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佛教與西方

讓-弗朗索瓦——我們提到過的所有問題，關於佛教形而上學、認識理論、宇宙觀、這些重大的哲學和形而上學結構在人類生存的指導方面的影響，你所擺出的一切，在當今的佛教徒中引起了一些激烈活躍的爭論。對於他們來說，當前被體驗到的不是哲學的歷史，不是思想的歷史，而是哲學和形而上學，完全像耶穌基督紀元前五世紀和四世紀時，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弟子們在雅典體驗它們一樣。關於這類主題的如此大型的公共討論很久以前就在西方消失了。哲學依然存在，但不再以這種方式表現出來。雖然近來在巴黎出現了“咖啡館哲學家”，他們舉行自由參與的公開會議；但是他們所激起的爭論的水平幾乎不超過櫃檯的水平。儘管西方有著在一些別的領域、別的範圍的不可辯駁的成功，近來在西方表現出來的對於佛教的驚人的好奇心，是不是由於這一空白，由於沒有值得人們感興趣的爭論？這使我想到英國歷史學家阿爾諾德·湯因比的一句話，他說：“二十世紀最有意義的事件之一也許是佛教到達西方。”

馬蒂厄——這種對於佛教的興趣出於多種因素。首先，它向那些想要投身於一種精神生活並使這一生活成為自己生活的主要成分的人，不僅提供了一種活生生的形而上學和智慧，而且還提供了將這種智慧納入他們存在的方法。其次，而且這也許是佛教能給西方帶來最大益處的一點，即佛教給所有的人，不論是信教者還是不信教者，都提供了一種寬容、精神開放、利他主義、坦誠信任的景象，一種精神科學，這種精神科學幫助我們建設我們自己的內心和平並使他人的內心和平得以充分實現。此外，佛教呈現它的思想，但並不企圖將它們強加於人，更不想使任何人歸依；它只打算和那些希望分享的人分享一種體驗。 讓-弗朗索瓦——沒有勸人改信佛教的狂熱，更沒有強行的歸依？

馬蒂厄——有位喇嘛說：“我到西方來不是為了再發展一兩個佛教徒，而僅僅是來分發我對佛教在許多世紀裡開發起來的一種智慧的體驗。”而且在他談話的結束時他總是補充說：“如果你們在我對你們說的話中發現某種有用的東西，那就利用它，否則，就任它落下去！”他甚至向那些旅行的其他西藏喇嘛建議：“不要強調佛教的教導，要向每一個人呈現你們的體驗。”再說，如果人們試圖使什麼人改宗，則不僅有可能會失敗，還有可能不自覺地削弱那個人對他自己宗教的信仰。這樣的做法是應當避免的。應該鼓勵信教者深入研究他們自己的宗教。簡而言之，不是要使人改宗，而是要對他人的幸福有所幫助。 這並不阻止任何一個願意投身於佛教中的人自由地投身佛教，如果他們對於這種精神道路感到一種特殊的親近的話。這時候他就應該認真地學習和實踐了，將他的努力進行到底，就像一個挖井的人，堅持不懈，直到挖出水來一樣。在對其他的精神性保持一種開放和寬容的精神的同時，應當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所選定的那一種精神性。如果有十口井，只挖一半，而從來不達到人們所希求的水，終歸是徒勞的。

有數百西方人都完成了三年三月又三天的傳統性隱居，在西藏，靜觀佛教的實踐者們都要度過這段隱居的時間。以小群體的形式隱居三年，在這段時間裡，那些渴望入教者與世隔絕，緊張地專心於實踐中。在這三年中，他們每天學習一兩個小時哲學、有關沉思生活的文獻，有時還學習藏語。其餘的時間，從清晨到傍晚，他們都在努力將他們所學的東西納入他們內部的存在（eire intime），也就是他們的內心之中。 讓-弗朗索瓦——在他們的存在中。哪一種存在呢？ 馬蒂厄——可以說，在他們思想的流之中。問題在於注意使哲學不依然只是一紙空文、一種純粹的理論。我們已經提到過那些技術，它們的目的是當思想出現時，“解放”思想，以使各種思想不要相互牽連，不要激增以至侵入精神。

