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宋詞概說
新興的“詞”，在唐人眼中的地位不高，因為它起自民間，難免有些簡陋鄙俚，可能音樂也有一點像白居易在《琵琶行》裡所形容的那樣“嘔啞嘲哳難為聽”，但是它清新活潑，有一股來自民間的鄉野之風，這是正統的文學藝術中所最缺乏的東西。於是，一些有創新精神的詩人也開始嘗試用這種形式寫一點東西，比如李白寫過《菩薩蠻》《憶秦娥》，白居易寫過《憶江南》，張志和寫過《漁歌子》，溫庭筠寫過《菩薩蠻》《更漏子》等，而且寫得非常好。可惜更多的人，還是囿於正統與非正統的畛域，對這種起自民間的“詞”不屑一顧。
這種情況在五代時期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五代時期中原戰亂，但偏安一隅的西蜀和南唐卻沒有受戰爭的影響，照樣市廛繁榮、歌舞昇平。詞這種比詩通俗，比詩多樣，曲調也比詩動聽的新的體裁，立刻受到前、後蜀和南唐君臣的喜愛而得到極大的發展。在西蜀，形成了一個以韋莊等人為首的“花間詞派”；在南唐，出現了中主李璟、後主李煜和馮延巳等一大批詞壇高手。
宋代雖然一開始就比較軟弱，但畢竟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所以在醫治戰爭創傷、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在努力構建自己的文化。他們把唐人未曾完成的古文運動完成了，並在“唐宋八大家”中爭得了六個席位；他們把繪畫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他們的書法，邁過唐人，遠追魏、晉，取得很大成就。唯獨在詩歌領域，宋人遭遇到十分尷尬的局面。
詩歌在唐人的手裡，已經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出現了後世難以企及的李白、杜甫兩座高峰，詩歌的體裁形式也被唐人做完，詩歌的境界也被唐人搜盡。有人說，詩到李賀，連鬼境都做完了，這讓宋人感覺難以措手足。但是，詩歌在人們的心目中，地位是最為崇高的，於是，宋人開始艱難地尋求自己的詩歌之路。
他們找到了兩條道路，並且都取得了成功。
首先，在唐詩重情感重意境的基礎上，宋人探索出一條“以議論為詩”，“以學問為詩”，“以文為詩”的道路。唐詩重情，宋詩則重理，雖然猶下唐人一等，但是也足以雄視百代了。
其次，他們尋找到一個唐人幾乎未曾涉獵的領域，那就是“詞”。
有宋一代，詩歌和散文是一直居於正統地位的。北宋前期，詩歌以“西昆體”為宗，統治了宋初近百年的詩壇。文壇最大的事情，是以歐陽修為代表的“詩文革新運動”，不但把韓、柳未能完成的古文運動搞成功了，而且也基本確立了宋詩“以議論為詩，以學問為詩，以文為詩”的風格。而詞尚處在發展完善期，地位也不是很高。
宋人一直堅持“詩莊詞媚”，詞是“艷科”的原則。詩是要傳於後世的，人們用它抒寫懷抱、暢敘理想、針砭時弊、寄託哀思。雖然詩歌中也有吟風弄月、男歡女愛、淺斟低唱的作品，但是畢竟數量太少，而且歷來就不被當作詩歌的正格。晚唐時溫庭筠大量製作“艷曲”，就被士林所不齒。正統的文人，並不看重這些“艷曲”而往往將其摒棄在詩集之外。五代時和凝，官至宰相，“少年時好為曲子詞，佈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為艷詞玷之”（見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六）。其他人雖然未必會“託人焚毀”，但是隨寫隨散的情況卻是很多的。在宋代，詞本是純然被作為一種消遣性的東西的，抒懷抱、發議論，盡可託之詩文，而優游狹邪、縱情聲妓，則寄之於詞。像北宋初執文壇牛耳的歐陽修，詩與文皆堂堂正氣，為一時之彥，但他的詞，卻多是輕柔旖旎之作。
但是，宋人實在是無法抗拒詞的魅力誘惑。
和相對比較規整而已經顯得僵化，而且歌法已經大部分失傳的唐詩相比，這種剛從民間步入神聖文學藝術殿堂的詞，無論是曲還是辭，都要優美輕鬆得多，尤其是在休閒娛樂中，更是讓人身心愉悅。宋代雖說是理學盛行的時代，但文人們卻要比唐人瀟灑曠放得多。
宋代文人的待遇十分優厚，立國之初，宋太祖就立法不殺讀書人。重文輕武的國策使宋人不像唐人那樣希望以軍功博取功名富貴，他們不會像唐人那樣去高唱“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唐楊炯《從軍行》）。和唐代相比，宋代社會沒有唐代那麼陽剛，而是要陰柔得多，這也因此影響到宋人審美趣味的改變。
宋王灼《碧雞漫志》卷一說：
從古人的“不擇男女”，到宋人的“獨重女音，不復問能否”，是審美趣味的改變。這種審美趣味的改變，不僅表現在“獨重女音”，也表現在需要適合“女音”演唱的歌曲。而詞，正是適合這樣需要的東西。
