爭的對手所淘汰。非洲的俾格米人和其他許多被農民取代的狩獵採集群體，就曾碰到這樣的命運。相反的例子是格陵蘭島上頑固保守的古挪威農民，他們也碰到了被愛斯基摩狩獵採集族群所取代的命運，因為在格陵蘭的條件下，這些愛斯基摩人的生存方法和生存技術都比這些古挪威人優越得多。在全世界的陸塊中，歐亞大陸的面積最大，相互競爭的社會的數量也最多，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在這方面就差得多，而塔斯馬尼亞更是瞠乎其後。美洲的總面積雖然很大，但卻在地理上和生態上支離破碎，實際上就像幾個沒有緊密聯繫的較小的大陸。
這4組因素構成了環境的巨大差異，這些差異可以客觀地用數量來表示，而且不會引起爭議。我的主觀印像是新幾內亞人一般要比歐亞大陸人聰明，儘管人們可以對此提出質疑，但他們無法否認新幾內亞的面積比歐亞大陸小得多，新幾內亞的大型動物品種也比歐亞大陸少得多。但是，提起這些環境差異不免會使歷史學家們貼上那使人火冒三丈的“地理決定論”的標籤。這種標籤似乎具有令人不愉快的含義，因為這等於是說人類的創造性毫無價值，或者說我們人類只是無可奈何地被氣候、動物區系和植物區系編上了程序的被動的機器人。當然，這種疑慮是沒有根據的。如果沒有人類的創造性，我們今天可能全都仍然在用石器切肉，茹毛飲血，就像100萬年前我們的祖先所做的那樣。所有的人類社會都擁有有發明才能的人。事情恰恰是有些環境比另一些環境提供了更多的起始物種和利用發明的更有利的條件。
這些答案比起耶利本人可能想要得到的答案來顯得冗長和復雜。然而，歷史學家們則可能認為這些答案太短、太簡單了。把各個大陸的13000年的歷史壓縮成一本400多頁的書，等於大約每150年每個大陸平均分攤到一頁，這樣，精練、簡化就在所難免。不過，這種壓縮也帶來了一個補償性的好處：對一些地區從長期範圍內進行比較所產生的真知灼見，是對單一社會所進行的短期範圍內的研究不可能得到的。
當然，耶利的問題所提出的一系列爭議仍然沒有解決。目前，我們只能提出一些不完全的答案和未來的研究事項，而不是一種充分展開的理論。現在需要努力去做的事，就是把人類史發展成為一門科學，使之與天文學、地質學和演化生物學這些公認的歷史科學並駕齊驅。因此，展望一下歷史這門學科的未來，並概括地提出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從而結束本書，似乎是恰當之舉。
我們已經提出了4組似乎最重要的因索，以說明各大陸之間的種種差異。因此，本書的最直接的延伸應是進一步地用數量來表示這些差異，從而更令人信服地證實這些差異的作用。為了說明用於馴化的起始物種方面的差異，我曾提供了一些數字，說明每個大陸總共有多少大型野生陸棲哺乳類食草動物（表9.2）和有多少大籽粒穀物（表8.1）。本書的一個延伸部分可能是把諸如菜豆、豌豆和野豌豆之類大籽粒豆科植物（豆類植物）的相應數目收集起來。此外，我提到過一些使大型哺乳動物失去馴化候補資格的因素，但我沒有用表格列出每個大陸有多少這樣的候補動物由於每一個這樣的因素而失去馴化資格。這樣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尤其對非洲來說是這樣，因為在非洲失去馴化資格的候補動物的百分比比在歐亞大陸高：在使一些動物失去馴化的候補資格的各種因素中，哪些因素在非洲最為重要，以及是什麼選擇決定了非洲哺乳動物十分頻繁地失去馴化的候補資格？還應收集一些能用數量說明的資料，來驗證我對錶明沿歐亞大陸、美洲和非洲主要軸線的不同傳播速度所作的初步計算。
本書的第二個延伸部分將涉及比本書已經論述的更小的地理範圍和更短的時間範圍。例如，下面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可能已被讀者們想到了：在歐亞大陸範圍內，為什麼是歐洲社會，即在美洲和澳大利亞殖民的那些社會，而不是新月沃地的社會或中國和印度的社會，在技術上領先，並在現代世界上佔據政治和經濟的支配地位？如果一個歷史學家生活在從公元前85D00年到公元1450年的任何一段時間內，如果他當時試圖預測未來的歷史發展軌跡，他肯定會認為，歐洲最終的支配地位是最不可能發生的結果，因為歐洲在過去那l萬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是舊大陸的那3個地區中最落後的一個地區。從公元前8500年直到公元500年後，先是希臘後是意大利興起的，這一段時間裡，歐亞大陸西部幾乎所有的重大發明——動物馴化、植物馴化、文學、冶金術、輪子、國家等等——都是在新月沃地或其附近出現的。在水磨於大約公元900年後大量傳播之前，阿爾卑斯山以西或以北的歐洲沒有對舊大陸的技術或文明作出過任何有意義的貢獻，它只是一個從地中海以東、新月沃地和中國接受發展成果的地方。甚至從公元1000年到1450年，科學和技術絕大多數都是從印度與北非之間的伊斯蘭社會傳入歐洲，而不是相反。就在那幾個世紀中，中國在技術上走在世界的前列，幾乎和新月沃地一樣早地開始了糧食生產。