讓-弗朗索瓦——解放思想？不如說是訓練思想。 馬蒂厄——我們已經看到人們如何能夠通過對於消極情緒施用一些特定的反毒劑，而訓練思想；人們還能夠通過在一個思想出現時“注視”它，通過上溯到它的源頭，通過確證它沒有任何的牢固性，來解放它，而這正是一個更為基本的方法。當人們這樣注視著它時，它解散了，就像彩虹在空中消失一樣。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在使思想不再引發連鎖反應的意義上，“解放”或“鬆開”思想。各種思想不留任何痕跡地離去，不再通過言語或行動表現出來——這些都是一種情緒如憤怒、欲求等等慣常的外在表達。不論環境如何，人們都再也不會落入思想的控制之下。人們變得像一個老練的騎手，他一開始在鞍上還坐不穩，但是後來，他就能像西藏的騎手們一樣，在飛跑之中拾起地上的東西而不會從馬上落下。

讓-弗朗索瓦——那麼，我在這裡插一個小小的解釋。我承認佛教以一種對於西方來說是新的方法、新的語言表現出這種對自我的訓練。然而，這種練習在西方根本就不是全然不被人知的！在所有的西方哲學學說中，人們在有條理思想（Pensee organize）和無條理思想（Pensee desorganisee）之間有一個明確的區分。人們完全清楚，一方面，存在著一種無條理的思想，它以一種純粹偶然的方式，任自己跟隨觀念聯合之流；而另一方面，又存在一種有條理思想，它是被引導、被指導、受紀律約束的思想，例如數學的思想，或是任何由已確立的思想的邏輯所引導的推理。西方人是一些偉大的邏輯學家。從亞里士多德經由萊布尼茨而至伯特蘭·羅素，指導思想不受觀念聯合擺佈的技藝，是所有時代的一種訓練。這甚至是哲學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

馬蒂厄——你是不是相信數學家和邏輯學家就較少地受擾亂心靈的情緒的控制？我希望他們如此。無論如何，我已經強調過了，佛教並不宣稱發現什麼新東西，而是與我們時代眾多其他的精神傳統和哲學傳統不同，它極其生動有力地將理論性的、理智的理解運用到實踐中。也許正是這一實際現實化的表象吸引了那些對於形而上學觀點感興趣卻又不知道如何將這觀點運用到日常生活中以找到內心和平的人。 讓-弗朗索瓦——佛教能夠對所有人說話，甚至是對那些不能或不願選擇一種隱居生活或修院式生活的人？ 馬蒂厄——這是另一個令人感興趣的方面了。由於家庭的和職業的義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甚至希望將自己隔絕於世進行三年的隱居或是進入寺院！可是精神改造的那些技術則能夠被運用在生存的每個時刻，這有助於那些投身於一種完全正常生活的人從中獲得最大的益處。佛教首先是一種精神的科學，但是由於它的寬容、它的關於對人和對環境的非暴力的思考，它甚至能夠通過精神科學這方面回答許多社會問題。所以，對每個人，不論是僧人還是俗人，都有一條道路。在亞洲，佛教繼續表現出巨大的活力。

讓-弗朗索瓦——那麼在西方？ 馬蒂厄——佛教激起了一股日益增長的、以一種交流和開放慾望為基礎的興趣。人們學習它不是一定要成為佛教徒，而是有時為了更好地理解他自己的宗教的實踐，或是重新發現自己宗教的真理、內在力量，這也許是藉助於佛教所提供的某些技術。 讓-弗朗索瓦——這是不是人們所稱的諸說混和（syncretisme），也就是說從各種不同的學說借來的碎片的混和物？諸說混和不是思想的最高層次。 馬蒂厄——當然不是。想“將犛牛的頭安在羊身上”是毫無用處的。諸說混和只會使它試圖混和的那些精神傳統變得枯燥乏味甚至變質。我曾經暗示過某些精神控制的技術，即靜觀的技術，其價值是普遍的。一九九四年，一位喇嘛被邀請到英國講解一星期的福音書。開始，他自問：“我怎樣進行呢，因為我從來也沒有學習過福音？我將怎樣從有關一個創世上帝的假設開始呢？而創世上帝是我們在佛教裡所不考慮的。我覺得這有點困難。可是，試試看！為什麼不呢？”於是，他就對一群宗教人士和世俗人士講解了幾段福音。最不尋常的是，當他讀並講解福音時，基督教的教士、修士、修女們，激動得落淚，感覺是第一次聽到一些他們一生都在聽的福音片段！為什麼？因為當這位喇嘛談到愛或同情時，每個人都覺得這些話就是他經驗的直接表達，他按他所說的生活著。西方人對這種生動的傳統表像是敏感的。索加爾仁波欽的《生死之書》被印行了將近百萬冊，並被譯為二十六種語言。

