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論語·顏淵》
2003年3月21日，國務院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溫家寶總理以“恪盡職守，奮發向上，全力做好新一屆政府工作”為題發表重要講話。在談到政風建設時，溫總理說道：“全面履行政府的職責，做好今後五年的工作，必須進一步轉變作風，嚴格紀律，形成良好的政風。古人講：'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為政就是要正。良好的作風至關重要。”
溫總理引用的這段話出自《論語·顏淵》。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用詞源學的本意來解讀政事，認為“政”就是“正”。並以“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作為補充說明。季康子是魯國的正卿，孔子以“政”字的本意來回答季康子的提問，並告誡他為政時自己首先要“正”，為政者起到表率作用，誰敢不正？
對於“政”的義理，古人多有論述。成書於東漢和帝永元十一年（公元100年）的《說文解字》對“政”的解釋直接沿用孔子的說法，即“政，正也”。成書稍晚於《說文解字》的《釋名》亦取此說，但有進一步的補充：“政，正也，下所取正也”。 《說文解字》與《釋名》在解釋名源時採用的是聲訓的方式。所謂聲訓，就是用聲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來解釋詞義。聲訓在先秦典籍中已有採用，孔子對“政”的解讀無疑當屬於此。
總體而言，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統治者“為政”的方式是一種行為準則，要讓被統治者有所遵循。所以說“政”就是“使不正歸於正”，就是所謂“下所取正也”。
那麼何為“正”呢？管子為我們做了詳細的說明：“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政，就是“正”。所謂正，是用來正確確定萬物之命的。因此，聖人總是精修德性，確定中道以培植這個“正”字，宣揚這個“正”字來治理國家。所以，“正”，是用來製止過頭而補不及的。過與不及都不是“正”。不“正”都一樣損害國家。勇而不義損害軍隊，仁而不“正”損害法度。軍隊失敗，產生於不義；法度的侵蝕，就是產生於不“正”。說話有雄辯而不務“正”的，行為有敬懼而不善良的，所以，說話必須合於務“正”，不苟且強為雄辯；行為必須考慮善良，不苟且保持敬懼。規矩，是矯正方圓的。人雖有巧目利手，也不如粗笨的規矩能矯正方圓。所以，巧人可以造規矩，但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聖人能製定法度，但不能廢法度而治國家。所以，雖有明徹的智慧、高尚的品德，違背法度而治國，就等於廢除規矩來矯正方圓一樣。
第二部分文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2）
這段文字出自《管子·法法》篇，該篇講述法治的推廣和施行，篇首開宗明義講“法”的作用。管子說：不以“法”推行法度，則國事沒有常規；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則政令不能貫徹。君主發令而不能貫徹，是因為政令沒有成為強制性的法律；成為強制性的法律而不能貫徹，是因為起草政令不慎重；慎重而不能貫徹，是因為賞罰太輕；賞罰重而不能貫徹，是因為賞罰還不信實；信實而不能貫徹，是因為君主不以身作則。所以說：禁律能夠管柬君主自身，政令就可以行於民眾。
由上文可見，作為法家的管子對“正”的解讀側重於製度層面，領導者“帥以正”更多的是帶頭遵守和執行法律規範，這與儒家單純從道德層面強調人的模範作用有較大區別。
如果拋開“音訓”的方式而以“形訓”的方式解讀“政”字，則管子所強調的“政”的意義是否會多一些呢？
“政”字右邊的偏旁在繁體字中為“攴”字，讀作“撲”，本意為輕輕地敲打。我們可以藉此認為，要想“為政”者“正”，也需要靠外在的力量經常地敲打。外在的力量可以是法律規範，也可以是民眾的監督。如果“為政”者既能自覺具有“至關重要的良好作風”，同時又受到“輕輕的敲打”，那麼“正也”的目標就很容易達到了。
在溫總理髮表這次講話後的第二年，也就是2004年8月14日，新華網登載了一篇《官德淪喪：對執政黨的嚴峻挑戰》的文章，批評有些官員“官德缺失、官德敗壞、官德淪喪，已超過了人們的預期，突破了民間的道德底線”。個別官員為政不正的問題可以說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溫家寶總理引用的這句話在今天仍然意義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