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暴力干掉了道德
很少有人會像卡斯特利奧那樣猛烈地攻擊過一個精神上的暴君；很少有人會有卡斯特利奧在《答加爾文書》所表現的那種狂怒。人們從它的絕對的真實和明晰中可以想像得到，《答書》能教育那些最冷漠的人們：如果他們不立即起來反抗日內瓦的鎮壓，在新教統治下的思想自由、歐洲思想家們的自由就會喪失殆盡。根據一切可能性來判斷，在卡斯特利奧對審判並處塞維特斯以火刑一事進行了無懈可擊的論證之後，全體西方世界善於思考的人們都會贊同他的判斷。在這樣一個案件中，一個敵手被如此可怕的攻擊所打倒，而且肯定將會永遠被壓倒。但卡斯特利奧的宣言在結束加爾文不妥協的正統觀點方面，卻是不會失敗的。
然而什麼都沒有發生！這令人眼花繚亂的攻擊，這光彩奪目的要求寬容的呼籲，看來沒有產生任何效果。原因是最簡單最殘酷不過了：因為卡斯特利奧的《答加爾文書》在當時被禁止付印。在加爾文的唆使下，這本書在向歐洲的良心發出呼籲之前，就被審查制度扼殺了。
在最黑暗的時刻（其時手抄本已經通過作者在巴塞爾的好友在民間流傳），日內瓦的當權者通過他們諜報人員的探查，知道卡斯特利奧將出的書對他們的權威是危險的挑戰。他們立即予以打擊，兇猛的打擊。在這樣的情況下，可怕的是：一個佔有壓倒優勢的國家組織對付孤立的個人。加爾文只因為塞維特斯在教義上與他觀點不同，就殘暴地把塞維特斯活活燒死。他多虧了片面的審查制度的幫助，才能使他的殘暴行徑不受到干涉。卡斯特利奧想以人道名義提出抗議，卻拒不被受理。事實上，巴塞爾市行政當局沒有理由禁止一個自由市民——他還是大學裡的一位教授呢——打筆墨官司。但加爾文是一個老奸巨滑的策士，他巧妙地隱在幕後提線，通過外交渠道進行反擊。一個正式的抗議出籠了（不是以加爾文的名義而是由日內瓦市出面），反對卡斯特利奧對“教義”的攻擊。其結果是巴塞爾市行政會和巴塞爾大學面臨著一個棘手的選擇：或者是禁止一個自由作家的事業，或者是為維護這一事業而去反對一個強大的聯邦。事情幾乎總是這樣：強權壓倒了正義，權力勝過了道德。巴塞爾市精明的參議員們認為與其碰得頭破血流，還不如犧牲一個人。因此，他們下令禁止任何非嚴格正統的著作出版。這一法令使卡斯特利奧無法出版他的《答加爾文書》，使加爾文高興地叫嚷：“背著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不用害怕”。
正像熾熱的柴火消滅了塞維特斯的聲音，現在卡斯特利奧的聲音被審查制度消滅了。恐怖再次維護了“權威”。卡斯特利奧被繳械，他不能再寫作了。不，更糟的是，他被剝奪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他那勝利的敵手以加倍的憤怒予以回擊，卻不允許他還手。幾乎過了一個世紀，《答加爾文書》才得以出版。卡斯特利奧在這本小冊子里以預言式的口氣說：“為什麼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諸於人呢？我們爭論的是宗教事務，然而，你為什麼要壓制你對手的言論自由呢？”
面對恐怖政治而無處申訴。在沮喪和無可奈何之中，卡斯特利奧不得不屈服。在那武力壓制理智的時代，被壓迫者聊以自慰的是對勝利者的征服表示無限的蔑視。 “你們的言詞和你們的武器，只不過是從過去的專制統治那裡撿來的破爛貨。它們只能給你一個暫時的統治，但決非是精神上的。這一統治的基礎是高壓而不是對上帝的愛。我不羨慕你們的權力和你們的武器。我有其他的權力和武器——堅定純正的信念：堅信上帝會幫助我，賜予我恩典。即使在一段時期裡，真理被當時眼花繚亂的'公正'所壓倒，但沒有人能夠永遠壓倒真理。讓我們不要對那殺害基督的塵世審判注意吧，讓我無視那些只使暴力事業勝利的法令吧。上帝的天國決不在這世界上。”
恐怖再次佔了上風。每況愈下，加爾文的世俗權力因他的罪惡而確實加強了。在歷史的編年上，要尋找故事裡詩一般的公正是徒勞的。我們不得不適應這一現實：歷史乃是萬神殿的反映，它的活動既非道德又非不道德。它既不懲惡又不報善。因為它不是根據正義而是根據力量。它總是把勝利分配給有權勢者，任其肆無忌憚、為所欲為。一般說來，在世俗事務上它總是替為非作歹者撐腰。
