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七絕二首·紀念魯迅八十壽辰
博大膽識鐵石堅，刀光劍影任翔旋。不眠夜，猶制小詩賦管弦。
鑑湖越台名士鄉，憂忡為國痛斷腸。歌接秋風吟，一例氤氳入詩囊。
這兩首詩最早發表在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版。
這兩首毛澤東紀念魯迅八十壽辰的七絕，作於1961年，1996年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首次披露，是毛澤東以詩詞形式論及魯迅的僅見的兩例，自然引人注目。注家蜂起，評說各異。
毛魯因緣可謂深矣。 “五四”前後，毛澤東就讀過不少魯迅作品，但一般認為直到20世紀30年代瑞金時期，經馮雪峰介紹，毛澤東才進一步了解到魯迅的處境及其文學抗爭的特點。長征到達延安後，聚書漸多，收羅魯著更廣。 1938年《魯迅全集》出版不久，毛澤東就獲得一部，從此閱讀更全面，對魯迅的興趣也經久不衰。魯迅去世後，毛澤東不斷發表公開言論，也是厚積薄發，水到渠成。
毛澤東不同時期對魯迅的看法，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魯迅研究。 1938年10月9日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大會上，毛澤東發表演講，談到心目中魯迅的崇高地位：“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是新中國的聖人。”1940年發表《新民主主義論》這篇全面闡述新民主主義階段中國革命和中國文化的重要文獻，更進一步指出：“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專門闡發中共文藝政策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引省稱《講話》）再次將魯迅放在整個現代中國文化“祭酒”的位置，“引言”部分甚至說，中國革命有兩支軍隊，一支由朱總司令指揮，一支由魯總司令指揮，缺一不可。毛澤東在魯迅評價史上曾經一言九鼎，而魯迅在毛澤東所構建的中國現代先進文化體系中也一直佔據核心地位。
前揭兩首七絕，與上述以領袖身份公開發表的魯迅論一脈相承，但也有區別，即不以口語演講和白話論文出之，而採用擅長的舊體詩詞，更具形象的感性魅力與私人色彩，可視為對演講、論文中的魯迅論的一個補充。
第一首起句，稱讚魯迅膽識博大，性格堅韌，與魯迅逝世後毛澤東在延安發表的高度評價，先後映照；“鐵石堅”一語，使人油然想起“骨頭最硬”、“沒有絲毫的奴顏與媚骨”兩句考語。 “刀光劍影”，當指1927年10月魯迅移居上海直至1936年10月病逝為止所處的險惡政治環境。當時文網密布，緹騎四出，以至到了魯迅所謂“風雨如磐”、“血沃中華”的地步。但魯迅仍以筆名發表大量作品，以“壕塹戰”的方式堅持雜文寫作，使壓制者防不勝防，而他的雜文也恰恰在這個時代達到高峰，並帶動許多作者，從而使雜文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足以和新興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平分秋色的一種“古已有之”的文學樣式。 “任翔旋”者，此之謂也。
這是從宏觀角度肯定魯迅在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堅持文化反抗的殊勳偉業，也是毛澤東之魯迅論的一貫著眼點。
三、四句目光收縮，用具體事例進一步闡釋詩人毛澤東所理解的魯迅精神的核心：與當時的反對黨同調而抗爭當局壓制的政治化的文學。 1931年2月7日，國民黨政府秘密殺害二十餘位革命志士，其中柔石、胡也頻、李偉森、白莽、馮鏗系左聯作家，史稱“左聯五烈士”。魯迅由此經歷了繼“三一八慘案”、“四一二政變”之後又一次巨大的精神刺激，但並未被擊倒。痛定思痛，他將滿腔悲憤化作千古奇文《為了忘卻的記念》。 “小詩”，指魯迅收在該文中的一首七律：“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它不僅代表《為了忘卻的紀念》這篇名文本身，也像徵著重壓之下魯迅全部的“反抗挑戰之聲”（《摩羅詩力說》），以少總多，畫龍點睛。
“其二”另闢蹊徑，概括提煉紹興一地文化傳統的精髓，由此為魯迅在文學史上給出清楚定位。
