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暴力從何而生？

讓-弗朗索瓦——我們剛剛談到的話題將我們引向一個形而上學的問題——如果黑手黨也能引出一個形而上學的問題的話——也就是惡（Mal）的問題。關於這個話題，我很想知道佛教的態度，因為西方的各種大宗教和大哲學的特徵，就是接受提出惡這個問題。也就是說接受存在著一個本身的惡這種思想。在各種大的宗教和各種大的哲學中，特別是在基督教裡，這是形而上學和道德學的重大問題之一。在基督教裡，惡的概念是與原罪的概念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在那些大的哲學中，我們舉古典哲學如笛卡爾哲學、萊布尼茨哲學為例，惡的可能性提出了一個令這些哲學家焦慮的問題，這些人同時又是基督徒，他們的哲學體系本身是建立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之上的，即認為有神性，認為有一個等同於最高智慧同時又是至善（boute souveraine）的全能的上帝。他怎麼會許可惡？這個問題在字面上和在人們提出它的形而上學背景中都從來沒有得到解決。人們為克服這種矛盾而提出的所有解決辦法都是似是而非的。佛教是不是承認存在著一個本身的惡？

馬蒂厄——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佛的本性存在於每個存在者身上，就像油存在於芝麻之中。這種每個存在者與生俱來的完善要的只是在人們移開無知和在這種無知的影響下形成的干擾人心的情緒的幕時，被表達出來和被實現。人的原始本質是完美的，但是它非常容易失去控制，投身於某些消極思想中，這些思想又表現為一些有害的言語和行動。因此，這並不是說人就像盧梭所說的“善良的野蠻人”那樣是好的，因為，如果人們讓那些普通的存在者在野蠻狀態中自我表達，最好的那些方面很少能夠表現出來。他們本質的善只有當他們使自己的深刻本性變為現實之際才顯示出來。 讓-弗朗索瓦——有沒有類似基督教中的那種在罪惡中的原始墮落？ 馬蒂厄——既沒有墮落也沒有罪惡，有的僅僅是一種對我們原始本質的遺忘，一種昏睡，一種健忘症（amnesie）。而一旦這個本質被遺忘，在自我與他人之間的區別就伴隨著所有的與吸引和排斥相聯繫的傾向而顯露了，這就是產生消極情緒和痛苦的自我中心主義。

讓-弗朗索瓦——這些傾向從何而來？如果人天生就是好的，這些消極的傾向又如何形成？ 馬蒂厄——事實上，情緒與痛苦從來就沒有被“製造”出來，因為任何東西都沒有牢固的實在性，而且，當人達到了覺醒，他可以說就是從一場噩夢中醒來。無知從來就沒有真正存在過。一個像佛陀一樣覺醒了的人看見各種人的無知，就像一個人能看出被噩夢糾纏的沉睡者的思想一樣：他知道噩夢的本質，他自己沒有受騙。 讓-弗朗索瓦——多麼美好的意象！即使惡只是一種假象，它也在折磨我們。這樣做只不過是轉移問題。如果一切事物在現實中天生就是好的，那麼惡如何出現？ 馬蒂厄——它確實“出現”，但它並沒有自身的存在。當人將一條繩子當成蛇時，那條蛇從來就沒有存在過。所以錯誤只具有一種完全消極的存在模式，它沒有自身的存在。這是因為無知的最終本質乃是認識到無知可以被消除。人們可以洗掉一塊金子，但人們不可能將一塊煤變白。

讓-弗朗索瓦——儘管這種提法與在基督教里或是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初的古典形而上學裡的提法不一樣，問題差不多是同一個。我們西方的哲學家絞盡腦汁想解釋一個本身即是善的上帝怎麼能夠許可惡存在於自然中。人們儘管說惡只是一個幻象、只是相對於一種處境而言的，本身並不真正存在，但也不能使這個回答令人滿意。 馬蒂厄——當人們對於事物的真實本質沒有意識到時，人們依戀事物的外表樣式。在自我與他人、美與醜、令人喜悅者與令人不悅者等等之間的二元論發展起來，並啟動了整整一連串的擾亂人心的精神因素。無知就這樣像一塊幕一樣出現了，它使人忘記了他的真實本性，並引導他違背自己的深刻本性而行動。這就像是一種偏差，一種將精神吸引向對它自己和對他人有害的事物上的幻象。