那麼，為什麼新月沃地和中國把它們幾千年的巨大的領先優勢最後讓給了起步晚的歐洲？當然，人們可以指出促使歐洲興起的一些直接因素：它的商人階級、資本主義和對發明的專利保護的逐步形成，它的未能產生專制獨裁的君主和使人不堪重負的稅收，以及它的希臘—猶太教—基督教的批判經驗主義調查研究的傳統。不過，對於所有這些直接原因，人們一定會提出關於終極原因的問題：為什麼這些直接因素出現在歐洲，而不是出現在中國或新月沃地？
就新月沃地而言，答案是清楚的。新月沃地由於當地集中了可以馴化的動植物而擁有了領先優勢。如果它一旦失去了這種優勢，它就不再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理優勢可言。這種領先優勢在一些強大帝國西移的過程中消失了，這種情況可以詳細地描繪出來。在公元前第四個1千年中新月沃地的一些國家興起後，權力中心起初仍然在新月沃地，輪流為巴比倫、赫梯、亞述和波斯這些帝國。隨著希臘人在亞歷山大大帝領導下於公元前4世紀未征服從希臘向東直到印度的所有先進的社會，權力終於第一次無可挽回地西移。隨著羅馬在公元前2世紀征服希臘，權力又進一步西移，而在羅馬帝國滅亡後，權力最後又向歐洲西部和北部轉移。
只要把現代的新月沃地和古人對它的描寫加以比較，促使權力西移的主要因素就立刻變得顯而易見。今天，“新月沃地”和“糧食生產世界領先”這些說法是荒唐可笑的。過去的新月沃地的廣大地區現在成了沙漠、半沙漠、乾草原和不適合農業的受到嚴重侵蝕或鹽鹼地的土地。這個地區的某些國家的短暫財富是建立在單一的不能再生的石油資源的基礎上的，這一現象掩蓋了這個地區的長期貧困和難以養活自己的情況。
然而，在古代，在新月沃地和包括希臘在內的東地中海地區，很多地方都覆蓋著森林。這個地區從肥沃的林地變成受到侵蝕的低矮叢林地或沙漠的過程，已經得到古植物學家和考古學家的說明。它的林地或者被開墾以發展農業，或者被砍伐以獲得建築用的木材，或者被當作木柴饒掉，或者被用來燒製石膏。由於雨量少因而初級生產力（與雨量成正比）也低，這樣，植被的再生趕不上破壞的速度，尤其在存在大量山羊過度放牧的情況下是這樣。由於沒有了樹木和草皮，土壤侵蝕發生了，溪谷淤塞了，而在雨量少的環境裡的灌溉農業導致了土壤中鹽分的積累。這些過程在新石器時代就已開始了，一直繼續到現代。例如，現今約旦的古代納巴泰國首都皮特拉附近的最後一批森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被奧斯曼土耳其人修建鐵路時砍光的。
因此，新月沃地和東地中海社會不幸在一個生態脆弱的環境中興起。它們破壞了自己的資源基礎，無異於生態自殺。從東方（新月沃地）最古老的社會開始，每一個東地中海社會都在輪流地自挖牆腳，而就在這個過程中，權力西移了。歐洲北部和西部沒有遭到同樣的命運，這不是因為那裡的居民比較明智，而是因為他們運氣好，碰巧生活在一個雨量充沛、植被再生迅速的好環境裡。在糧食生產傳人7000年之後，歐洲北部和西部的廣大地區今天仍能維持高產的集約農業。事實上，歐洲是從新月沃地得到它的作物、牲畜、技術和書寫系統的，而新月沃地後來反而使自己失去了作為一個主要的權力和發明中心的地位。
這就是新月沃地失去它對歐洲的巨大的早期領先優勢的情形。為什麼中國也失去了這種領先優勢呢？中國的落後起初是令人諒訝的，因為中國擁有無可置疑的有利條件：糧食生產的出現似乎同在新月沃地一樣早；從華北到華南，從沿海地區到西藏高原的向山地區的生態多樣性，產生了一批不同的作物、動物和技術；幅員廣闊，物產豐富，養活了這一地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以及一個不像新月沃地那樣乾旱或生態脆弱的環境，使中國在將近一萬年之後仍能維持高產的集約農業，雖然它的環境問題日益增多，而且比歐洲西部嚴重。
這些有利條件和領先優勢使得中世紀的中國在技術上領先世界。中國一長串重大的技術第一包括鑄鐵、羅盤、火藥、紙、印刷術以及前面提到過的其他許多發明。它在政治權力、航海和海上管制方面也曾在世界上領先。 15世紀初，它派遣橫渡印度洋，遠達非洲東海岸，每支船隊由幾百艘長達400英尺的船隻和總共2800人組成。這些航行在時間上也比哥倫布率領3艘不起眼的小船渡過狹窄的大西洋到達美洲東海岸要早好幾十年。法斯科·達·伽馬率領他的3艘不起眼的小船，繞過非洲的好望角向東航行，使歐洲開始了對東亞的殖民。為什麼中國的船隻沒有在伽馬之前繞過好望角向西航行並在歐洲殖民？為什麼中國的船隻沒有橫渡太平洋到美洲西海岸來殖民？簡而言之，為什麼中國把自己在技術上的領先優勢讓給原先十分落後的歐洲呢？
