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漢高祖——劉邦

這首歌最早見於《史記·高祖本紀》，其寫作背景是這樣的：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

這裡說的“十二年”，即劉邦入關、立為漢王以後的第十二年，打敗項羽，即皇帝位之後的第七年，公元前一九五年。這時候，他擊敗了淮南王黥布的叛軍，命別將追殺，自己則便道回鄉，召父老兄弟歡聚。酒酣之時，一面擊筑（一種弦樂器）伴奏，一面唱出了這首歌，又挑選出一百二十個青年人合唱。他情感激動，“乃起舞，慷慨傷懷……”。這一切，對於了解他當時的心態，從而領會這首歌的內涵，是很有幫助的。 這首歌，後人的評價很高。例如朱熹在《楚辭後語》里便說：“千載以來，人主之詞，亦未有若是壯麗而奇偉者也。嗚呼雄哉！”然而具體解釋起來，卻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蕭統把這首歌編入《文選·雜歌》，李善注云：“風起雲飛，以喻群凶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而李周翰的注卻與李善注恰恰相反。他說：“風喻己，雲喻亂也。己平亂還故鄉，故思與賢才共守之。”日本渡邊昭氏所藏《文選集注》引陸善經的解釋既與李善不同，又與李周翰有異：

風起，喻初越（“越”，是“起”字之誤）事時；雲飛揚，喻從臣；守四方，思鎮安之也。 可以看出，理解的分歧主要集中於第一句。李善認為“大風起兮”比喻秦末群凶並起，“雲飛揚”比喻因群凶並起而引起的天下大亂。總之，這裡面不包括劉邦本人，而是劉邦加“威”的對象。李周翰則認為：“大風起兮”的“風”是劉邦自喻，“雲飛揚”的“雲”指天下大亂。陸善經對“風”的理解與李周翰一致，認為“大風起兮”是比喻劉邦初起事；對“雲飛揚”的理解，則與李善、李周翰都不同，認為那也指劉邦方面，是比喻“從臣”的。 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在《漢高祖的〈大風歌〉》（見章培恆等譯《中國詩史》，安徽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裡引了我國古書中關於“大風”的幾個例句，說明“大風”是貶義詞，劉邦不可能用來比喻自己；又說“'雲'是一個容易與'亂'聯繫起來的意象”，劉邦當然也不願意用來比“從臣”。因此，他斷言“李周翰及陸善經之說最為拙劣”。他以李善的解釋為基礎而加以發揮，認為第一句所表現的是“天意的無常”、“天意的支配”。 “可怕地降臨的暴風是不可知不可抗的天意無常的產物”。因此，他認為“這是一首感慨於環境突然變得幸福了的歌，所以反過來也就會憂慮幸福的喪失”。

另一位日本學者小川環樹則認為第一句所寫的大風驟起、浮雲蔽空的形像已經暗示了劉邦的不安，而在那行踪不定的浮雲裡，又寄託了對自己或兒子將來命運的憂慮。因而他認為這首歌是“感傷文學的起源。” 我們細讀這首歌，總會感到把第一句作李善、吉川、小川那樣的解釋，實在不很妥貼，主要原因是如果作那樣的解釋，就與第二句缺乏順理成章的聯繫。而在事實上，它們的聯繫卻十分緊密。第二句“威加海內”緊承第一句而來，而第一句的“大風起”正是渲染一種足以掃蕩一切的“威”力和足以征服一切的“威”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李周翰和陸善經對於“大風起”的解釋就不算錯。既以“大風起”比喻自己起事後的威力、威勢，則李周翰把“雲”解釋為被掃蕩的對象，也是合情合理的。問題只在於把“飛揚”解釋為“散亡”，缺乏訓詁學上的根據。而陸善經的解釋，卻是有訓詁學上的根據的。

