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七絕·劉蕡

千載長天起大雲，中唐俊偉有劉蕡。 ，萬馬齊喑叫一聲。 這首詩最早發表於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版。 1958年起，毛澤東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3月在成都會議上發表講話，倡導“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由於1957年的“反右”運動剛剛過去，人們謹小慎微，不敢講真話。毛澤東覺察到這是一個問題。那時，他從《舊唐書·文苑傳》讀到了劉蕡對策，那篇策論開篇就說：“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進。但懷憤鬱抑思，有時而一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意思是他自信有一套治國辦法，也深刻地認識到現實政治的弊病，但是不在其位，沒有掌握話語權。儘管如此，他依然千方百計地想要將意見表達出來，反映到皇帝那裡去，而不畏懼任何的風險。毛澤東旁批道：“起特奇。”其實這個開篇的好處，一句話說完：敢講真話。毛澤東是喜歡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詩的。而劉蕡又是被李商隱稱為“平生風義兼師友”的故人，在劉蕡去世後，李商隱曾一連寫了四首詩哭吊，可見是怎樣的悲慟了。所以，這也是毛澤東詠劉蕡的一個情感因素。

“千載長天起大雲”，首句劈空而來，是起興。因為起得突兀，也可以說是“起特奇”。古諺云：“雲從龍，風從虎。”這一句的關鍵詞是“起大雲”，有點劉邦《大風歌》首句“大風起兮雲飛揚”的意思，是寫天人感應。 “大風起兮雲飛揚”，是對“威加海內兮歸故鄉”的感應。 “千載長天起大雲”，則是對“萬馬齊喑叫一聲”的感應——這首詩首尾呼應，是一氣貫注的。聯想到1958年4月，毛澤東在廣州寫的《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引用了龔自珍《己亥雜詩》中的一首詩，那首詩的開頭兩句是“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那麼，“千載長天起大雲”還有一重意思，就是出現了風雷、出現了生氣，沉悶的空氣被打破了。出現風雷、出現生氣，又是因為出現了一個人！

“中唐俊偉有劉蕡”，次句對上句為承接。然而，如果把這兩句掉個個兒讀呢——“中唐俊偉有劉蕡，千載長天起大雲”，前因後果，是不是更順呢？順則順矣，卻平了許多，覺得沒勁。用書面語說，就是缺乏藝術張力。可見詩句的倒裝有時是必須的。 “千載長天起大雲，中唐俊偉有劉蕡”，是倒裝，或叫逆折。用傳統戲劇比譬，前一句好比是人物出場前的鑼鼓，是一陣急急風，把觀眾的心懸起來，注意力集中起來，又像是人物出場前幕後傳出的一句唱腔，烘託一下氣氛，好了，然後角兒出場、亮相——“中唐俊偉有劉蕡”，字字擲地有聲。 “俊偉”，猶言俊彥，即風流人物、英雄人物。據《舊唐書》本傳載，劉蕡其人“博學善屬文，尤精《左氏春秋》。與朋友交，好談王霸大略。耿介疾惡，言及世務，慨然有澄清之志”。而他當年的策論傳出，士林感動，傳閱其文，竟有相對垂泣者，確實刮起過一陣“劉旋風”。後來，令狐楚、牛僧孺等高官爭聘劉蕡為從事，待如師友，寄予重望。知人論世，才知道“中唐俊偉”四字評語之不誣。

“孤鴻鎩羽悲鳴鏑”，第三句是一轉。劉蕡的遭遇是一個悲劇。按魯迅的定義，悲劇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據唐人筆記記載：“劉蕡，楊嗣复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妒忌。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瘋）漢耶？'嗣复懼而答曰：'嗣复昔與劉蕡及第時，猶未風耳。'”（佚名《玉泉子》）又據史傳記載，劉蕡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考，對策呈上後，三位考官嘆服嗟嘆，以為漢之晁（錯）、董（仲舒）無以過也。當年登科者共二十二人，因為宦官當道，考官嘆服歸嘆服，卻不敢錄取劉蕡。從這兩件事，可以想見當時朝官對宦官怕成什麼樣子。用“萬馬齊喑”來形容當時的政治局面，真不為過。總之，詩中用“孤鴻”來形容劉蕡孤立無援的處境，是恰當的；用“鎩羽”來形容他的結局，是形象的；用“鳴鏑”來象徵宦官對劉蕡迫害的兇殘，是生動的。

“萬馬齊喑叫一聲”，末句回應首句，是合。悲劇美往往能提升到崇高美，崇高體現在何處呢？質言之，就是它表現了人的自尊意識——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寧為玉碎，不願瓦全。這一句就表達了類似的抗爭精神。三四兩句的關係，仍有逆折的關係。如倒過來，作“萬馬齊喑叫一聲，孤鴻鎩羽悲鳴鏑”，且不管韻字的平仄，雖然更覺可悲，悲劇美反而消失了。因為七絕的末句，乃是詩人的強調所在。強調“萬馬齊喑叫一聲”（“叫一聲”喻指劉蕡冒死攻訐宦官），突出人的抗爭精神，才能彰顯悲劇美，彰顯崇高美。 “一聲”，與“萬馬齊喑”在量上形成極大反差。然而，正是這種反差，才凸顯了那“一聲”的可貴——因為它打破了沉寂，因為它叫出了生氣。 《史記·商君列傳》雲“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諤諤，直言爭辯的樣子），就是這個道理。通過以上分析，可見這首詩在藝術上之富於張力，逆折的手法起了不小的作用。

重讀這首詩，令人心潮澎湃，不能平靜。一方面是因為這首詩所發議論非常正大，極具感染力。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有一段歷史不容迴避，必須正視。講說者必須回答如下問題——既然毛澤東同志是如此提倡劉蕡精神，為什麼當時說真話的人就那樣少、說真話就那麼難呢？巴金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寫了幾十萬字的《隨想錄》，中心意思只有三個字“講真話”。一個簡單的道理，需要說這麼多的話嗎？在書中，巴金含蓄地說：“'四人幫'垮台以後我同一位外賓談話，他不能理解為什麼'四個人'會有那麼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說不清楚。他為了禮貌，也不往下追問。”50後、乃至60後的人，讀到這幾句話都能會心。 1980年8月鄧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記者法拉奇訪談，在充分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功績時，指出毛主席後期有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家長制這些封建主義的東西，不容易聽進不同的意見。這就掘到了問題的根子。原來存在一個悖論——讚美劉蕡的人，不一定接受劉蕡。 1957年就不用說了。單說《劉蕡》一詩寫成的第二年，在黨的廬山會議上，就罷了彭德懷的官。在今天看來，彭德懷上“萬言書”，無非是履行一個黨員的權利，無非是“說真話”，無非是“萬馬齊喑叫一聲”，然而，彭德懷竟也鎩羽而歸，遭遇到劉蕡同樣的命運，真是令人感慨萬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