讓-弗朗索瓦——可是為什麼這些消極因素，這些“行惡者”會出現呢？如果在人身上有一種根本的善，這些消極因素不應當能夠顯露的。 馬蒂厄——無知是一種“可能性”，這個“可能性”恰恰是被無知決定了表達出來的。無知出現於認識之中，但它不屬於認識的最終本質。它的本質是虛幻的。因此，當認識被實現時，事實上什麼也沒有發生。這是一個很難用幾句話談論的主題。如果使用一些更簡單的術語，無知是一種偶然的誤解，一種突然的遺忘，它對於精神的最終本質沒有絲毫改變，但是它製造出一連串的幻象，就像噩夢雖然對於人正舒服地躺在床上這一事實沒有絲毫改變，但也還是造成了一陣精神上的巨大痛苦。這種解釋儘管顯得牽強，但是反映出一個沉思經驗的事實。一個覺醒的人絲毫不需要解釋，就能理解他夢的虛幻本質。

讓-弗朗索瓦——但是這些不存在的事件照樣使他受苦？ 馬蒂厄——其實，儘管痛苦在夢裡對於那個看見它的人來說是真的確實的痛苦，痛苦的虛幻本質並沒有使醫治痛苦的必要性變得趨近於無。就是這一點證明精神道路是正確的。說到其出現，則它受著因果律的支配：它是我們的行動、言語和思想的結果。然而最終，惟一的一樣東西總是存在的：即固有的完善。金子永遠不改變，即使是深埋在地下；太陽繼續在發出光芒，雖然有時被雲遮住。 讓-弗朗索瓦——說到底，餵……這番回答並不使我滿意。這差不多也就是萊布尼茨為解決在一個存在著惡的世界與這個世界的創造者、一個至高善良的上帝之間的矛盾時作的回答！人們竭盡全力地解釋說惡出現在世界中不是歸因於上帝自己，而是歸因於各種各樣的偶發因素。這樣一來，兩者必居其一：要么上帝是全能的，那麼他就對惡負有責任；要么他不是全能的，那麼他就不是上帝！

馬蒂厄——這正是佛教用來否定那種認為有一個全能的創造主的觀點的推理之一。 讓-弗朗索瓦——萊布尼茨以他的絕對無窮無盡的形而上學想像，虛構了盡可能最好的世界的著名理論，而這種理論正是伏爾泰在《老實人》裡諷刺的。伏爾泰將老實人和萊布尼茨學派哲學家邦葛羅斯放置在舞台上。在一場地震剛剛摧毀的里斯本的廢墟間，當受害者們正在冒著煙的瓦礫下呻吟時，師傅向他的弟子解釋說我們生活在盡可能最好的世界裡。這是對此刻真實地存在著一個不可解決的問題這一事實的嘲諷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說明。摩尼（Manes）在他的著名理論中，肯定在世界中存在著兩種獨立並相區別的力量，即善的原則和惡的原則，這種說法導致了一種名為摩尼教（manicheisme）的教義。它被天主教會駁斥並被判定為異端，而且通常還被哲學家們所拒絕，尤其是被埃馬努埃爾·康德拒絕。這是一個即使是在言詞方面也是最難解決的形而上學的問題。無論如何，將佛教與基督教相區分的，乃是佛教對於罪惡的概念、特別是對原罪概念的否定。

