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元明清時期的繪畫

元代是山水畫發生巨變和取得極大成就的時期。 宋代的文人畫，到元代被推向了高峰，離開了宋代繪畫的堅實作風而走向空靈的寫意，其山水畫的成就尤為突出。 首先要提一提的是趙孟頫。 趙孟頫是一個修養全面的藝術家，詩文、書法、繪畫無所不精，其書法成就尤高。他在書法和繪畫上都主張“貴在師古”，這是針對宋以來尚意之風和當時許多畫家用筆纖弱而發的，也確實對繪畫和書法的發展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是，他主張的師古，仍然停留在技法上，而沒有重視“師造化”，沒有重視深入生活。他的《鵲華秋色圖》《秋郊飲馬圖》《水村圖卷》《重江疊嶂圖卷》等都是著名的山水畫作。 如果說西方繪畫重在寫實，屬再現藝術體系，那麼，中國繪畫則重在寫意，屬表現藝術體系。中國繪畫雖然也主張“外師造化”，但更看重“中得心源”；雖然也要求“形似”，但更強調“神似”。把這種追求抒情寫意、以境界韻味為核心的表現美學思想推向極致的，是“元四家”。

“元四家”，指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儘管他們的生活境遇不同，具體技法上各有特色，但是，在繪畫思想和審美情趣上，卻有共同之處。他們都追求“逸筆草草，不求形似”的繪畫風格，對明、清兩代的繪畫影響非常大。 元代畫壇，山水畫是主流，成名的畫家四百餘人，其中，錢選、高克恭、方從義、孫君澤、盧師道、朱德潤、王振鵬等也各有所長，形成了元代山水畫的繁榮局面。 元代花鳥畫和人物畫的成就相對較小。由於元代統治者對知識分子的歧視和高壓，許多文人都採取隱遁的辦法消極抵抗。他們多畫墨梅、墨竹，以梅、蘭、竹、菊象徵自己不隨流俗和孤芳自賞的情操，李衎、柯九思、楊維翰、顧安、王冕、錢選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衎、柯九思、楊維翰、顧安都以畫竹聞名。 元代以畫梅著名的，有王冕、周密、錢選、沈雪坡、朱淳甫、趙雲崖、喬戚里、陳立善、吳大素等，尤以王冕最為著名。 元代的趙孟頫是著名的畫馬名家。此外，任仁發、許通、陳琰等善畫馬、牛、虎、鹿等走獸。 元代人物畫家不多，只有趙孟頫成就很高。趙孟頫的人物畫成就很高。他的《人馬圖卷》《紅衣羅漢圖》等，都是元代人物畫中的上乘之作。 除趙孟頫以外，元代也還有一些人物畫家，如顏輝、錢選、何澄、任仁發、王振鵬、張渥等，都有人物畫作傳世。如《水月觀音像》（顏輝）、《李仙像》（顏輝）、《紫桑翁圖卷》（錢選）、《歸去來兮圖卷》（何澄）、《張果見明皇圖卷》（任仁發）、《伯牙鼓琴圖卷》（王振鵬）、《九歌圖卷》（張渥）、《雪夜訪戴圖》（張渥）等，都是人物畫中的名作。

“元四家”遁跡山林，潔身自好，孤芳自賞，這種態度是統治者所不喜歡的。因此，他們那種蕭索疏淡乃至枯寂幽遠的作品及風格，也必然為統治者所不取。明代初年，畫院恢復，統治者有意提倡南宋院畫，推崇李、劉、馬、夏，他們的畫風支配了明初的山水畫壇。 明代山水畫，派別林立，最著名的，是早期的“浙派”，中期的“吳門派”和晚期的“華亭派”。 “浙派”的代表人物是戴進，周文清、周鼎、陳景初、王諤、夏芷等都屬此派。此派取法南宋李唐、馬遠和夏珪，多用斧劈皴，筆有頓挫，多用乾筆，水墨氤氳，渾然天成。 東南蘇州一帶，人文薈萃，他們的思想和審美趣味與趙孟頫和“元四家”相似，因此，他們繼承以“元四家”為代表的文人畫風格而形成了“吳門派”，其代表人物是被稱為“吳中四家”的沈周、唐寅、文徵明和仇英。