讓-弗朗索瓦——這是一本古代的書，一本經典著作？ 馬蒂厄——不，這不是解釋死亡之後過渡狀態的經典著作《死者之書》，即Bardo Thodrol①一書的譯本。 《生死之書》是對西藏智慧的一本簡單直接的解釋，裡面穿插了許多有關索加爾仁波欽與他的師傅們會晤的自傳性軼事。但這尤其是一本生活手冊：如何過好自己的生活？如何走近死亡？如何幫助垂死者？如何賦予生存以一種意義，從而使得一個良好的死亡成為一個良好生命的至高點？ ①有的西文書籍解釋該書名意為“彼世旅行者指南”，有漢譯本名為《中陰得度》或《西藏度亡經》。西藏密宗的重要經典，講述死者的靈魂在轉世之前的種種經歷。傳為蓮花生所著。原文為藏文，本世紀初由西藏喇嘛達瓦桑度譯為英文，於一九二七年出版，後由英譯本譯為歐洲各種文字。或拼作Bardo Thodol。

讓-弗朗索瓦——同樣有重要意義的是，在法國，新一代的哲學家越來越經常地參照佛教。我手中有一本呂克·費里的書，《人是上帝，或生命的意義》，這是一篇值得注意的論文，於一九九六年年初出版，並獲得巨大成功。他正是從對《生死之書》的參考開始，發展了一些屬於佛教的思想，作者對於這些思想表示出真誠的興趣。然而，在進行了幾頁的發揮之後，他提出一個根本性的反對意見，說：“好！非常好。這種在自我中的隱退，這種逃離世界，這一切不是非常可愛嗎？……可是，即使懷著對於全人類的巨大同情，這也不是解決奧斯維辛和波斯尼亞問題的手段！”對於這一反對意見你如何回答？ 馬蒂厄——必須消除一個誤會，就是在教皇讓-保羅二世身上我們也發現有這種誤會。在他的著作《請走進希望》中，他肯定道，根據佛教，“必須割斷我們與外部現實的聯繫”，井且“伴隨著這種解放，我們變得對於世界上發生的一切越來越無所謂……”。他還將涅槃描述成“一種對於世界的徹底無所謂”。這是一些也許可以原諒的誤解，因為它們歸因於缺乏了解，而許多基督徒和佛教徒都對這種缺乏了解感到遺憾。因為佛教的目的乃是對於不論是外部的還是內部的現象世界的最終理解。逃避現實不解決任何問題。涅槃與對世界的無所謂正好相反，它是對於全體人類的無限的同情和愛。一種同情，正因為生於智慧——也就是生於這樣的理解，即每個存在者原本即具有“佛性”——所以更為強烈，而且這種同情也不僅限於某些存在者，就像普通的愛那樣。對於享樂、佔有、名望等等追求的無窮吸引力，人們有著幼稚而自我中心的眷戀，而人們割除的惟一的東西，就是這個眷戀。