中國西洋艦隊的結局給了我們一條線索。從公元1405年到1433年，這些船隊一共有7次從中國揚帆遠航。後來，由於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的一種局部的政治變化，船隊出海遠航的事被中止了：中國朝廷上的兩派（太監和反對他們的人）之間發生了權力鬥爭。前一派支持派遣和指揮船隊遠航。因此，當後一派在權力鬥爭中取得上風時，它停止派遣船隊，最後還拆掉船塢並禁止遠洋航運。這一事件使我們想起了19世紀80年代倫敦的扼殺公共電燈照明的立法、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的孤立主義和許多國家全都由於局部的政治爭端而引發的許多倒退措施。但在中國，情況有所不同，因為那整個地區在政治上是統一的。一個決定就使整個中國停止了船隊的航行。那個一時的決定竟是不可逆轉的，因為已不再有任何船塢來造船以證明那個一時的決定的愚蠢，也不再有任何船塢可以用作重建新船塢的中心。
現在來對比一下中國的這些事件和一些探險船隊開始從政治上分裂的歐洲遠航時所發生的事情。克里斯托弗·哥倫佈出生在意大利，後來轉而為法國的昂儒公爵服務，又後來改事葡萄牙國王。哥倫布曾請求國王派船讓他向西航行探險。他的請求被國王拒絕了，於是他就求助於梅迪納—塞多尼亞公爵，也遭到了拒絕，接著他又求助於梅迪納—塞利伯爵，依然遭到拒絕，最後他又求助於西班牙的國王和王后，他們拒絕了他的第一次請求，但後來在他再次提出請求時總算同意了。如果歐洲在這頭3個統治者中任何一個的統治下統一起來，它對美洲的殖民也許一開始就失敗了。
事實上，正是由於歐洲是分裂的，哥倫布才成功地第五次在幾百個王公貴族中說服一個來贊助他的航海事業。一旦西班牙這樣開始了歐洲對美洲的殖民，其他的歐洲國家看到財富滾滾流人西班牙，立刻又有6個歐洲國家加入了對美洲殖民的行列。對於歐洲的大砲、電燈照明、印刷術、小型火器和無數的其他發明，情況也是如此：每一項發明在歐洲的一些地方由於人們的習性起先或者被人忽視，或者遭人反對，但一旦某個地區採用了它，它最後總能傳播到歐洲的其餘地區。
歐洲分裂所產生的這些結果與中國統一所產生的結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除了作出停止海外航行的決定外，中國的朝廷還作出停止其他一些活動的決定：放棄開發一種精巧的水力驅動的紡紗機，在14世紀從一場產業革命的邊緣退了回來，在製造機械鐘方面領先世界後又把它拆毀或幾乎完全破壞了，以及在15世紀晚期以後不再發展機械裝置和一般技術。統一的這些潛在的有害影響在現代中國又死灰復燃，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種狂熱，當時一個或幾個領導入的決定就把全國的學校系統關閉了5年之久。
中國的經常統一與歐洲的永久分裂都由來巳久。現代中國的最肥沃地區於公元前221年第一次在政治上統一起來，並從那時以來的大部分時間裡一直維持著這個局面。中國自有文字以來就一直只有一種書寫系統，長期以來只有一種佔支配地位的語言，以及2000年來牢固的文化統一。相比之下，歐洲與統一始終相隔十萬八千里：14世紀時它仍然分裂成1000個獨立的小國，公元1500年有小國500個，20世紀80年代減少到最低限度的25國，而現在就在我寫這句話的時候又上升到將近40個國家。歐洲仍然有45種語言，每種語言都有自己的經過修改的字母表，而文化的差異甚至更大。歐洲內部的分歧今天在繼續挫敗甚至是想要通過歐洲經濟共同體來實現歐洲統一的並不過分的企圖，這就表明歐洲對分裂的根探蒂固的執著。
因此，了解了中國把政治和技術的卓越地位讓給歐洲這方面的真正問題，就是了解了中國的長期統一和歐洲的長期分裂的問題。答案又一次用地圖表示出來（見下圖）。歐洲海岸線犬牙交措，它有5大半島，每個半島都近似孤懸海中的海島，在所有這些半島上形成了獨立的語言、種族和政府；希臘、意大利、伊比利亞半島、丹麥和挪威/瑞典。中國的海岸線則平直很多，只有附近的朝鮮半島才獲得了作為單獨島嶼的重要性。歐洲有兩個島（大不列顛島和愛爾蘭島），它們的面積都相當大，足以維護自己的政治獨立和保持自己的語言和種族特點，其中的一個島（大不列額島）因為面積大，離歐洲大陸又近，所以成了一個重要的歐洲獨立強國。但即使是中國的兩個最大的島——台灣島和海南島，面積都不到愛爾蘭島的一半，這兩個島都不是重要獨立的政體；而日本在地理上的孤立地位使它在現代以前一直處於與亞洲大陸的政治隔絕狀態，其程度遠遠超過了大不列顛與歐洲大陸的政治隔絕狀態。