加爾文雖然被人攻擊為冷酷無情，但他很明白只有一件事能救他，那就是更無情地使用武力。在歷史上我們一再發現規律的運用：無論誰訴諸武力一定得乾到底；無論誰建立了一個恐怖統治一定得無所不用其極。無論是在審判塞維特斯時或是以後，對加爾文反抗只會使他更加堅信，作為握有全權的統治者，殘暴地鎮壓、無休止地恫嚇敵手、無情地撲滅任何反抗，是鞏固極權主義權力的唯一方法。從一開始，加爾文就熱中於控制共和主義少數派的投票而使日內瓦市行政會陷於癱瘓。在該團體逐次開會席位中，那些在物質上和道義上都依靠加爾文的來自法國避難的新教教徒，都被批准給予日內瓦公民權，從而有投票權。於是市行政會就按照加爾文的意見行事。他的信徒塞滿了公職的位置。共和派的影響逐漸被暗中破壞掉。雖然，老派的日內瓦愛國人士，即那些曾經為日內瓦的自由流過血的民主派人，很快就覺察到那些外國人是有組織地推薦上的，但他們的不安為時已晚了。他們秘密集會討論，怎樣從清教徒的控制下挽救那殘存的最後的一點獨立。公眾的情緒越來越緊張。本地人和外來移民之間頻繁在街頭吵架。雖然造成的傷害並不嚴重，只有兩人被石子擊傷。
加爾文可只等待有一個藉口。他現在能夠進行一次蓄謀已久的政變了。這些小口角被擴大為一個“可怕的陰謀”，據說“只是由於上帝的恩惠”它才得以挫敗。獨裁者的鎮壓一次接一次。共和派的頭頭被逮捕（其實他們跟鬧事全然無關）、被逼供、直到獨裁者取得了他所需的證據。 “證據”表明，他的反對派正計劃一次大屠殺，加爾文和他的支持者們將被殺害，而外國軍隊將進入該城。這一所謂陰謀的“坦白交待書”是用殘暴的酷刑逼供取得的。 “通敵、既已“證實”，劊子手就可以動手了，所有（即使在極細微的事上）反對加爾文的人都要被處死。只有那些逃出日內瓦的人才能倖免。當“正義”完成時，全城留下的唯一政黨是加爾文的私黨。
清洗了日內瓦的持不同政見者之後，加爾文該高枕無憂因而寬宏大量了吧。但是自從修昔的底斯、色諾芬、波盧塔克以來，所有歷史和傳記的讀者們都知道，勝利的政治寡頭們勢必更加嚴酷。專制暴君永恆的悲劇在於：他們必須繼續不斷地嚇唬有獨立思想的人們，甚至在敵手已被解除武裝和剝奪了言論之後也如此。如果一個被壓垮了的敵手一聲不吭，但仍拒絕廁身於暴君的佞幸和奴才之列，那麼，此人的繼續存在就成為一個煩惱的來源。現在加爾文已除掉了他所有的政敵，只剩下了一個人。那神權執行者的仇恨，就激化集中於這一人。這人就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
但是要對卡斯特利奧發動一次有效的猛攻也非易事。除非引誘他打破那謹慎的沉默而開口。卡斯特利奧厭倦公開爭吵。伊拉茲馬斯型的人道主義者很少是持久的鬥士。黨徒們不斷地圍獵叛教者，他們的慣伎對人道主義者來說，不過是不齒於學者的卑鄙行為。在表明了真理之後，人道主義者認為再反复表示抗議就是多餘的了。他們很少是宣傳家。在塞維特斯案件中，卡斯特利奧已暢所欲言。他盡其可能地為紀念那西班牙的烈士辯護，他對用暴力壓制道德的譴責比同時代的其他人更為有力。但是時機對他不利，他肯定看到暴力仍將無限期地掌權。因此他決定等待，直到在得到較有利的讚助時，重新開展寬容和不寬容之間的鬥爭。他雖失望但百折不回，於是又回到學術研究上去。巴塞爾大學最後任命他為教授，他幾乎完成了他認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將《聖經》翻譯成拉丁文和法文。在一五五五年和一五五六年，他沒有撰寫過論戰文章。
但加爾文和日內瓦人從諜報人員那裡探得，卡斯特利奧在大學裡，在親近的朋友圈子中，繼續散播人道主義的觀點。雖然他的雙手被束縛住了，他仍能自由發言。那些主張不寬容的“十字軍”們注意到，越來越多的學生接受了他反對宿命論教義的無可辯駁的論證。 “十字軍”們不禁惱怒萬分。大凡一個人只要在道德上佔優勢，就能發揮力量和影響。因為他的精髓能在無窮的空間擴散，他信念的散播宛如投石於河引起萬千波紋。因為卡斯特利奧不肯屈服，因此必須粉碎他。於是設置了一個圈套，引誘他回到“異端”的戰場上來。他大學裡的一個同事被物色出來，此人願意幹挑釁的勾當。他寫了一封友好的信，用含蓄的措詞表示他的問題純然是神學上的。他要求卡斯特利奧就宿命論教義發表自己的看法。卡斯特利奧同意進行一次公開辯論，但他還來不及開口，聽眾中就有人站起來詛咒他是異端。卡斯特利奧很快就意識到是怎麼一回事了。他不為自己辯護以免落人陷阱而授人以柄。他停止了討論，他大學裡的同事不同意進一步迫害他。然而日內瓦仍不甘心。一計不成，另生一計。接著幾次挑戰要求公開辯論，卡斯特利奧不加理睬。到處流傳著謠言和小冊子，企圖逼卡斯特利奧攤牌。他的敵人們嘲弄他翻譯的《聖經》，譴責他是匿名誹謗信的作者，極為可憎的中傷廣為傳播。就好像一聲令下，反對他的風暴就從各個角落拔地而起。