沈周的年齡比唐寅、文徵明、仇英大得多，唐寅、文徵明都出自他的門下，他是當之無愧的“吳門派”畫家的領袖。 沈周的畫，遠追董源、巨然，近師王蒙、吳鎮，繼承的還是“元四家”以來的文人畫的風格。所傳有《廬山高圖》《滄洲趣圖》《匡山秋霽圖》《夜坐圖》《春山欲雨圖》等。 文徵明的成就主要在書法，唐寅的畫，主要在人物和花鳥，但他們的山水畫仍然精審。文徵明的《綠陰長話圖》《春深高樹圖》《山雨圖》《真賞齋圖》《溪亭客話圖》，唐寅的《落霞孤鶩圖》《騎驢思歸圖》《山路松聲圖》《春山伴侶圖》等，都是傳世名作。 “吳門四家”中的仇英與其他三家有些不同，他是漆工出身，靠刻苦學習，終成大器。他的山水畫，學習南宋趙伯駒、趙伯驌，多作青綠山水。傳世名作有《玉洞仙源圖》《蓮溪漁隱圖》《桃溪草堂圖》等。

“浙派”和“吳門派”的末流，都師古不化，墨守成規，以至筆力纖弱、死氣沉沉，代之而起的，是“華亭派”。 “華亭派”的代表人物是董其昌、顧正誼、莫世龍等“畫中九友”。他們提出的口號仍然是師古，師法的是自王維、荊浩、關仝等直至“元四家”。 董其昌是提倡文人畫最力的人，他的繪畫，筆墨極有氣勢，尤精於用墨。他本人是大書法家，又將書法的用筆用於繪畫，是典型的文人畫特色。他雖然也提到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認為“畫家以古人為師，已自上乘，進此將以天地為師”（均見《畫禪室隨筆》），但他自己仍然沒有走出狹小的書齋，他的山水畫，也因此缺乏真實的山水自然之感。 “華亭派”雖然挽救了“浙派”“吳門派”末流的頹風，但仍以師古為事，走入了另一個極端，雖然對清代三百餘年的繪畫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也挑起了明末及清代的派別門戶之爭。

明代前期院畫占主導地位，邊文進和呂紀是院體花鳥畫的代表人物。此外，還有錢永善、羅績、俞存勝、張克信、葉雙石、鄧文明、邊楚祥、邊楚芳、邊楚善（三人為邊鸞之子）、羅素、唐志契等，都以畫花鳥聞名。 與呂紀同時的林良，雖然也是畫院畫師，但畫風與邊文進、呂紀不同，他走的是王若水、張中（二人都是元代水墨花鳥畫家）的路，向水墨淡彩的方向發展，是明代水墨花鳥畫的前驅。 明代中、後期，水墨寫意花鳥畫有很大發展，使花鳥畫真正成熟的，是沈周、唐寅、陳淳、徐渭。 這裡最值得一提的是徐渭（青藤）。他的水墨大寫意花鳥，醉筆淋漓，飄逸奔放，對清代“揚州八怪”及近代吳昌碩、齊白石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明、清兩代，人物畫不及山水畫、花鳥畫之盛，雖有傑出畫家，卻無多大創造。明初“浙派”山水畫家戴進、吳偉等，明中葉“吳門派”畫家沈周、唐寅、仇英等都兼畫人物。其中，唐寅和仇英的工筆仕女畫很有名。唐寅的《秋風紈扇圖》、仇英的《人物故事圖冊》《人物圖》《漢宮春曉圖》《修竹仕女圖》等都是工筆仕女畫的名作。 明代後期，人物畫成就較前為高，代表畫家是陳洪綬。 陳洪綬的人物畫，“軀幹偉岸，衣紋清圓細勁，兼有李公麟、子昂之妙。設色學吳生法。其力量氣局，超拔磊落，在仇、唐之上”（張庚《國朝畫徵錄》）。從他傳世的《女仙圖》中，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人物畫的這些特色。 明代肖像畫家，以曾鯨最為著名。他畫的肖像，“如鏡取影”，“咄咄逼真”。

明末清初，繼承董其昌等人的是以“四王”（王時敏、王鑑、王翬、王原祁）為代表的“正統”畫家，他們的傾向仍然是摹古，甚至幾乎只仿黃公望一人，搞得“家家子久，人人大癡”（黃公望字子久，號大癡）。 “四王”的山水畫，技法精絕，筆墨韻味十足，把文人山水畫的水墨技法推向一個新的高峰，但仿來仿去，內容題材非常狹窄，風格技法也越來越單一。 “四王”中的王時敏，是清初的畫壇領袖，他的畫，技法精純，尤其是對黃公望領會極深，但卻絕少創造。從他的《浮嵐暖翠圖》《雲壑煙灘圖》《溪山樓觀圖》《夏山圖》等作品中，都能清楚地感受到這種特點。 “四王”中的王暈，雖然也走的是摹古的道路，但是，能夠博採眾長，風格變化要多一些。較之其他三家只知道一味機械摹古，境界稍微高一些。以《石泉試茗圖》《千崖萬壑圖》《斷崖雲氣圖》《平林散牧圖》《夏木垂陰圖》等為代表。