歐洲被一些高山（阿爾卑斯山脈、比利牛斯山脈、喀爾巴阡山脈和挪威邊界山脈）分割成一些獨立的語言、種族和政治單位，而中國在西藏高原以東的山脈則不是那樣難以克服的障礙。中國的中心地帶從東到西被肥沃的沖積河谷中兩條可通航的水系（長江和黃河）連接了起來，從南到北又由於這兩大水系（最後有運河連接）之間比較方便的車船聯運而成為一體。因此，中國很早就受到了地域廣闊的兩個高生產力核心地區的決定性影響，而這兩個地區本來彼此只有微不足道的阻隔，後來競合併為一個中心。歐洲的兩條最大的河流——萊茵河與多瑙河則比較小，在歐洲流經的地方也少得多。與中國不同，歐洲有許多分散的小的核心地區，沒有一個大到足以對其他核心地區產生長期的決定性影響，而每一個地區又都是歷史上一些獨立國家的中心。
中國一旦於公元前221年最後獲得統一，就再沒有任何其他的獨立國家有可能在中國出現並長期存在下去。雖然在公元前221年後有幾個時期出現了分裂局面，但最後總是重新歸於統一。但歐洲的統一就連、拿破崙和希特勒這些下定決心的征服者都無能為力；甚至羅馬帝國在其鼎盛時期所控制的地區也沒有超過歐洲的一半。
因此，地理上的四通八達和非常一般的內部障礙，使中國獲得了一種初始的有利條件。華北、華南、沿海地區和內陸的不同作物、牲畜、技術和文化特點，為中國的最後統一作出了貢獻。例如，黍的栽培、青銅技術和文字出現在華北，而水稻的栽培和鑄鐵技術則出現在華南。我用本書的很大篇幅著重討論了在沒有難以克服的障礙的情況下技術的傳播問題。但中國在地理上的四通八達最後卻成了一個不利條件，某個專制君主的一個決定就能使改革創新半途而廢，而且不止一次地這樣做了。相比之下，歐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幾十個或幾百個獨立的、相互競爭的小國和發明創造的中心。如果某個國家沒有去追求某種改革創新，另一個國家會去那樣做的，從而迫使鄰國也這樣去做，否則就會被征服或在經濟上處於落後地位。歐洲的地理障礙足以妨礙政治上的統一，但還不足以使技術和思想的傳播停止下來。歐洲還從來沒有哪一個專制君王能夠像在中國那樣切斷整個歐洲的創造源泉。
這些比較表明，地理上的四通八達對技術的發展既有積極的影響，也有消極的影響。因此，從長遠來看，在地理便利程度不太高也不太低而是中等適度的地區，技術可能發展得最快。中國、歐洲，可能還有印度次大陸的過去1000多年的技術發展過程便是例子，它分別表明了高、中、低3種不同程度的地理便利條件所產生的實際效果。
當然，還有一些因素也促成了歐亞大防不同地區的不同的歷史進程。例如，長期以來，新月沃地、中國和歐洲一直受到中亞草原上騎馬的游牧民族野蠻入侵的威脅，但受到威脅的程度有所不同。這些游牧民族中有一支（蒙古人）終於破壞了伊朗和伊拉克的古代灌溉系統，但亞洲游牧民族中沒有一支成功地在匈牙利平原以遠的歐洲西部的森林地帶站穩腳根。環境因索還包括：新月沃地的居間的地理位置，控制了把中國和印度與歐洲連接起來的貿易路線，以及中國距離歐亞大陸其他先進的文明國家路途遠遠，使中國實際上成為一個大陸內的一個巨大的孤島。中國的相對孤立狀態與它先是採用技術後來又排斥技術這種做法有著特別重要的關係，這使人想起了塔斯馬尼亞島和其他島嶼排斥技術的情形（第十三章和第十五章）。不過，這一簡略的討論至少可以表明，環境因素不但與歷史的最廣泛模式有關，而且也與較小規模和較短時期的歷史模式有關。
新月沃地和中國的歷史還為現代世界留下了一個有益的教訓：環境改變了，過去是第一併不能保證將來也是第一。人們甚至會懷疑，本書從頭到尾所運用的地理學推論在現代世界上是否終於變得毫不相干，因為思想可以在因特網上立即向四處傳播，而貨物照例可以一下子從一個洲空運到另一個洲。看來，對全世界各民族之間的競爭己實行了一些全新的規則，結果，像朝鮮、馬來西亞，尤其是日本這些新的力量出現了。
然而，仔細想來，我們發現，這些所謂的新規則不過是舊規則的改頭換面而已。不錯，l947年美國東部貝爾實驗室發明的晶體管，躍進8000英里到日本去開創了電子工業——但它卻沒有躍進得近一些到扎伊爾或巴拉圭去建立新的工業。一躍而成為新興力量的國家，仍然是幾千年前就已被吸收進舊有的以糧食生產為基礎的最高權力中心的那些國家，要不就是由來自這些中心的民族重新殖民的那些國家。與扎伊爾或巴拉圭不同，日本和其他新興力量之所以能夠迅速利用晶體管，是因為它們的國民已在文字、金屬機械和中央集權的政府方面有了悠久的歷史。世界上兩個最早的糧食生產中心——新月沃地和中國仍然支配著現代世界，或者是通過它們的一脈相承的國家（現代中國），或者是通過位於很早就受到這兩個中心影響的鄰近地區內的一些國家（日本、朝鮮、馬來西亞和歐洲），或者是通過由它們的海外移民重新殖民或統治的那些國家（美國、澳大利亞、巴西）。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澳大利亞土著和美洲印第安人支配世界的前景仍然顯得黯淡無光。公元前8000年時的歷史進程之手仍然在緊緊抓住我們。