宋詞多是由歌兒舞女執檀板，在絲竹管弦的伴奏下，在遊賞飲宴中演唱的，它的“重女聲”，貴婉約，都與此有關。宋劉克莊在《題劉瀾樂府》中說：“詞當葉律，使雪兒、春鶯輩可歌。”這些歌兒舞女為了生活，不得不不斷地求取、學習“新聲”。北宋第一位全力作詞、作品流傳極廣、被稱為“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的柳永，有一首《玉蝴蝶》，描寫平康小巷的妓女向他索取新詞的情況：
正是這種佳人當筵“索新詞”“按新聲”的風氣，使詞人們的作品必然出現“尚婉媚”的傾向，許多人也因此以婉約為詞的正格。
經過五代文人的努力，北宋初年，詞已經逐漸成熟，也逐漸被大家所接受。宋初，詞的創作開始繁榮起來，這一時期最重要的詞人是柳永。
柳永仕途不得意，一生遊戲風塵，混跡青樓，他是宋代第一個全力作詞的人。他的詞，雖然也如花間派詞人和南唐君臣一樣，多是倚紅偎翠、香風繡帶之作，但是卻保持了民間文學的本色行當。他的最大貢獻，是成功地發展了慢詞，這是宋詞在藝術形式上的第一次重大突破，為宋詞的發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宋初繼續走花間派詞人和南唐君臣道路的，是以晏殊為代表的顯宦詞人。
宋初天下基本安寧，沒有大的戰爭，經濟在不斷地複蘇，朝廷內部也沒有大的鬥爭，在這樣的情況下做官是很輕鬆愜意的，比如“西昆派”詩人楊億、劉筠、錢惟演和婉約詞人晏殊等。但負面的影響，卻是富貴榮華中無所事事的空虛和落寞。晏殊做了幾十年的太平宰相，每天也就是在歌舞飲宴、接待賓客中打發日子。填詞的技巧越發純熟了，而內容卻十分空虛。
北宋中、後期，是宋代最具活力，各方面的成就最高的時期。政治上，有王安石變法；文化上，有歐陽修的詩文革新運動；史學上，司馬光編纂了；書法上，出現了蘇、黃、米、蔡“宋四家”，而詞也在這一時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終於成為能代表宋代文化的“一代之文學”。
首先是歐陽修、范仲淹等人的詞作。他們的理想抱負與宋初詞人已經大不相同，生活經歷也豐富得多。尤其是范仲淹，不僅在政治上是“慶曆新政”的積極參與者，而且在邊塞生活多年，他的詞作，不可能再是桃紅柳綠的綺麗之作，他的代表作《漁家傲》《蘇幕遮》，所表現的是大漠的蒼涼和士卒的悲辛，已經完全脫出了“艷科”的範疇。
蘇軾的出現，把整個宋代文化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也使宋詞擺脫了“艷科”的藩籬。
蘇軾的詞作抒情寫景、詠物紀遊、懷古感舊，乃至嘻笑怒罵，無所不有。他把詞從“娛賓遣興”的狹窄途徑中解放出來，使之發展成為與詩歌一樣的獨立的抒情詠物的藝術形式。宋王灼在《碧雞漫志》中說他“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確實，蘇軾把詞引上了健康的道路，引向了廣闊的社會人生。
蘇軾的詞開了宋代詞壇的豪放一派。南宋時劉辰翁在《辛稼軒詞序》中說：“詞至東坡，傾盪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正因為蘇軾的倡導和實踐，才使得宋詞能夠成為與唐詩分庭抗禮的藝術形式，成為宋代的代表文學。
婉約派詞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並不像有的文學史所說的，北宋後期的詞作背離了蘇軾開創的道路，又回到婉約的老路上去了。即使在北宋中期，婉約派詞仍然是詞壇的主流。此後以秦觀、周邦彥、李清照等人為代表的詞人，使婉約派詞作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是宋詞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
周邦彥、姜夔、李清照等對聲律語言的研究與實踐，使宋詞在聲腔和語言上走向高度的完善，而“靖康之恥”帶來的亡國之痛，使詞的內容髮生了很大變化，一是以李清照為代表的北宋遺民，因國破家亡造成的悲痛，一是以辛棄疾為代表的主戰派人士，將殺敵報國的豪情和壯志未酬的憤懣一抒於詞，擴大了詞的境界。
南宋前期，以辛棄疾、陳亮、陸游、劉過等詞人為代表的愛國詞作，以雄渾之氣和成熟的藝術技巧，將宋詞創作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峰。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人的愛國熱情漸漸減退，又沉醉於無休止的西湖歌舞之中了，繼承周邦彥、姜夔詞風的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等人，將詞進一步雅化，內容也日漸空泛，漸漸將宋詞引入象牙塔中，也就漸漸失去了生意。
南宋末年，蒙古騎兵的鐵蹄，踏碎了人們的偏安享樂之夢，在國家緊急存亡的關頭，以文天祥為首的一批愛國志士，給宋詞帶來了一股新的激情與活力，可惜也僅止是迴光返照，宋詞的輝煌也隨著宋朝的滅亡而歸於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