紹興西南的“鑑湖”，附近有紹興先賢、南宋詩人陸游吟詩的快閣。清末女革命家秋瑾也是紹興人，自號鑑湖女俠。 “越台”即越王台，春秋時越王勾踐為招賢所建。 “鑑湖越台名士鄉”，概舉魯迅故里兩大名勝以闡明古越源遠流長的文化對魯迅的精神哺育。 “劍南歌接秋風吟”，分指紹興歷史上“憂忡為國痛斷腸”的兩位傑出“名士”陸游和秋瑾。秦朝在川陝設巴郡、蜀郡，漢初增設廣漢郡，武帝元封五年改稱益州。魏滅蜀後分割益州而另置梁州，唐貞觀元年改益州為劍南道。陸游於宋乾道七年應四川宣撫使王炎之請入幕襄理軍務，從此在川陝陸續住了九年，欲戰不能，英雄老去，激而為詩，遂有《劍南詩稿》，正為紀念這一段生活。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浙江山陰縣軒亭口被當街斬首。被捕後無一句供詞，只留下一紙，上書“秋風秋雨愁煞人”，似一首詩的起句，又彷佛臨終無意作詩，吟成一語，便覺意已足矣，不欲多言。後世多稱這句絕命詩為“秋風吟”、“秋風辭”。 “劍南歌接秋風吟”，著一“接”字，點出紹興一地反抗文學不絕如縷的傳統。
魯迅後期雜文多次引用明遺民、紹興人王思任的名句：“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他欣賞的既有文采斐然的名士，更有不甘屈辱的戰士，或者說是這兩類人物的集合。毛澤東拈出陸游、秋瑾來總括紹興一地“憂忡為國痛斷腸”的傳統，固然是他對吳越文化的獨特解讀；將魯迅置於這一文學傳統中，也可謂是戰士兼詩人的毛澤東與另一個詩人兼戰士的靈犀相通。但這裡就有並不盡能密合無間者。以“憂忡為國痛斷腸”的“名士”概舉吳越文化傳統，部分地與魯迅一致。然而，魯迅所取於鄉邦文化的尚不止此。 《〈會稽郡故書雜集〉序》稱“會稽古稱沃衍，珍寶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異”，其中之“俊異”，並不能與“名士”相等。即如陸游、秋瑾，魯迅也都有復雜的評價。對陸游，固然欣賞其文采和愛國主義，但也曾將他的喜歡誇張、好做“豪語”歸入“慷慨黨”之流，認為要打過折扣，才能見出真價值（《準風月談·豪語的折扣》）。關於秋瑾，一方面痛心革命後因為忘記“復仇”，姑息養奸，讓元兇逍遙法外，一方面對秋瑾激於義憤而在台下眾人的掌聲中做了烈士、又不被追懷的命運，備感惋惜。小說以隨意被人談論而只有老母為之上墳的革命黨夏瑜隱指秋瑾，講的就是這個道理。魯迅看到並提醒人們注意的吳越文化主流旁邊的支流，光輝正面之陰暗的反面，悉為毛詩所遺漏。陸游抗金，秋瑾排滿，皆反對異族統治，愛憎不妨分明，但魯迅一生憂懼的“國民劣根性”植根於同族同種文化內部，用毛澤東的政治術語說，屬“人民內部矛盾”，而1942年《講話》早就定了調子：魯迅雜文專門針對敵人，不適合人民內部。所以，在較能發抒個人情性的舊體詩詞中，這一點也並不含糊。
“一例氤氳入詩囊”，一例，即一律、一道，彷彿阿Q所謂“同去同去”也，呼應前句“接”字。詩囊即裝詩稿的袋子。李商隱《李長吉小傳》稱，“（賀）恆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爾！'上燈，與食，長古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氤氳，煙雲盛大貌。全句是說陸游、秋瑾與魯迅，文采馥郁，雲蒸霞蔚，先後相接，成一統系，而以李賀的典故作結，足見毛澤東對魯迅舊詩之熟悉。
詩家毛澤東耽讀魯迅，不可能不注意到魯迅舊詩。 《講話》高度評價魯迅七律《自嘲》“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一聯，認為“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此聯一段時期幾乎家喻戶曉，與毛澤東的推崇不無關係。 1961年10月7日，毛澤東書贈日本客人魯迅七絕一首：“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1975年秋，唐由之為毛澤東摘除白內障，毛說你這名字是從魯迅詩句來的吧，並隨手寫下魯迅1933年作的七絕《悼楊銓》：“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還曾將魯迅1935年七律《亥年殘秋偶作》頸聯“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發寒”改為“喜攀飛翼通身暖，苦墜空雲半截寒”。毛澤東的舊詩創作伴隨著對魯迅舊詩的欣賞揣摩，而他對舊詩的取捨也多與魯迅暗合。周作人說魯迅在舊詩上的愛好，“楚辭之外是陶詩，唐朝有李長吉、溫飛卿和李義山，李杜元白他也不菲薄，只是並不是他所尊重的”（《魯迅的青年時代》）。屈原確為魯迅所深嗜，曾有《祭書神文》、《湘靈歌》等類似《九歌》的“騷體”。李賀自稱“咽咽學楚吟”，自然也為魯迅所好，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信中承認年輕時喜歡李賀，後來還喜歡錄李賀詩句以贈師友，如錄《開愁歌》贈許壽裳、錄《南園》之七贈周頌棣、錄《綠章封事》贈徐訏，而他本人的詩風也多有李賀的淒惻艷絕。李賀也是毛澤東喜愛的詩人，常藉用李賀詩句，並註意到魯迅與李賀的聯繫，如在魯迅《湘靈歌》末句“太平成像盈秋門”加註“從李長吉來”，因李賀《自昌谷到洛後門》有“蒼岑竦秋門”句。既同嗜李賀，以“詩囊”之典收束，可謂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