與回答耶利的問題有關的其他因素中，文化因素與個別民族的影響顯得更加突出。先說文化因素。全世界人類文化的特點差異很大。有些文化差異無疑是環境差異的產物，我在本書中已經討論過許多這方面的例子。但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涉及與環境無關的當地文化因素可能具有的重要意義。一種次要的文化因素可能由於當地一時的微不足道的原因而產生了，但一經產生就變得確然不移，從而使社會易於接受—些更重要的文化選擇，就像把混沌理論運用於其他科學領城所表明的那樣。這種文化過程屬於歷史的未知因素，而正是這些因素往往會使歷史變得不可預測。
作為一個例子，我曾在第十三章提到標準打字機鍵盤問題。在許多參與競爭的鍵盤設計中，這種標準鍵盤之所以能脫穎而出並開始被人採用，是由於一些微不足道的具體原因，如美國19世紀60年代早期的打字機製造技術，打字機的促銷手段，一個在辛辛那提創建速寫和打字學院、名叫朗利的女士於1882年作出的一個決定，以及朗利女士的傑出的打字學生弗蘭克·麥克格林所取得的勝利，因為他於1888年的一次廣為宣傳的打字比賽中徹底擊敗了朗利女士的使用非標準鍵盤打字機的參賽對手路易斯·陶布。那個決定可能有助於從19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無數階段的任何一個階段上發明出來的另一種打字機鍵盤；而美國當時的環境也沒有任何因素只有利於標準打字機鍵盤而不利於它的競爭對手。然而，決定一經作出，標推打字機鍵盤就獲得了牢固的地位，以致在一個世紀後又在計算機鍵盤設計中得到採用。同樣微不足道的一些具體原因，由於年深日久現在已不可追尋，但也許正是這些原因使蘇美爾人採用了12進制運算系統而沒有採用10進制運算系統（12進制運算系統產生了我們現代的60分鐘一小時、24小時一天、12個月一年和圓周360度），而中美洲普遍使用的運算系統則是20進制（產生了它的使用兩個並行週期的曆法，一個週期有20天，每天都有一個名稱，一個週期是一年有365天）。
關於打字機、時鐘和曆法設計的這些細節並沒有妨礙採用它們的社會在競爭中取得成功。但我們很容易想像出它們可能會產生的妨礙。例如，如果美國的打字機標準鍵盤都沒有被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採用——臂如說，如果日本或歐洲採用了效率高很多的德伏夏克鍵盤——那麼，這個在19世紀作出的微不足道的決定，對於20世紀美國技術的競爭地位可能產生巨大的影響。
同樣，對中國兒童的研究表明，如果教會他們用字母給漢語語音標音（稱為拼音），他們就能比學習有幾千個符號的傳統的中國文字更快地學會寫字。有人說，傳統的中國文字的出現是因為它們便於區別大量的意義不同但發育相同的漢語詞（同音異義詞）。果真如此，那麼漢語中豐富的同音異義詞可能對中國社會中識字的作用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如認為中國環境中存在某種因素促使選擇了一種同音異義詞豐富的語言，似乎也未必如此。複雜的安第斯山文明沒有能發明出文字，這是否可以用某種語言因素或文化因素來予以解釋？否則就令人難以理解了。印度的環境中是否存在某種因素，使它容易接受涉及社會經濟地位的種姓制度，而不顧對印度技術發展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中國的環境中是否存在某種因素，使它容易接受可能也對歷史產生深期影響的儒家哲學和文化保守主義？為什麼普度眾生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歐洲人和西亞人中而不是在中國人中成為殖民和征服的動力？
這些例子說明了涉及文化特質的範圍廣泛的問題。這些文化特質與環境無關，而且在開始時也幾乎沒有什麼重要的意義，但它們可能逐步形成有影響的歷久不衰的文化特點。它們的重要意義在於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沒有得到回答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途徑，就是集中註意力於那些在考慮了主要環境因素影響之後仍然令人費解的歷史模式。
