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清平樂·會昌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 ，風景這邊獨好。 。 ，更加鬱鬱蔥蔥。
這首詞最早發表在《詩刊》一九五七年一月號。
南宋文天祥在《集杜詩·自序》中說：“昔人評杜詩為詩史，蓋以其詠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於其中，雖謂之史，可也。”那麼，我以為毛澤東詩詞，就更足以稱之為史的了。這是因為杜甫的詩，還只不過是以第三者的旁觀身份“紀載”客觀的史料而已；而毛澤東詩詞則是以歷史締造者的身份，直發胸臆，所以它更是歷史心態的凸顯，於史豈非更為直接。所不同的是，一般詩人正如《樂記》所言，情隨政轉，遇治世，其音則安以樂；遇亂世，其音則怨以怒。而毛澤東則正因為他於“世”不是第三者記錄的身份，而是直接締造者，所以亂世於他，反更足以激起創世的豪情。這就形成了他為人們所不可企及的氣勢磅礴的革命浪漫主義。這固然是出於他個人的文學涵養對於中國古典詩詞的發展，但也源於他作為一個時代必然的領袖人物的胸襟。 《清平樂·會昌》便是這樣典型的樂章。
要正確理解這闋詞，這裡作為標題而特意標出的“會昌”二字，是不宜輕易放過的。
我們知道蔣介石在1930年至1934年這5年內，對中央蘇區進行了五次“圍剿”。紅軍第一方面軍在第一、二、三次反“圍剿”中，由於在毛澤東的直接指揮下，都取得了令敵人驚恐的輝煌勝利。第四次反“圍剿”時，雖然中共臨時中央已到達中央蘇區，執行一套“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排擠了毛澤東對於紅軍的領導，但是他們這一套在當時還沒有來得及全面貫徹到紅軍中去，而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和戰略戰術在紅軍中又有較深刻的影響，所以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這次反“圍剿”也仍然取得了勝利。只有到了第五次反“圍剿”時，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已在紅軍中取得了完全的統治，全盤否定了毛澤東的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而代之以從蘇聯硬搬來的所謂“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採取全線抵禦的軍事戰略，強調“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陣地戰、堡壘戰，這次不僅沒有打破蔣介石的“圍剿”，反而如毛澤東後來譏笑的“反對流動的同志們要裝作一個大國家的統治者來辦事，結果是得到了一個異乎尋常的大流動——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顯然，當時“大國家”是插手了中共中央事務的，這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莫斯科還來電指揮中國共產黨從瑞金出發，“在離蒙古近的什麼地方尋找個安全地帶”可以看出。倒是在中央蘇區南線會昌擔任掩護的紅二十二師，因接受了當時在南線指導工作的毛澤東的意見，改用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的打法，則取得了可喜的勝利。這闋詞就是針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特別是他們背後的“大國家的統治者”而發的。
詞的劈頭第一句“東方欲曉”，很見氣勢。根據毛澤東的理論，“詩要用形象思維”，所以這裡的“東方”並非實指方位，而是藉代位處東方的中國。 “欲”，希望。 “曉”，天亮。希望天亮，意即中國要想革命勝利，下面的話沒有在字面上表達出來，卻因一“欲”字導向了採用什麼方法。然而此時“左”傾冒險主義者所採用的卻是先搬蘇聯的革命經驗，且以老大自居，排斥了毛澤東所創導的中國革命路線，所以毛澤東譏諷他們：“莫道君行早。”
不錯，這裡的“君”，一說是毛澤東指自己的。 1964年翻譯毛澤東詩詞的英譯者曾問毛澤東，“君”指誰？毛澤東說是他自己天不亮就上山，山很高。但我以為毛澤東在這裡只是解釋他寫此詞時的背景。按照現代結構主義的理論，最多也只能說他以此意構成藝術成品。若將這兩句直譯為，“天快亮了，我一早上山，山上已有戰士在訓練”。實則實矣，只是於詞則索然寡味！是以縱令如此，也還有待於上升為美學客體。當代現象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諾曼·英加頓認為：作品是一種純粹的意圖客體，然而它並不完全依賴主體而存在；相反，它是一種本體受外界支配的構成。這就是說，作品源於作者的意圖，但它在兩種受外界支配的領域內也有繼續存在的基礎：一種是在作者語句中現實化了的理想概念或表現內容，另一種是構成本文的真正的文字符號。 （參閱諾曼·英加頓《文學藝術作品》）從真正的文字符號說，“君”在《中華大字典》中有二十三種解釋，夠多的了，但卻沒有一種是作“我”解釋的。作為互證，就以作者用字的習慣而論，毛澤東在自己的有限詩詞中，六處用到“君”字，也不少了，同樣沒有一處是指自己的。再從表現內容或實現化了的理想概念看，這已如上述，南線作戰，分明表現了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而事實上又證明了毛澤東所堅持的路線是正確的。然而，正確的卻受到了壓制，在這種心境或者說隱意識的作用下，這個“君”字恰如他在1965年秋寫的《念奴嬌·鳥兒問答》中那個“君”字，便具備了對國際機會主義者的蔑視那樣的韻味。它看似尊重對方，細味起來實含諷刺。這就是它自身顯示出來的美學客體。赫士在《詮釋的目的》一書中說過：“作品不過是提供意義的一個引線，而詮釋者才是意義的創造者。”