真正使明末清初畫壇面貌一新的，是以石濤、朱耷（八大山人）、弘仁、髡殘等所謂“四僧”為代表的一批有創新精神的畫家。石濤、八大、弘仁、髡殘等人，都是明代遺民，為了避禍，遁入空門，養成他們精神上的叛逆。他們也認真學習古人，但反對對古人亦步亦趨地機械模仿，在技法上提倡“我自用我法”。針對“四王”完全脫離生活，在古人陳跡中討生活的陋習，提出以造化為師，“搜盡奇峰打草稿”。 “四僧”的山水畫，代表了清代山水畫的最高水平。 “四僧”中，石濤、弘仁、髡殘都長於山水，而八大山人則以花鳥名世。 石濤是清代山水畫中貢獻最大的人，他力批“四王”的盲目摹古，而提出“我自用我法”，提出“搜盡奇峰打草稿”，提出“師古人之跡”，又要“師古人之心”（均見《苦瓜和尚畫語錄》），指出了山水畫創作的唯一正確道路。他本人也是這種理論的實踐者，半生雲遊，遍覽名山大川，打下了堅實的生活基礎。

清初山水畫家，比較重要的還有吳歷和龔賢、樊坼、高岑、吳宏等所謂“金陵八家”。吳歷作畫，已經開始參用西方繪畫的一些明暗對比技法，增加了物象的體積感。 清代後期山水畫，仍然走的是“四王”的老路，主要受“婁東派”（代表人物王時敏、王鑑、王原祁）的影響，乾隆、嘉慶年間，有黃易、奚岡等；咸豐、光緒年間，有湯貽汾、戴熙、戴密等。此後，還有張問陶、胡公壽、吳伯滔、吳谷祥等，但模仿多，創造少，成就都不算太大。 清初的花鳥畫，風格多樣，名家輩出，尤以八大山人、石濤、惲格最為突出。 八大山人的花鳥畫，個性突出，不泥成法，多有牢騷不平之氣。他是明寧王朱權的後裔，明亡後不與清政府合作，於是將一腔亡國之痛全部寓之於畫。他筆下的花鳥，極有個性，他畫的鳥，眼眶作方形，眼珠上頂，有一種白眼看世界的桀驁之氣。而其畫又多有興寄，所以有人題他畫的荷花說：“長借墨花寄幽興，至今葉葉向南吹。” 明末清初，花鳥畫多宗沈周、陳淳、徐渭，到惲格（南田）出來，畫風才得以一變。他繼承和發展了徐崇嗣開創的沒骨花鳥畫法，改變了自南宋以來的勾填法，後來蔣廷錫父子、鄒一桂等花鳥畫家，走的都是惲格的路子。 乾隆年間，則以金農、鄭燮、李鮮、羅聘等“揚州八怪”為代表，他們都是畫壇革新人物，是舊法的破壞者，也是新法的創立者，成就很大，影響也很大。 “揚州八怪”都走寫意一路，都有些不合時宜的東西，但他們又十分重視各自的藝術個性，相互之間絕不相師，保持了自己藝術上的獨立。 清代中葉花鳥畫，不及康、雍、乾時期，其中，趙之琛、張熊及嶺南的居巢、居廉較有影響。 清代晚期，趙之謙、任伯年、虛谷、蒲華、吳昌碩等的出現，將花鳥畫推上一個新的高峰。 清代人物畫也不及山水畫和花鳥畫，但肖像畫卻有進步。清代道釋人物漸衰，而喜作鬼神，尤喜畫鍾馗。金農、羅聘等的《鬼趣圖》，以鬼喻人，辛辣地諷刺了封建社會的醜惡。 清代的市井百像圖，多能接觸社會弊端，如姚文翰的《賣漿圖》、朱炎的《群盲圖》、黃慎的《群乞圖》等。這一類畫家中，以蘇六朋最為著名。 蘇六朋是著名的嶺南畫家，愛寫民間生活和市井風俗，許多都能切中時弊，他的《吸毒圖》深刻揭露了鴉片的毒害。 清代仕女畫的代表人物是改琦和費丹旭，但無多大創新。 有創新精神的是嶺南畫家高其佩，他是清代著名的指頭畫家，今傳有他所畫的《鍾馗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