具有特質的個人的影響又是怎樣的況？一個為人們所熟悉的例子是1944年6月20日行刺希特勒的圖謀和同時在柏林舉行起義的計劃功敗垂成。這兩件事都是德國人策劃的，們深信不可能打贏戰爭，於是就在德俄兩國軍隊的東部戰線仍然主要在俄國境內時，他們希望尋求和乎。希特勒被放在會議桌下的公文包裡的一顆定時炸彈炸傷；如果公文包放得稍稍靠近希特勒的坐椅，他也許就被炸死了。如果希特勒真的被炸死，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當時結束了，那麼現代的東歐地圖和冷戰進程可能就大為改觀了。
不大為人所知但甚至更加重大的事件是1930年夏天的一次交通事故。那是希特勒在德國奪權之前兩年多發生的事。當時他坐在一輛轎車的“死亡座”上（前徘右邊的乘客座位上），他的車和一輛滿載的有掛車的卡車相撞。幸虧卡車及時剎車，才沒有碾過希特勒的座車把它壓死。鑑於希特勒的精神機能障礙在決定納粹的政策與成功方面所達到的程度，如果那個卡車司機晚一秒鐘剎車，即使萬一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情況大概也會十分不同。
我們還可以想出其他一些個人，他們的特質和希特勒的特質一樣顯然對歷史產生了影響，他們是：亞歷山大大帝、、、基督、列寧、馬丁·路德、印加帝國皇帝帕查庫蒂、、·和祖魯國王沙卡，就舉這麼幾個。他們中的每一個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改變了事件的進程，而不“只”是恰巧最合適的人在最合適的時間出現在最合適的地點？
一個極端是歷史學家的觀點：“世界的歷史就是人（原文如此）在這個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的歷史，實際上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活動的偉人的歷史。”另一個極端是普魯士政治家奧托·馮·俾斯麥的觀點，他與卡萊爾不同，他對政治的內幕活動具有長期的直接經驗，他說：“政治家的任務就是傾聽上帝在歷史上走過的腳步聲，並且當他在身旁經過時努力抓住他的上衣的後下擺，跟他一起前進。”
同文化的特質一祥，個人的特質也是歷史進程中的未知因素。無論是從環境的力量來看，還是事實上從任何可以歸納起來的原因來看，個人的特質都會使歷史變得無法說明。然而，就本書的論題來說，所謂個人的特質幾乎是毫不相干的，因為即使是偉人理論的最熱情的支持者也覺得難以用幾個偉人來解釋歷史最廣泛的模式。也許，亞歷山大大帝的確輕輕推動了一下歐亞大陸西部已經有了文字、糧食生產和鐵器的國家的歷史進程；但他與這樣的事實毫無關係：當澳大利亞還仍然維持著沒有文字、沒有金屬工具的特獵採集部落時，歐亞大陸西部已經有了有文字的、從事糧食生產和使用鐵器的國家了。不過，具有某些特質的個人的歷史的影響究竟有多廣泛和多持久，這仍然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歷史這門學科一般認為不是一門科學，而是比較接近人文學科。歷史最多可以劃歸社會科學，而在社會科學中，它又被列為最少科學性的一種。雖然研究政治的專業常常被稱為“政治學”，而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指稱“經濟學”，但歷史系即使有也很少稱自己為“歷史學系”。大多數歷史學家並不把自己看作科學家，也很少在一些公認的科學領域及其方法論方面受過訓練。在許多警句中部有歷史不過是一大堆細節這種認識：“歷史不過是一個又一個討厭的事實”，“歷史或多或少都是騙人的鬼話”，“歷史和萬花筒一樣毫無規律可言”，等等。
無可否認，從研究歷史中去獲得普遍原則，要比從研究行星軌道中去獲得普遍原則來得困難。然而，在我看來，這些困難並不是決定性的。其他一些歷史學科，包括天文學、氣候學、生態學、演化生物學、地質學和古生物學，雖然也碰到了同樣的困難，但它們在自然科學中的地位卻是牢固的。不幸的是，人們對歷史的概念常常是以物理學和其他幾個運用同樣方法的領域為基礎的。這些領域的科學家往往由於無知面對某些領域不屑一顧，因為對這些領域這些方法是不適用的，因此必須尋找其他方法——例如我自己的研究領域生態學和演化生物學就是如此。不過，諸記住：“science”（科學）這個詞的意思是“knoeledge”（知識）（來自拉丁語的scire即“to know”［知道］和scientia即“knowledge”［知識］），而知識是要通過任何對特定領域最合適的方法來獲得的。因此，我對研究人類歷史的人所面臨的困難非常同情。
