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元史簡述

蒙古族本來是我國東北一帶的游牧民族，在公元12世紀左右逐漸強大起來。當他們的天才領袖鐵木真出現的時候，蒙古族已經註定要從一個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變成一個縱橫歐、亞的強大民族。 1206年，也就是南宋寧宗開禧二年，鐵木真在斡難河畔舉行的忽裡勒台（大聚會）上被推舉為蒙古大汗，號成吉思汗（意思是大多數人的強有力的皇帝），建立了大蒙古國。蒙古國的建立，對蒙古族的形成具有很大意義，但是對宋、金、西夏、吐蕃乃至俄羅斯、波蘭、德國等東歐國家和伊朗等小亞細亞地區國家、地中海地區的一些國家來說，卻形成了很大的威脅。 蒙古和宋一樣，本來也是受金人的欺負的，當它強大起來以後，又正趕上金朝走向衰弱，所以在滅了西夏以後，就約宋一起對付金。這時，鐵木真已經去世，由他的第三個兒子窩闊台（元太宗）繼位。 1234年（宋理宗端平元年），金亡。蒙古人並沒有履行與南宋簽訂的條約，而是揮師南下，把南宋作為下一個進攻的目標。

1251年，鐵木真的孫兒蒙哥（元憲宗）繼位，開始大舉攻宋。南宋朝廷，奸相賈似道專權，謊稱勝利，依然是一派歌舞昇平、紙醉金迷。而各地的軍民，卻與蒙古大軍進行著殊死的鬥爭，蒙哥本人也死於合州（今四川合川）城下。 1260年（宋理宗景定元年），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元世祖）繼位。 1271年（元世祖至元八年）正式建國，取“大哉乾元”之意，號“大元”，建都大都（今北京），然後大舉南下，分兵三路進逼南宋都城臨安。終於在1279年（至元十六年）滅宋。與此同時，蒙古大軍又西征歐洲，佔領了東歐大片土地，再東征朝鮮，南下吐蕃（今西藏），成為當時世界上疆域最廣、勢力最大的橫跨歐、亞的大帝國。這個大一統的帝國，結束了南宋以來幾個政權同時存在而各行其是的混亂局面，給經濟的繁榮和文化的複蘇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元朝時期，聯繫歐、亞的道路通暢了，西方的宗教、文化、科技等都陸續傳入中國，而我國的羅盤、火藥、印刷術等也傳入歐洲，為世界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蒙古是游牧民族，在征服各國的時候，採取的是殘酷的殺戮政策，稍加反抗，即遭屠城。史載，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被殺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皆被席捲而去。廬舍盡焚，城廓丘墟。即胡祗遹《民間疾苦狀》所說的“財貨子女則入於軍營，壯士巨族則殄於鋒刃，一縣叛則一縣盪為灰燼，一州叛則一州莽為丘墟”（見《紫山先生大全集》）。 元朝統治者把各族人民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西域各族人和西夏人）、漢人（包括北中國漢人、契丹人、女真人、高麗人等）、南人（南中國的漢人）。蒙古人最貴，其次是色目人，漢人已經很賤，而南人因抵抗最烈，被視為最下等之人。漢人和南人很少擔任高級行政官吏的，更不可能參預軍機。漢人和南人不許藏兵器，不許田獵，不許習武，不許養馬，不許聚眾祠禱、祈神、賽社，不許集市買賣，夜間戒嚴，不許點燈。蒙古人、色目人殺死漢人、南人，僅判出征。漢人、南人殺死蒙古人或色目人，則是死罪。這種民族歧視政策是終元之世都沒有改變的。

元朝統治初期，對經濟的破壞也是很大的。蒙古人是游牧民族，不重視農業生產，讓大量的土地荒蕪。立國之初，蒙古貴族別達等就曾建議說：“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幸好成吉思汗沒有採納這個建議，但是，這種情況在全國范圍內還是大量存在的。元人趙天麟在上書元世祖的時候就說：“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續文獻通考》卷一《田賦》）兩宋以來已經高度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遭到極大破壞。 但是，元代統治者也很快認識到發展經濟的重要意義，所以，在統一全國以後，忽必烈就多次頒發禁令，嚴禁軍隊和豪強圈地擾民，破壞農業生產，同時將荒地分給無田的農民，興修水利，蠲免賦稅，使農業生產一度得到恢復，社會也逐步安定。

元蒙統治者也試圖以中原文化來補充其統治，如興辦學校，以儒家的“四書”“五經”為教科書，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確立程朱理學的地位等等，但都僅僅流於形式，而且儒學的影響力呈日益下降之勢。一方面元代諸帝的漢文化水平都不太高。雖然忽必烈比較重視漢文化，尤其是儒學，後來的仁宗、文宗和順帝的漢文化水平都較之前諸帝為高，但是，畢竟不能和唐、宋時期相比。尤其是讀書人的地位極低，待遇極差，很大程度遏制了文化的發展。 元代對宗教的崇奉是遠在儒學之上的。中原地區本土的道教，包括全真教、太一教、正一天師教，還有藏傳佛教在元代都大行其道，各地道觀寺廟極多，僧、道人士在元代都享有較高的地位。據《新元史·釋老傳》記載，佛教徒公開參與政治活動，八思巴被封為國師，“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封國公者前後相望，怙勢恣睢，氣焰熏灼，為害不可勝言”。西方的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祆教（即拜火教）等也都得到傳播。其實元代統治者是懂得利用這些哲學和宗教信仰來幫助其統治的。元仁宗就曾經說：“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修身治國，儒、道為切。”（《元史·仁宗紀》）

程朱理學以“存天理，滅人欲”為宗旨，南宋後期已經受到很多人的責難，元代思想遠較前代解放，對程朱理學的抵觸情緒就更大一些。元人王惲在《上世祖皇帝論故事書》中就指出，宣揚禮教“終無分寸之效者，徒具虛名而已”。 這種多元化的思想信仰，既是思想解放的一種標誌，也造成信仰一定程度的混亂。 儒學的地位不太高，表現在元代的讀書人地位是很低的。 封建社會的讀書人，自隋、唐以後，科舉幾乎是唯一的出路。雖然能夠考中舉人、進士的畢竟是極少數人，但是所有人都有一個追求的目標。元代立國以後，五十餘年不開科舉，後來也是時斷時續，幾乎所有的文人一下子都失去了方向，平日賴以進取的詩詞文章，現在變得一錢不值。讀書人的地位一下子降到了最低點。元代把人分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見於南宋遺民謝枋得《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序》中有這樣一段話：“滑稽之雄，以儒為戲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吾人豈在娼之下丐之上者乎？'”雖然是滑稽之語，但未必沒有根據。南宋另一個遺民鄭思肖在《心史》中也說：“韃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統轄。”只不過把“匠”換成了“獵”，把“娼”換成了“民”。 “儒”的地位是一點都沒有提高的。現在有的人認為沒有這樣的等級劃分，又沒有證據，倒還不如相信兩位南宋遺民的話。

元代統治者採取民族高壓和民族歧視政策，對漢人和南人進行殘酷的鎮壓和盤剝。元代統治者的生活是極其奢侈腐化的，他們對農業生產不重視，而官府橫徵暴斂，百姓賣兒賣女，流離失所。因此，從元朝建國之初，各地大大小小的起義反抗就沒有中斷過。元代末年，終於爆發了以劉福通為首的紅巾起義，推翻了元朝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