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論語·子路》（節選）
2006年10月8日，應溫家寶總理的邀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安倍就任日本首相以來首次訪華。這也是日本首相第一次把中國作為上任後第一個出訪的國家。溫總理8日在人民大會堂與安倍晉三首相舉行會談。會談期間，溫總理首先對安倍晉三首相的來訪表示歡迎，對他在對華關係上所顯示的積極姿態表示讚賞。隨後，溫總理強調，保持中日關係長期穩定健康發展，必須按照兩國達成的共識，妥善處理靖國神社問題，消除影響兩國關係的政治障礙。溫總理借用中的“言必信，行必果”一語進一步指出，這是推動中日關係向前發展的重要保障。
“言必信，行必果”出自《論語·子路》，是子貢向孔子請教有關“士”的問題時，孔子給出的關於“士”的界定之一。子貢，姓端木，名賜，字子貢，“孔門十哲”之一。子貢“利口巧辭”，富有外交才幹，是孔門十哲中言語科（外交辭令）的代表。在孔子時代，語言訓練的主要材料是，孔子曾言：“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子貢對的學習，曾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肯定：“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學而》）在中，有關孔門弟子言行的記載，子貢可謂翹楚，且其中許多言論被視為儒家代表性名言，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論語·學而》），“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論語·公冶長》）等。
篇首所選文段內容是子貢在向孔子請教關於“士”的問題。按照子貢和孔子的問答，“士”在這裡被分為三種等級：做事貴有廉恥之心，奉命出使能圓滿完成任務，這是第一等的士；宗族中人稱讚其孝順父母，鄉黨鄰里稱讚其敬愛兄長，這是第二等的士；講話一定守信，做事堅決果斷，這是遇事不問青紅皂白、固執己見的小人的行為，但也算得上次一等的士。
從以上言談中可以看出，孔子對“言必信，行必果”的評價並不是很高。因為當子貢第三次“問士”時，孔子的回答是“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孔子認為，“言必信，行必果”是一種固執己見的小人行為。孔子把“小人”歸為次一等的士，可見這裡的“小人”並非如現代社會所常用的品格卑下之意，此處的“小人”指的是地位低的人、普通人，或者說是指那些境界不高的人。在孔子看來，普通人只要做到了言行一致，也可以算得上是士了。
在教學中，孔子善於針對不同學生因材施教，進行啟發式教學，在篇首所引文段中，孔子正是針對子貢的才能與性格特徵一步步啟發他，希望他發揚自己的優勢，有所作為，做一個合格的士人。那麼，子貢可否被稱為孔子所說的“士”呢？回答是肯定的。與孔子其他弟子相比，子貢獨一無二的地方是其在理財經商方面所具有的卓越天賦。子貢把儒家的“仁、義、忠、恕”等理念很好地貫徹到了經商之道中，因此被稱為“儒商”的始祖。後世有“陶朱事業，端木生涯”，“經商不讓陶朱富，貨殖當推子貢賢”的評價。子貢繼承自儒家思想的堅持誠信、公義和社會責任的立場，客觀上有利於維持其商業活動的長遠利益。而其“儒”與“商”的結合，對後世的影響也是十分深遠的。 “日本實業之父”澀澤榮一即在《〈論語〉與算盤》一書中，大力提倡要把商業才能和儒家精神結合起來，也就是說：一個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幹與務實的精神。
子貢對“士”的堅守，還體現在他對孔子聲譽的維護上。不論生前還是身後，子貢都在用自己的言行維護著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儒家思想教義。聽到叔孫武叔“子貢賢於仲尼”的言論，子貢說：“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雲，不亦宜乎！”（《論語·子張》）子貢對孔子的維護，亦可見於下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論語·子張》）
在現代人的意識中，“言必信，行必果”不再限於對“士”的界定，側重點落腳在誠信問題上，具體指的是說話算數，辦事果斷，是為人處世應有的態度和行為準則。在與安倍晉三的會談中，溫家寶總理引用這句話，含意是十分豐富的。安倍當選首相前後承諾改善亞洲外交，表示出訪要首選亞洲國家。安倍訪華時曾表示：對於日本曾經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的巨大損害和痛苦，自己深表反省，並且承諾，自己將嚴格遵守雙方關於克服影響兩國關係的政治困難，促進日中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共識，妥善處理歷史的問題。但是，聽其言而觀其行，溫總理借用古人的這番話，是希望安倍晉三能夠做到言行一致，為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作出切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