讓-弗朗索瓦——讓-保羅二世還認為，對於佛教，“遠離感覺世界”本身就是一個目標。 馬蒂厄——其實，目標是不再像被火光吸引投身於火中而死的飛蛾那樣，受感覺世界的奴役，因感覺世界而痛苦。一個擺脫了一切眷戀的人實際上不僅能夠自由地享受世界的美和各種存在的美，而且還能回到這個世界的懷抱之中，以在這裡展現一種無限的同情，而不受他消極情緒的約束。 讓-弗朗索瓦——教皇還肯定地認為，對於佛教而言，“幸福首先是從不幸中的解放，這是通過一種對世界的完全超脫而獲得的，因為痛苦就是居住在這個世界裡。” 馬蒂厄——一切都取決於人們所稱的世界是什麼。如果指的是那些被無知所折磨的人的有條件的、痛苦的世界，誰會不想從中解脫出來？但世界本身不是壞的，因為對於覺醒的人、對於一個佛陀而言，它是“無限的純”，是“經久不變的完善”。說到底，像讓-保羅二世所做的那樣，斷言加爾默羅會的神秘主義就是起源於佛教思考所強調的理論，似乎是有些輕率了。怎樣從外部判斷佛陀覺醒的深刻呢？是根據佛經所說的嗎？ “我所看見的真理是深刻的、寧靜的、不受條件限制的、光明的、擺脫了一切智力虛構的。”佛陀在他覺醒後這樣說道。這似乎與簡單的“思考”不是屬於同一種性質。 教皇根據自己的意思重新採取一種過時的理解，這種理解溯源於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那些最早的佛經譯本。這些最早的註釋本的作者根據片面的認識，認定佛教的根本主張在於有條件世界的痛苦，並且將痛苦的結束理解為一種熄滅，其實這是一種對自己和他人都有益的理解的結果。非常幸運的是，許多傑出的基督徒，對於佛教都形成了一種高度的見解，如美國著名的苦修會教士托馬斯·梅爾東，他的著作在美國有著巨大的影響，他曾被教皇讓二十三世①派往東方。托馬斯·梅爾東竭力探尋佛教的本質。他在一些佛教師傅身邊居住了一段時間後，在其《亞洲記行》中寫道：“肯定的是，我會因為通過經驗了解一些東西而感到幸福。在我看來，西藏的佛教徒是惟一的一群這樣的人，他們直到現在還聚集了眾多的達到了冥想和靜修的非凡高度的人。” ①本名安杰羅·朱塞佩·隆加利，一八八一年生，一九六三年卒，於一九五八年就任第二百五十九任教皇、其關於社會問題的通諭《母親與女教長》（Materet magistra）及面向全世界（包括非天主教世界）的通諭《大地上的和平》（Pacem in terns）曾產生廣泛影響。 我前面談到過的那次令人關注的關於福音的學術講座，根據其組織者、本篤會神父勞倫斯·福里曼的說法，是“相互傾聽的對話的一個典範”。在這次講座期間，這位喇嘛表現出他一貫的精神開放，宣布說：“我相信在佛教傳統與基督教傳統之間存在著一種特殊的匯合和一種通過對話而互相豐富的潛力，尤其是在倫理和精神實踐的領域裡——諸如對同情、愛、沉思和在寬容方面的進步的實踐。我也相信這一對話可以更加發展並達到一個很深的層次。”但是他也使他的聽者警惕一種諸教混和的誘惑，而諸教混和總是無益的。 讓-弗朗索瓦——我們再來談談人們所指責的佛教（說實話，這也不僅僅針對它）面對像波斯尼亞這樣的問題時的不實用性。 馬蒂厄——“怎麼解釋波斯尼亞的問題？”對此，佛教的回答是，消極的情緒、仇恨增大到了脫離一切控制的程度。 讓-弗朗索瓦——這個解釋有些太修辭化了！這是一個描述，而不是解釋。 馬蒂厄——可是，說佛教面對波斯尼亞的恐怖時顯得無能，這不也是太修辭化了嗎？因為這不是它固有的價值造就了波斯尼亞恐怖狀況的那些條件，而是西方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波斯尼亞在許多世紀以前就採取了一些與佛教價值相似的價值，如果這些價值深深地影響了它的文化，這類衝突就不太可能爆發。事實上，波斯尼亞災難的根基是不寬容。它利用宗教，不是為了促使各民族間的和睦，而是為了通過加劇仇恨而煽動一些民族反對另一些民族。