對於詩詞者應當具備怎樣的修養，加拿大詞學大師葉嘉瑩教授有過極好的意見。她說：“東西方的某一類抒情詩，有著某些相似的特質。其一是就作者而言，除去其在外表所敘寫的顯意識中情事以外，更可能還流露有作者所不自覺的某種心靈和感情的本質。”“其二是就讀者而言，除去追尋其顯意識的原意之外，也還更貴在能從作品所流露的作者隱意識中的某種心靈和感情的本質而得到一種感發。”“詩詞人如何把一篇藝術成品提升為美學客體，而對之做出富有創造性的詮釋，當然也就成為詩詞人所應當具備的一種重要的修養和手段。”（《中國詞學的現代觀》）毛澤東曾說自己“對於長短句的詞學稍懂一點”，他是懂得詞是要“要眇宜修”的，決不會將詞寫得淺露無味！這是我以為“君”不宜作“我”解又一理論上的依據。
“莫道”二字，是徹底否定之意。不要以為你成功得早，其實在這裡完全沒有用，這裡是中國。所以詩人在否定了“君行早”的“左”傾冒險主義後，便緊接著相對地提出了自己的、此時經過了會昌實踐的對比檢驗、證實完全行之有效的方案：“踏遍青山。”“踏遍青山”就是毛澤東當時指導紅二十二師的游擊戰：“要在敵人側翼，集中優勢兵力，造成有利條件，首先殲滅小股敵人。敵人做一路來，我們不打他的頭，也不打他的身子，要打他的尾巴；敵人做幾路來，就打他側面的一路。”可以這樣說，“踏遍青山”四個字，也就是毛澤東整個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戰術的最形象最生動的概括。賴毅在《毛委員教我們發動群眾》中舉了一個很有說明性的例子。他說毛澤東上井岡山不久，曾對大家說，過去這個井岡山上，有個土匪頭子叫朱聾子，“軍閥和反動政府圍剿了他幾十年，總是捉不到他。朱聾子說，他所以站得住腳，只有一條經驗，就是：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現在我們要改他一句，叫：又要會打仗，又要會打圈”。 “踏遍青山”不就是“打圈”最形象的表現嗎？
“人未老”很有點自負的味道。 《禮記》：“七十曰老。”毛澤東寫這首詞時，正值41歲的壯年，這個“人”自然不是指他自己。其實就連這個“老”也不是實用語的本義，而是延伸作“無用”解。毛澤東在這裡是暗用了廉頗的典故的。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寫的關於毛澤東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談話的印像說：“毛澤東的敘述，已經開始脫離'個人歷史'的範疇，有點不著痕跡地昇華為一個偉大運動的事業了……所敘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們'了；不再是毛澤東，而是紅軍了；不再是個人經歷的主觀印象，而是一個關心集體命運的盛衰的旁觀者的客觀史料記載了。”事實上，毛澤東在這裡是把南北兩條戰線作為對立面來寫的，這“人”至少是代表了南方戰線。他的這個自負，正是對“君”而言的：我們並非沒有用，用不著你來指手畫腳。這個問題，毛澤東在此後兩年所總結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講得夠清楚的了。不過那是理性的論述，而這是“詞”而已。所以他接著下了斷語說：“風景”還是“這邊獨好”。 “風景”也不是指自然風光，而是他當時親自指導下已取得勝利的“南方戰線”。
是的，中央蘇區南線作戰在整個第五次反“圍剿”中勝利是小的，但毛澤東正是從這兩條戰線的鮮明對比中，看清了什麼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正確路線，“風景這邊獨好”，這意義就是偉大的了。詩人在這裡充滿了自信的叫“好”聲，不止是在歌頌他的路線的勝利，而且是在為中國的革命氣節而驕傲。
這首詞，如果說上闋主要是抒情，那麼下闋則主要是寫景。具體說，都是寫的紅二十二師在南線作戰勝利的情景。 “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這是南方戰線的藍圖，作為歷史的回味。 “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這更多的是對未來的展望。毛澤東之詞，之所以不走婉約一派，是因為他的詞也仍然是用來言志的，且一直都是用來表述革命之大志，因此在這裡雖僅嚐一臠，亦足以知一鑊之味。這裡會昌城外的“高峰”，直接東溟的“顛連”山勢，戰士喜指的“南粵”，所有“鬱鬱蔥蔥”之處，都莫不是上闋“青山”亦即毛澤東整個游擊戰略的寫照，亦莫不是他開創新局面的“風景”的具體化。在毛澤東胸中，它是整個中國戰場，豈止是“南方戰線”而已。 “戰士指看南粵”，具體的我們可以讀作這就是毛澤東已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突圍之地。其實作為意象的載體，它比字面上的意義要大得多，它是具有戰略性的、路線性的，而決不只是地域性的。下闋的“指看”與上闋的“好”遙相呼應。如果“好”作為一種戰略的肯定，那麼“戰士指看”的欣喜之情，則表達了下層指戰員們的由衷擁護。事實上，在整個中國革命戰爭中，沒有戰士的同心同德，要想取得解放全中國這麼巨大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這首詞作者曾自註：“一九三四年，形勢危急，準備長征，心情又是鬱悶的。”而詞卻寫得如此生氣勃勃，鬥志昂揚，是極具浪漫主義色彩的。但毛澤東在這裡所表現的革命浪漫主義，不是後來被人歪曲成的故作豪放的假大空話，而是出於對自己“戰士”的真切理解，是基於實踐基礎之上的科學展望。它是浪漫的，但在更深層次上又是真實的。詩人妙就妙在以廣大下層指戰員的支持來作為自己全詞的結束，便無須個人“怨以怒”，甚至也不見他說的“鬱悶”，只有無限開闊的鬱鬱蔥蔥之嚮往，而給詞以有餘不盡之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