廣義的歷史科學（包括天文學之類的學科）具有許多共同的特點，把它們同非歷史科學如物理學、化學和分子生物學之類區別開來。我可以跳出4個方面的差別來討論：方法、因果關係、預測和復雜程度。
在物理學中，獲得知識的主要方法是實驗室實驗，人們通過實驗來處理結果有疑問的參數，用被認為恆定的參數來進行平行的對照實驗，保留始終恆定的參數，複製對實驗的處理和對照試驗，並獲得定量數據。這種方法在化學和分子生物學中也是十分有用的，它在許多人的思想裡成了科學本身，因此實驗常常被認為是科學方法的本質。但在許多歷史科學中，實驗室實驗顯然只能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完全不起作用。人不能阻礙銀河系的形成，不能發動和製造颶風和冰河期，不能用實驗的方法使幾個國家公園裡的灰熊滅絕，也不能再現恐龍的演化過程。人只能用別的方法獲得這些歷史科學方面的知識，如觀察、比較和所謂的自然實驗（這一點我回頭再來討論）。
歷史科學研究的是一連串的直接原因和終極原因。在大部分物理學和化學中，“終極原因”、“目的”和“功能”這些概念是沒有意義的，但它們對於了解一般的生命系統尤其是人類的活動，是至關重要的。例如，北極兔的毛色在夏天是棕色，到冬天就變為白色，但研究北極兔的演化生物學家並不滿足於弄清楚從毛色色素的分子結構和生物合成途徑的角度來研究的毛色的普通直接原因。更重要的問題是功能（逃避捕食者的保護色？）和終極原因（從沒有季節性毛色變化的組代兔群開始的自然選擇？）。同樣，一個歐洲歷史學家不會滿足於把描寫為經過代價巨大的泛歐戰爭之後剛剛獲得了和平。了解形成對比的一連串導致的事件，對於了解為什麼1918年後而不是1815年後的幾十年內又一次爆發了代價甚至更大的泛歐戰爭是必不可少的。但化學家並不為兩個氣體分子的碰撞規定某種目的或功能，他們也不會去尋找這種碰撞的終極原因。
歷史科學和非歷史科學之間的另一個差異就是預測。在化學和物理學中，測驗一個人是否了解某個系統就是看他能否成功地預測這個系統的未來變化。另外，物理學家還往往看不起演化生物學和歷史，因為這兩個領城似乎通不過這種測驗。在歷史科學中，人們可以提供一種事後的解釋（例如，為什麼6600萬年前一穎小行星對地球的撞擊會使得恐龍滅絕，而沒有使其他許多物種滅絕），而事前的預測就比較困難了（如果我們沒有過去的實際情況作為指引，我們可能會無法確定哪些物種可能會招致滅絕）。然而，對於未來什麼樣的資料發現會告訴我們過去所發生的事，歷史學家和歷史科學家的確作出了井檢驗了一些預測。
歷史系統的性質使預測的企圖變得複雜了。對於這些性質，可以用幾種不同的方法來加以描寫。我們可以指出的是，人類社會和恐龍都是極其複雜的，它們的特點是具有大量的互相反饋的獨立變數。結果，較低組織層次上的小小變化可能會引起較高層次上的突變。典型的例子就是1930年險些讓希待勒送命的交通事故中，那個卡車司機的剎車反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傷的1億人的生命的影響。雖然大多數生物學家都同意生物系統歸根到底完全決定於它們的物理性質並服從量子力學的定律，但這些系統的複雜程度實際上意味著這種決定論的因果關係並不能轉化為可預測性。量子力學的知識並不能幫助人理解為什麼引進的有胎盤食肉動物消滅了那麼多的澳大利亞有袋目動物，或者為什麼獲得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的是協約國而不是同盟國。
每一條冰川，每一團星雲，每一次颶風，每一個人類社會，每一個生物物種，甚至每一個個人和某個有性生殖物種的每一個細胞，都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受到那麼多的變數的影響，而且是由那麼多的可變部分構成的。相比之下，對於物理學家的任何基本粒子和同位素以及化學家的任何分子來說，實際存在物的所有個體彼此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物理學家和化學家能夠在宏觀的層次上系統地闡述帶有普遍性的決定論的規律，但生物學家和歷史學家只能係統地闡述統計學上的趨勢。我能以很高的正確概率預測，在我工作的加利福尼亞大學醫學中心出生的下1000個嬰兒中，男嬰的數目不會少於480個，也不會多於520個。但我沒有辦法事先知道我自己的兩個孩子會是男孩。同樣，一些歷史學家指出，如果當地的人口夠多，密度也夠大，如果存在發展剩餘糧食生產的潛力，那麼部落社會也許比不存在上述情況時更有可能發展成為酋長管轄地。但是，每一個這樣的當地人口都有其自身的獨一無二的特點，其結果是酋長管轄地在墨西哥、危地馬拉、秘魯和馬達加斯加的高原地區出現了，但卻沒有在新幾內亞或的高原地區出現。
