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大學》（節選）
在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總理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關於農村稅費改革的提問，借用《大學》中的“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一語強調：農村稅費改革的實質，是要改革農村不適宜生產力發展的上層建築的某些環節，最重要的要精簡人員。 ……與此同時，要加大財政對農村的支持力度。最後，溫總理表示：“我們的最終目標是要把一切不應該向農民收取的稅費，全部減下來，但這需要一個過程。”
《大學》一書以凝練而意蘊豐富的語言涵蓋了早期儒家思想的精神內涵，揭示了儒家理想人格修為的一般過程。其中“經”一章提出了“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三條綱領，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個條目。實現三條綱領的途徑是八個條目，以“格物”為起點，以“平天下”為其奮鬥目標的八條目是一個由內到外、相互關聯、不能紊亂的統一整體，是一個窮盡內聖外王之道的思想理論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的治國原則是其核心，也是“八條目”的最終歸宿。而“生財”又是實現這一治國原則極為重要的一環，是實現“平天下”這一目標必不可少的過程。篇首節選的文段，就是在論述如何“生財”的問題。
《大學》中說，君子靠忠信得天下，驕奢淫逸便失天下，這是治國的大道。同樣，理財也有大道，這“大道”的綱領無外乎如下四條：一是生眾，二是食寡，三是為疾，四是用舒。也就是說，在作者看來，增長財富的方式就是：增加生產的人，減少消費的人，做事要努力，花費要緩慢，這樣財富就會永遠充足。過度的聚斂財富，與民爭利，甚至傷民之力，那會天災人禍並至，那時即使有善人，也沒有辦法了。字面上看，這四條綱領所談的是生產力水平較為低下時期增加財富的幾種手段，但實際上，這種思想是人類社會之所以發展，物質文明之所以日益豐富的重要原因，它道出了一個安定團結、繁榮昌盛的社會所必需的幾個條件：生眾，亦即盡量擴大就業面，創造盡可能多的生產空間，具體落實到施政層面，就是重農、興礦等一些能創造就業機會的政策措施；食寡，也就是節約開支，裁汰冗員、裁減胥吏之類製度措施都屬於這種類型；為疾，就是盡量加快生產速度，科技的不斷進步，工業革命、信息革命就是這種追求的結果；用舒，就是要有計劃地去消費。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以上四綱領起了關鍵性作用。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學》中所提出的這條“生財之道”，是富國強民的有力手段，也是實現大同理想的必由之徑。
《大學》所道出的這條“生財之道”，道理雖然簡單，但反映的問題卻很深刻，因此在後世產生了極大影響。我國古代研究賦稅制度最深入、最系統的學者之一，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在其《明夷待訪錄·田制三》中指出：歷史上的賦稅制度有“三害”，也即“或問井田可複，既得聞命矣。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也就是說，歷朝歷代凡涉及稅賦改革結果都是相似的，那就是每改革一次，稅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再者，農民辛辛苦苦種糧食，卻要等著把種出的糧食賣了之後用換來的貨幣交稅，中間還要受商人的層層剝削，而官府徵稅時，不分土地好壞卻都要統一徵稅。黃宗羲的觀點以及所反映的歷史現象，被現代學者秦暉在《並稅式改革與“黃宗羲定律”》一文中總結為“黃宗羲定律”。黃宗羲對賦稅制度的批評以及黃宗羲定律所依據的思想，其精髓實際上就是《大學》中提出的生財“四綱領”。
2003年3月6日，溫家寶總理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參加湖北省人大代表討論時說：“歷史上每次稅費改革，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都會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進'黃宗羲定律'怪圈。”並鄭重表示：“共產黨人一定能夠走出'黃宗羲定律'怪圈。”在2003年3月18日召開的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溫總理又重申這一問題，並用《大學》的這四句話來作答，這些都深刻地表明總理對民生問題的密切關注和他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