確實有一些戰爭使某些佛教國家如斯里蘭卡、緬甸深受其害，但這些戰爭從來也不是以佛教的名義進行的：它們應歸因於那些背離佛教、甚至反對佛教的人…… 讓-弗朗索瓦——你並不是非贊同我剛才說的話不可，但就本人而言，我傾向於認為，在波斯尼亞和在前南斯拉夫各國中並存的三種宗教，即伊斯蘭教、天主教和東正教，這三種宗教都有大量的證據，顯示它們對於其他宗教和對於自由思想者的不寬容。這是些征服性的宗教。此外，波斯尼亞這三種宗教的代表人物們的許多文件表現出一種差不多是官方性的毀滅其他信仰的意願。所以，一個佛教徒也許可以回答說，如果所有的波斯尼亞人都是佛教徒，有可能波斯尼亞的衝突就不會達到如此殘酷的程度！對於呂克·費里，我們所能做的讓步就是，佛教並不能給波斯尼亞的問題和其他的這類悲劇帶來實用的解決辦法。另外，我也看不到自稱有理性並傾向於實效行動的西方在這一長時間的衝突中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 馬蒂厄——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那些歪曲了他們自己的宗教精神的人將宗教用於一些壓迫人的目的。對於鄰人的愛是所有宗教的一個共同點。這應該就足以將他們的區別降到次要地位。 讓-弗朗索瓦——說到愛，統治世界的那些大宗教從它們起源以來，就有兩類仇恨的對象：不忠誠者和異教分子。它們會毫不猶豫地以世界上最精心的手段屠殺他們。 馬蒂厄——在佛教看來，即使是不贊成其他宗教的某些形而上學的觀念，蔑視它們也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讓-弗朗索瓦——我們有時聽人說：“佛教能夠在哪方面有助於世界和平？這是一種超脫的哲學，在這種哲學中人們對社會毫無興趣。一些和尚單獨地生活在山中並為他人而禱告，可事實上，他們不能為人類做什麼事。他們投身於他們自己的個人完善活動，可是有什麼意義？” 馬蒂厄——隱居者暫時將自己與世界隔離開，為的是獲得一些精神力量以更好地幫助他人。精神道路由內心改造開始，只有當內心改造完成了，一個個體才能有效地為社會的改造作貢獻。 讓-弗朗索瓦——請原諒我打斷一下，可這是個所有人都歡呼、卻沒有一個人實施的主張。 馬蒂厄——這只是因為我們的指導者們缺乏一種深刻的、不屈不撓的、不遺餘力地謀求和平的決定。為什麼要用這樣長的時間，以達到解除核武器？達到各國的裁軍？達到世界上只存在惟一的一支多國力量，它不是用來進行戰爭，而僅僅是用於防止各國重建它們自己的戰爭力量？ 讓-弗朗索瓦——這是聯合國的目標！為什麼聯合國會失敗？ 馬蒂厄——如果沒有內部的裁軍，外部的裁軍是不可能實現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如果波斯尼亞是佛教國家，或者更準確地說，如果它的文化是建立在一些與佛教原則一致的原則上的，就不會有這種波斯尼亞式的大屠殺。如果個體沒有變成和平的，一個作為這種個體的總和的社會就永遠也不會變得和平。眾多信奉並保持著佛教理想的個體不可能會產生有意地傷害他人的想法。一個由絕大多數真正的佛教徒組成的社會不可能滋生出戰爭。 讓-弗朗索瓦——那麼，持久和平的目標只能是藉助於個體的改造才可實現了？ 馬蒂厄——與之相反的就是一種烏托邦空想。這種個體的改造當然首先應當包括我們的領導者。這裡有這樣一件不可接受的事實，即西方國家投身於武器的交易之中——哪怕隨後就讓人用他們賣掉的武器從上面向他們射擊！不可接受的是一些自稱“文明”、宣稱在全世界建立了和平的西方國家，竟為了貿易上的原因而出賣死亡工具。上個月，我遇到了一個在老撾從事掃雷工作的人，他告訴我說，菲亞特公司的各工廠是殺傷性地雷的主要世界性生產者之一。它們現在製造塑料地雷——光榮歸於科學的進步！ ——而沒有絲毫的金屬成分，以使人們不能探測出來。菲亞特公司的總經理和股票持有人，知道在戰爭結束以後的許多年裡，有很多的婦女和兒童被這些地雷炸飛，一定會感到非常幸福。也許菲亞特現在能夠通過向倖存者買假腿而賺到更多的錢。在喀布爾地區，平均每個月有八十五個阿富汗人被地雷炸成殘廢，其中的六十五個就是兒童。