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節選）
2005年6月24日上午，香港新任特首曾蔭權宣誓就職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儀式結束後，溫家寶總理在接待廳會見了曾蔭權。落座後，溫總理說：“我深信，曾先生一定能夠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誓言，認真貫徹基本法，帶領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團結香港廣大民眾，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新的貢獻。”溫總理接著說，“最後我想藉用的一句話作為對曾先生的勉勵：'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中所說的“士”是封建社會中具有一定社會身份和地位的特殊階層，是四民之首（四民，即士，農，工，商）。宋代以後，士逐漸成為一般讀書人的泛稱。但春秋以前，士只是一個等級（即周王、諸侯、卿、大夫、士的等級序列）的名稱，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到了戰國時期，士雖然仍具有等級特徵，但逐漸演變成社會上的一個階層。戰國時期，爭霸兼併戰爭頻仍，列國多以得士為榮。在儒家經典中“士”多次被提及，如中，孔門弟子子貢、子路都問過“何如斯可謂之士矣”這個問題。孔子在回答子貢的提問時將“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作為士的最高標準，對於子路，則以“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對其予以勉勵。作為孔門弟子，儒家思想最得力的繼承人與傳播者，曾子提出的為士標準最為後人稱道，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可見，在儒家眼裡，士是理想人格的典型楷模與儒家社會理想的堅定執行者。
曾子認為，要想成為士，必須具有兩種涵養，即“弘”和“毅”。關於這兩個字的解釋，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謂：“弘，寬廣也。毅，強忍也。”朱熹又在《朱子語類》中說：“所謂'弘'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許多眾理。若執著一見，便自以為是，他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隅，如何得弘？須是容受軋捺得眾理，方得。”“毅是立腳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這就是說，作為士人，應該心胸寬廣，有容人之量，更有容物之量；不偏執己見，不自以為是，目光遠大，見識高超。這是弘的含義。但僅是這樣還不行，還應該堅毅、果敢並具有超強的忍耐力，即蘇軾在《晁錯論》中所謂：“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弘”與“毅”兩者不能偏頗，相互統一，缺一不可。朱熹謂之“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且引程子的話解釋道：“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四書章句集注》）
那麼，作為士人，為何要具有這兩種素質禀性呢？這是由士人肩負的歷史使命與社會責任所決定的。儒家思想的主體是“仁”，儒家經典中記載得最多的就是關於“仁”的探討，其終極目標是實現身修的人格塑造與家齊、國治、天下平的理想社會政治，這種理想目標的實現，若非弘毅之士，實難做到。 《四書章句集注》謂：“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士人以“仁”為己任，即當有“宇宙內事是己分內事，己分內事是宇宙內事”（陸九淵《象山集》）的擔當意識，有事不避難、“臨大節而不可奪”，甚至“見危致命”、“殺身成仁”、“死而後已”的宗教式獻身精神。這些充分體現著儒家強烈的社會歷史責任感，彰顯的是堅定不移的價值信仰、堅忍不拔的人格毅力和不改其志的理性自覺。儒家這種剛健有為、生生不息的主體精神，使得中國士人在生命深處無時無刻不在高唱著以天下為己任的生命讚歌。他們心憂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用生命書寫著一曲曲人性的讚歌。諸葛亮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顧炎武於衰朽末世高聲疾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林則徐於國難關頭自我警醒“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據山東濟寧嘉祥縣曾子研究會調查，曾姓原是一家，即曾參的後人，按族譜曾蔭權是曾子第七十四代後人。曾廟位於山東濟寧市附近的嘉祥縣，曾蔭權與妻兒曾到那裡祭祖。 2005年曾蔭權當選香港特首，溫家寶總理親切地引用曾蔭權祖先曾子的名言勉勵他“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後來曾蔭權連任香港特首，溫總理再次用曾子語“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來勉勵他。溫總理的意思是說曾蔭權為港人謀利益的責任十分重大，他要為香港的繁榮安定，獻出自己的一切，直到生命最後一刻，這條路非常遙遠，這就是任重道遠的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