馬蒂厄——過錯，或者說“罪惡”的巨大“優點”恰恰就是它沒有真實的存在。因此，就沒有任何消極行動或消極思想是不能被解散、淨化或彌補的。 讓-弗朗索瓦——另一方面，上帝不能被指控為惡的創造者，因為上帝不存在！ 馬蒂厄——我們自己對我們的惡負責。我們既是過去（le passe）的繼承者又是未來（le futur）的主宰者。沒有本身意義的“善”與“惡”，有一些行為和思想將人引向痛苦，而另一些行為和思想將人引向幸福。另外，這一點是基本的，這就是關於痛苦和惡的形而上學問題並不是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相等的。有一天，佛陀抓了一把樹葉在手中，問他的弟子：“是我手中的樹葉多還是林中的樹葉多？”弟子們回答他說當然是林中的樹葉多。佛陀繼續說道：“同樣，我實現的東西比我表現出來的要更多，因為有許多認識對於結束痛苦和達到覺醒是無用的。”

讓-弗朗索瓦——如果人是“善的”，那又如何解釋這樣多的暴力？ 馬蒂厄——我們可以將這種“真實的本質”的觀點理解為人類存在者的一種平衡狀態，而暴力，則是一種不平衡。暴力不在人的深刻本性之中，其證明就是，它給承受它的人和使人承受它的人都召來痛苦。人最內在的希望是幸福。我們說到某個被仇恨控制了的人時，不是說他“不由自主”、說他“不再是他自己”了嗎？通過殺死別人而滿足自己的仇恨從來也沒有給殺人者帶來絲毫的安寧、絲毫的滿足感，只不過有時候是一陣持續短暫的病態狂喜罷了。相反，殺人者發現自己處在一種內心混亂、恐慌的狀態中，這狀態有時導致他自殺。 人們也可以變得對罪行無所感覺，就像那些非洲的孩子一樣，僱傭者們首先強迫他們處決他們家庭的一個成員，以摧毀他們心中的所有感覺，從而將他們造就為無情的殺人者。薩拉熱窩的一些塞爾維亞游擊隊員說殺人已經變得如此自然而然，使得他們都不會考慮其他的活動了。當人們問他們：“如果你們的一個穆斯林老朋友從你們的瞄準範圍經過，你們會向他開槍嗎？”他們回答說“是”。顯然這些游擊隊員已經與他們真實的本性失去了聯繫。我們不是說某些慣犯“不再有絲毫人性的東西”嗎？反之，如果一些互相之間長期表現出強烈仇恨的不共戴天的死敵和解了，他們便感到一種極大的寬慰、一種巨大的喜悅，這種寬慰和喜悅無疑是來自對他們真實本性的再度發現。

讓-弗朗索瓦——關於那些巨大罪犯的那種竟能促使他們自殺的悔恨，我並不像你一樣樂觀。我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是死在自己的床上，弗朗哥也是死在自己的床上，希特勒自殺是因為他被打敗了，根本不是因為他對自己犯下的罪行感到有什麼後悔。我還遺憾地知道，薩達姆·侯賽因還沒有自殺，並且他還在繼續每天槍決人並割他們的耳朵，因為這是新的時尚做法。他命人割叛逃者的耳朵，又命人將拒絕實施這種手術的醫生和外科醫生吊死。罪犯們的自殺性悔恨從統計學上來說是非常次要的。 馬蒂厄——我說的不是悔恨，而是痛苦，是內心和平的徹底喪失。斯大林臨終時躺在床上還命令人們將他的情婦殺死，因為他不能容忍她將會和別人在一起。 讓-弗朗索瓦——談到惡的根除，我非常悲觀。與盧梭相信的正相反，我認為人是壞的，當社會是依照正義而建立時，是社會使他變好的。不時地，有些形態的社會能使人變得不大壞。為什麼？因為惡是非理性的。