吉川幸次郎只注意到“大風”是貶義詞的用例，只注意到“雲”可與“亂”聯繫，而沒有考慮其它。 《易·乾》以“雲從龍，風從虎”說明同類相感，後世因而常以“風雲”比喻遭際遇合。 《後漢書·耿純傳》：“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常袞《授李抱玉開府制》：“風雲所感，挺此人傑，文武相濟，弼於朕躬。”《大風歌》的第一句，正是用比興手法描繪渲染了劉邦及其“從臣”乘時崛起、所向披靡的磅礴氣勢，因而第二句繼之以“威加四海”，便有“水到渠成”之妙。 “大風起兮雲飛揚”一句兼用比興手法，既渲染氣勢，又具有明顯的比擬象徵作用。至於“風”與“雲”各比擬象徵什麼，原不必細加區分。如果硬要區分的話，那麼“雲飛揚”從屬於“大風起”，“風”是主，“雲”是從。所以李周翰認為“風喻已”，陸善經認為“雲喻從臣”，都是說得通的。

從章法上看，第一句“大風起兮雲飛揚”乃是為第二句的“威加四海”蓄積氣勢、渲染氣氛。它所展現的，不正是一種所向無敵的“威”勢、“威”力嗎？而這種風起雲颺的威勢、威力既然比擬、象徵著君臣遇合，乘時崛起，那麼這種“威”勢、“威”力之所以能夠加於海內，當然包含著“從臣”的功勞。劉邦在唱出這首歌的一、二兩句時是估計到這一點的。既然如此，如果那些“從臣”都健在，都忠於他，豈不是用不著發愁沒有猛士守四方嗎？可是擺在他眼前的事實又是什麼呢？幫他打天下的功臣諸如韓信、彭越等人都已經被他誅殺了；在破項羽於垓下的戰鬥中立下赫赫戰功的黥布，因韓、彭被誅而懼禍及己，舉兵反叛；劉邦在平叛中身中流矢（半年後瘡口惡化致死），他是帶著嚴重瘡傷回到故鄉的；這時候，他已經六十二歲，太子（後來的惠帝）懦弱無能，黥布之叛尚未徹底平定，而從呂后所說的“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來看，想反叛的還大有人在。明乎此，就不難理解這首起勢雄壯的《大風歌》為什麼卻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感嘆收尾，就不難理解他在唱這首歌的時候為什麼“慷慨傷懷，泣數行下”。沈德潛《古詩源》評此歌云：

時帝春秋高，韓、彭已誅，而孝惠仁弱，人心未定。思猛士，其有悔心耶？ 劉邦對誅殺功臣是否真有“悔心”，這很難說；但沈德潛所分析的形勢無疑乃是劉邦所意識、所焦慮的。以“從臣”如“雲”而“威加海內”的劉邦最終以發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慨嘆而走向死亡，不管他對誅殺功臣有無“悔心”，終歸是可悲的。當然，有“悔心”要好得多；如果像呂后那樣劉邦一死便擔心諸將謀反而密謀全部族滅，認為不如此便“天下不安”，那就更糟糕。酈將軍的分析是正確的：如果盡誅諸將，則“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史記·高祖本紀》）幸而這番議論受到重視而採取了“大赦天下”的措施，才消除了人心的“不安”。

劉邦當然是個天命論者，但他唱《大風歌》時感到的“不安”卻直接來自活生生的現實，而不是直接來自對於“天意無常”的認識。要不然，他就用不著思得猛士以改變現實，從而違反“天意”了。 《文中子·周公篇》雲：“《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猶存。”宋阮逸解釋道：“'安得猛士守四方'，此不忘戰備，心在雜霸也。”鍾惺在《古詩歸》中評此歌，卻針鋒相對地說：“妙在雜霸習氣一毫不諱，便是真帝王、真英雄。”很顯然，王通和鍾惺只在對於“雜霸”的評價上有分歧；而從“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的觀點出發，認為《大風歌》“安不忘危”、“不忘武備”，則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如在前面所分析，《大風歌》表現了劉邦的“不安”；“安不忘危”云云，其實不曾搔著癢處。吉川幸次郎看出了“這首歌裡有不安”，卻不從現實方面、人事方面探究產生“不安”心理的主要根源，而把這種“不安”完全歸因於“認識到自己的成功是由於天意的無常，也就會擔心，無常的天意會向其它方向轉移”，也未必是十分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