還有一千萬的地雷在等著他們！英國的王家軍械署和美國的IBM公司也為這些地雷製造零部件。這些集團本可以滿足於通過賣汽車和計算機來發財的。 讓-弗朗索瓦——我完全贊同！這是畸形的。 馬蒂厄——在關於環境的問題上，這一切也依然是正確的。在不丹，捕魚和狩獵在全國范圍內都被禁止，這是佛教理想能夠在社會層面上實現的方法的一個好例子。一個佛教國家會毫不猶豫地禁止使用長達四十公里的拖網，這種拖網將魚和海龜、海豚悉數捕獲，破壞了海洋生態環境。所有這些對於環境的異端邪說都離不開利益的誘惑，離不開這個事實，即人們僅僅因為自己有這樣做的能力，就擅自竊取了殺害無數動物的權力。 讓-弗朗索瓦——歐洲聯盟原則上禁止這種拖網。 馬蒂厄——但尤其是日本和台灣地區，還在繼續破壞海洋。 讓-弗朗索瓦——在你剛剛說的這番話中，有一些思想是為佛教所專有的，而另一些則早已被所有那些有良好意願的人陳述過。創建一支多國軍事力量以控制各國軍事力量，這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國際聯盟的想法，也是當今聯合國的想法，也是歐洲聯盟的想法，後者想要創造一種將各國家軍隊納入其中的歐洲軍隊。這種理想定期地重新出現，就像定期舉行有關裁軍的會議一樣。更為極端的理想，乃是你認為的，只要人們還沒有完成對所有個體本身的改變，只要人們還沒有一個接一個地使所有個體變得非暴力，就根本談不上阻止如同在波斯尼亞發生的人類群體間的相互殘殺。那麼好了！將世界和平的希望建立在人類本質的改造之上的哲學是非常多的。我甚至可以說，所有的智慧，那些偉大的烏托邦空想，所有那些偉大的宗教，它們也寄希望於這種可能性。一直到現在，這總是一個失敗！使人一個接一個地變得和平，以使得總數的累加最終達到一個總體反對暴力的人類，這個想法顯得在實踐上是不能實現的。至少我們這個世紀在這條道路上幾乎沒有前進。 馬蒂厄——當然，可是反過來，將越來越約束人的法律，甚至是一套極權制度，強加給一些不馴服的個體，這種從“外部”進行的改造，不僅從長遠來說是不可實現的，而且也是根本上邪惡的。人們可以在一段時間裡採取嚴厲手段，但是受壓迫者最終總是會表達自己的不滿，並以和平的或暴力的方式將自己從壓迫者的奴役下解放出來。他們會找到辦法獲得武器並使用武器。 讓-弗朗索瓦——唉，並不僅僅是受壓迫者！ 馬蒂厄——當然，人類是不完善的，即使是在一個佛教國家裡，他們也並不總是運用佛教的原則。 讓-弗朗索瓦——我們所認識的那些大宗教更經常地是背叛了他們自己的理想。例如基督教，它也是建立在非暴力之上的。基督不是曾說“向那打了你的一側臉的人，呈上另一側”和“你們要互相愛”嗎？而教會則不顧這一切，將時間用於消滅那些拒絕歸依基督教的人，或是那些敢於講授與教皇理論不同的理論的異端分子——甚至還參與進教會根本不懂的一些科學問題之中，例如，在伽利略的時代，關於地球是否自轉的問題。人類表現出與他意欲主張的理想截然矛盾，這種能力就這樣一直存在於整個歷史之中。我懷疑這會不會給佛教有可能在西方造成的影響強加某些限制。 馬蒂厄——也許正相反，一些從佛教中得到啟發的人試圖將這些寬容的原則運用到實踐中，而寬容使西方的這些實踐者變得可愛。不管怎麼說，首先必須建立與自己的和平，即內部裁軍，然後是在家庭中的和平，然後是村子裡的和平，直到在民族中乃至在民族之外的和平……通過表達這些思想，佛教希望幫助人們重新發現他們自己的精神傳統。所以我們根本不是持一種傳教的態度（attitude missionnaire）。宗教極端主義、完整主義（nitegrisme）的湧現，也許是出自這種感覺，即我們的時代嚴重地缺乏傳統價值。但是，這種感覺不應當引起對那些，確切地說是由於喪失精神的基準點而迷失方向的人的粗暴拒絕。這樣一種反應是喪失智慧的，甚至是喪失理智的。因為應當按照人們本來的樣子，就在他們所在之處，對待他們，幫助他們欣賞生存的根本價值，而決不是消滅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