馬蒂厄——我要說，是反自然的。 讓-弗朗索瓦——如果存在著我可以定義為現實主義式的一種對暴力的使用和一種對惡的實行，這當然在道德方面是應受譴責的，但至少我們可以討論！我所說的現實主義是指：如果人們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並根據一種為達到某個確定目標的考慮而使用暴力，則這是一種對暴力的自私和厚顏無恥的使用，然而還是理性的使用。假如是這樣，這將能限制暴力的使用。尤其是這種使用將會是建立在一種推理之上的，這種推理也許是不道德的，但是人們可以用另一種甚至是更加現實主義式的推理來反對它。 不幸的是，我們清楚地看到對暴力的使用最經常地是一種完全愚蠢的使用，它已經超出了對於現實主義目的的追求。若要舉一些最近的例子，則在阿爾及利亞、前南斯拉夫或盧旺達發生的對暴力的最可怕的使用，乃是一種病態的使用。構成南斯拉夫各個不同民族的真正利益，應當是要進行一些現實的交往。我們來看看絕大多數的戰爭：戰爭販子們即使在一開始時給自己確定了政治和戰略目標，但他們都遠遠超出了這些目標。如果希特勒想要重新佔領萊茵河左岸，想要重新征服他認為是德國領土的某些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土，他還可以被認為是屬於real-poli-tik①的範疇。但是他投入到一場與整個世界為敵的全面戰爭中，他處死了歐洲的全部或幾乎全部猶太人，他後來又投入一場瘋狂的遠征以對付曾是他的聯盟者的蘇聯，所有這一切都只能解釋為一種自殺性的行為表現，而這種自殺性表現也是德國人民的表現。根據最粗淺的理性分析，這個行動顯然都是不能夠成功的。 ①德文：現實政治。系強權政治的委婉說法。 使用暴力的人們常常走得遠遠超出了具體的目的：當國民公會粉碎了旺代的保皇黨人叛亂時，在邊境上並沒有任何軍事危險，也就是在這時候發生了針對市民的可恥屠殺①。中國的歷史講述了許多的皇帝或封建主，他們命人將一萬、一萬五千或三萬人砍頭，而其實就現實目的的角度來看，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這是一種想讓人流血的純虐待狂的慾望。我們再回來談談另一個例子，呂克·費里在他的書中也舉了這個例子，他說關於這個例子，佛教不會有辦法，這就是盧旺達的種族屠殺。 ①指法國大革命時期於一七九三年對保三派和立憲派以及叛亂城市的市民進行的屠殺，後人稱這段時間為恐怖時期。 馬蒂厄——顯然，佛教在目前不可能就盧旺達的種族屠殺有任何的控制辦法！可是，我要請你注意，任何人都沒有能夠作任何事以對抗這場種族屠殺，而那些自稱是現實主義的強大政權，西方勢力的國際新秩序，既沒有能夠預防它也沒有能夠阻止它。 讓-弗朗索瓦——然而更加令人震驚的是，盧旺達的這場種族屠殺，人們絕對看不到其結局。當罪犯犯下了一件給他帶來某種好處的罪行時，我譴責他，但我也理解他。不管怎麼說我將他的行為解釋為一種貪婪、一種強權意志、一種現實主義的計劃。可是當這罪行沒有任何意義，當這種對人的集體屠殺對於任何人都是毫無利益的並且不給任何人帶來好處時，人們就必須考慮惡本身的存在或是惡在人身上的存在了。 馬蒂厄——這更是一種所有標準的喪失，當人偏離了我們真實的本性時，這種喪失就產生了。一切都變得可能。這是一種深刻的誤解，一種遺忘。你說的這一切勾勒出某些作者思想的輪廓，他們研究歷史上的這類事件得出結論說，如果我們任一小群個體自己生活著，而沒有任何調節因素，如精神原則或人類契約等，他們最終必然相互殘殺。 讓-弗朗索瓦——他們怎麼證實這一點？ 馬蒂厄——通過一些和波斯尼亞、盧旺達的事件相似的例子：人一旦被許可能夠殺死他的鄰人，他就會著手殺他的所有鄰人，即使直到這時他一直是與他們有著良好的關係。從邦蒂①號的叛亂中逃出性命來的人，儘管在出發時的那場戰鬥中是聯合在一起的，也在他們定居的那個島上自相殘殺。