歷史系統儘管有其終極的確定性，但其複雜性和不可預測性是不待言的。描述這種複雜性和不可預測性的另一個辦法就是指出，長長的一連串因果關係可能把最後結果同存在於那一科學領域之外的終極原因分開。例如，一顆小行星對地球的撞擊可能導致了恐龍的滅絕，但那顆小行星的軌道卻是完全由古典力學的定律決定的。但如果有古生物學家生活在6700萬年前，他們也不可能預測到恐龍的滅亡迫在眉睫，因為小行星屬於一個在其他方面都與恐龍生物學關係疏遠的科學領域研究的對象。同樣，公元1300年至1500年之間的小冰期也是格陵蘭島上古挪威人滅絕的部分原因，但沒有哪個歷史學家，也許甚至也沒有哪一個現代氣候學家能夠預到小冰期的到來。
因此，歷史學家在確定人類社會史的因果關係時所碰到的困難，大致上類似於天文學家、氣候學家、生態學家、演化生物學家、地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所碰到的困難。這些領域的每一個領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因擾：不可能進行可複制的對照實驗的介入，大量變數帶來的複雜性，每一個系統因而變得獨一無二，結果不可能係統地闡述普遍的規律，以及難以預測突現性質和未來變化。歷史預測和其他歷史科學的預測一樣，在大的時空範圍內最為適宜，因為這時無數小的時空範圍內的獨一無二的特點趨於乎衡。正如我的預測下1000個新生嬰兒的性別比例但卻不能預測我自己兩個孩子的性別那樣，歷史學家能夠認識到使美洲和歐亞大陸社會在經過13000年的獨立發展後發生碰撞所產生的廣泛後果變得不可避免的因素，但卻不能認識到1960年美國總統選擇的後果。在1960年10月的一次電視辯論會上，四個總統候選人說了些什麼之類的細節，可能會使尼克鬆而不是肯尼迪獲得選舉的勝利，但卻沒有誰說了些什麼之類的細節，可以阻擋歐洲人征服印第安人。
研究人類史的人怎樣才能從其他歷史科學的科學家們的經驗中獲益呢？有一個證明有用的方法就是比較法和所謂的自然實驗。雖然無論是研究銀河系形成的天文學家還是人類史家，都不可能在有控制的實驗室實驗中來處理他們的系統，但他們都可以利用自然實驗，把一些因存在或不存在（或作用有強有弱的）某種推定的起因而不同的系統加以比較。例如，流行病學家雖然不可以在實驗中使人服用大量的鹽，但仍然能夠通過比較在鹽的攝入方面已經存在巨大差異的不同人群，來確定鹽的高攝入量的影響；而文化人類學家雖然不能用實驗在許多世紀中向不同的人群提供豐富程度不同的資源，但仍然能夠通過比較生活在自然資源豐富程度不同的島嶼上的近代波利尼西亞人，來研究資源的豐富程度對人類社會的長期影響。研究人類史的人可以利用多得多的自然實驗，而不只是限於比較5個有人居住的大陸。在進行比較時不但可以利用數以百計的較小島嶼上的社會和從每個大陸都能到達的區域性社會，而且也可以利用一些在相當孤立狀態中發展了複雜社會的大島（如日本、馬達加斯加、美洲的伊斯帕尼尼奧拉島、新幾內亞、夏威夷和其他許多島嶼）。
任何領域的自然實驗，不管是生態領域的還是人類史領域的，生來就容易受到可能的方法論的批評。這些批評不但包括了從觀察到的變數之間相互關係來推定因果關係鏈方面的問題，而且也包括了混淆除關係重大的變數外其他一些變數的自然變異的作用。這些方法論問題已為了某些歷史科學而得到了詳盡的討論。特別是流行病學——通過比較不同的人群（通常用歷史追溯研究法）來對人類疾病作出論斷的科學——長期以來一直成功地運用正式的程序，來處理類似人類社會歷史學家所碰到的問題。生態學家也十分注意自然實驗問題，因為在許多情況下，用直接的實驗介入法來處理相關的生態變量可能是不道德的、不合法的或不可能的，所以生態學家必須把自然實驗作為一種方法來使用。演化生物學家近來也發展出一些更複雜的方法，根據對已知的演化史上的不同動植物的比較來作出結論。
總之，我承認，了解人類的歷史要比了解某些科學領域的問題困難得多，因為在這些科學領城裡，歷史是不重要的，起作用的個別變量也比較少。不過，有幾個領域已經設計出一些用來分析歷史問題的成功的方法。因此，人們普遍承認，對恐龍、星雲和冰川的系統闡述屬於自然科學領域，而不屬於人文學科。但是內省的方法使我們對其他人的行為方式比對恐龍的行為方式產生了多得多的真知灼見。因此，我很樂觀，對人類社會的歷史研究可以科學地進行，就像對恐龍的研究一樣——同時，使我們認識到是什麼塑造了現代世界以及是什麼可能塑造未來世界，因而使今天我們自己的社會從中獲益。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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