這樣形成一些相互屠殺的群體在史前的氏族時代裡也許有著一種生物存在者的道理，但這樣一種行為特徵在我們當今的社會裡是完全非理性的。 ①英國的一艘武裝運輸船，一七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其船員在船長W·布萊的指揮下，舉行兵變。 讓-弗朗索瓦——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處於合法防衛的狀況中，以此為自己的行為辯護。肯定的一點就是，任何一種推理對於這樣的個體群落都沒有辦法。 馬蒂厄——但即使存在著這種朝向暴力的傾向，理性的特性就是治療它，不要屈服於它的影響。因為，這種仇恨是從哪裡來的？如果我們追溯到它的根源本身，就發現一切都是由一個簡單的想法開始的。 讓-弗朗索瓦——是的。在盧旺達這只是純粹狀態的仇恨。我們再舉波斯尼亞的例子，一開始每一方都有一些領土要求，並認為這些要求是被歷史、地理、其自己的成員對地域的佔領等等證明是合理的。一開始，我們有著古典的地理政治，如果人們是與一些講道理的談判者打交道的話，人們可以談論它。可是任何人都不喜歡談判。於是，人們就進行戰爭。在這一點上，這仍然是一種人們能稱為合理的戰爭，這種戰爭，根據克勞塞維茨的說法，乃是以其他手段繼續進行的政治。而後來人們終於浸泡在完全不合法的鮮血之中，它不僅超出了人們原先定下的政治目標，而且還使這目標不再能達到。由於屠殺已終於變得太難以接受，於是國際組織進行干預，企圖使一切都處在控制之中，立即派出一些組織，但人們不顧這一切，進入了一場徹底的流血無政府主義之中，在這種狀況中克羅地亞人殺穆斯林，穆斯林殺克羅地亞人，塞爾維亞人又殺所有的人，持續數年，人們並不能使人尊重最起碼的和平協議。因此，事實上人們是在面對著所有被牽連的群體的自我摧毀。 馬蒂厄——我寧願將這一切不是放置在政治或地理原因的分析層次，而是放置在導致仇恨迸發的心理過程的分析層次。 讓-弗朗索瓦——我也認為政治原因和地理原因並不能解釋任何東西，因為如果人們只重視這一切的話，人們就能夠進行一種合理的解決。 馬蒂厄——佛教分析正是對此產生極大的興趣。不管是為了一些領土要求，還是為了分配灌溉水等等，世界上一切衝突的原因都來自這樣一個想法，即“有人對我造成傷害”，隨之而來的就是敵對感。這種消極思想是對自然狀態的一種偏離，因此，這也就是痛苦的一個根源。所以，事情很清楚，必須在我們的思想侵入我們的精神之前就控制住它們，就像剛有一點最初的火焰時就將火熄滅，而不要等到整個森林都被火吞沒。事實上，在一些巨大的範圍內，人們非常易於遠離我們心中固有的“基本的善。” 讓-弗朗索瓦——可是如何解釋人們更經常地是遠離這個“基本的善”而不是一直對它忠誠？ 馬蒂厄——當人循著一條山路走時，只消走錯一步就會滾下山坡。一種精神“學說”的基本目的，就是永遠處在高度的警惕之中。注意力和機警，就是精神生活幫助我們開發的基本品質。理想的境界乃是同時完美地既寧靜又警覺。 讓-弗朗索瓦——是的。可是，如果為了根除世界上的惡，人們必須等到六十億的個體都到達這種精神生活，那我們就有等待太久的危險了！ 馬蒂厄——正如一句東方的諺語所說：“只要有耐心，果園變果醬。”必須等待長久，絲毫也無損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再無別的解決辦法。即使從總體上來說，痛苦不斷地出現，救治痛苦的惟一手段仍是個體的改造。這種改造可以隨後由個體擴展到其家庭，然後到村莊和社會。有些國家在其歷史上的某些時刻，已經確立了和平的微環境。如果每個人都儘自己的努力，存在者相互之間的“普遍責任感”得到發展，這個目標是能夠達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