狂熱者的肆虐無孔不入。這一點，不抱偏見的人道主義者都能看清了，肯定有人打算加害這位卓越的虔誠的學者的肉體和生命，現在他已被剝奪了發言權。惡毒的迫害也使他贏得了很多友好的支持。德國宗教改革的老前輩梅蘭克森引人注目地成了卡斯特利奧的支持者。正像早期的伊拉茲馬斯一樣，梅蘭克森現在被那些居心叵測的人所厭惡。對這些人來說，生命的意義不是建立在和解上而建立在爭吵上。梅蘭克森寫給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一封信，信上說：“以後因工作過多，我將不跟你通信了。我緘口不言的另一個原因是，我深感遺憾看到，在那些聰明而高尚的朋友們中間我是何等嚴重地被誤解。然而我對大作的風格的估價永遠是非常高的。我的這封信是為了明確轉達我的全面贊同和證明我最真摯的同情。我相信我們將團結在永恆的友誼上。
“你正當的控訴，不僅針對著主要的分歧意見，同時也針對著那野蠻殘暴的行為。某些人以此攻擊真理的朋友，這加劇了我的憂慮，使我不斷地感到苦惱。根據古老的傳說，巨人是從泰坦族的血中興起的。同時，企圖統治朝廷、家庭和群氓的詭辯家們認為學者們是實現他們目標的障礙，他們是從僧侶的種子里長出來的。但是上帝知道該怎樣保護他殘餘的羊群。
“我們一定要像先哲們一樣忍受我們所無法改變的事物。我發現年齡對我的痛苦是一種緩解。我期待著在不久的將來能進入夭國之堂，遠離如此殘忍地攪亂塵世教堂憤怒的風暴。如果我活著，我將樂於同你討論許多事情。再見。”
梅蘭克森在上面那封寫給卡斯特利奧的信裡，希望他的信（很快就成為無數流傳的手抄本）能對保護卡斯特利奧有所幫助，並儘其所能地警告加爾文，要他停止瘋狂地迫害那偉大的學者。梅蘭克森對此事的重視無疑地影響了整個人道主義世界，甚至連加爾文的一些老朋友也勸他講和。例如，有名的學者和神學家弗朗西俄斯·鮑德溫在寫給日內瓦的信中說：“梅蘭克森關心你們迫害此人而感痛苦。梅蘭克森完全不贊同你的種種謬論。這些，你們該清楚了吧！你們繼續不斷地把卡斯特利奧描寫為撒旦第二，與此同時卻把梅蘭克森尊為一個天使，那又有什麼意思呢？”
然而，要想教育或者滿足一個狂熱之徒，那是徒勞的。奇怪（或合乎邏輯）之極，梅蘭克森的信對加爾文起了相反的作用。後者反對卡斯特利奧的基本態度因梅蘭克森的支持而加強。加爾文深知這些主張和平的學者們對他的軍事獨裁的威脅，要比洛約拉和耶穌會的成員們更為危險。那些敵對的團體，只不過教條對教條，言論對言論，教義對教義。而卡斯特利奧要求的則是自由。加爾文認為，這些攻擊是對他的個人行為基本原則的攻擊，對一元化權威等概念的攻擊，以及對正統的實質性的攻擊。一旦發生衝突，司令部內和平主義者比公開戰場上的敵人更為可怕。梅蘭克森的信提高了卡斯特利奧的威望。正因為如此，從那以後，加爾文的願望就是徹底毀滅卡斯特利奧。這是一場白刃相接的戰爭。
正如塞維特斯事件一樣，當戰役轉為殲滅戰時，加爾文甩開了擋箭牌——尼克拉斯·德·封丹，拔出了劍。現在加爾文打算給卡斯特利奧以粉碎性的一擊，他將他僱用的貝齊打發走。他不再考慮是非曲直；不再關心《聖經》及其闡釋；不再關心真偽。他只想迅速消滅卡斯特利奧。但是這時他卻想不出適當的理由攻擊卡斯特利奧，因為後者已退出論戰，重新開始了研究工作。由於沒有確鑿證據，因此無論如何要任意製造出來一根足以打爛那可惡的卡斯特利奧的棍子。加爾文抓住了一個惜口，說他的諜報人員在一個過路商人的行李中尋出一份匿名的諷刺文章。但是沒有一絲一毫的證據足以肯定卡斯特利奧是文章的作者。實際上卡斯特利奧確實不是，但既然業已決定“迦太基人必須滅亡”——就是說卡斯特利奧必須消滅——加爾文使用了瘋狂而庸俗的辱駕，認定作者就是卡斯特利奧。加爾文的駁斥文章《惡棍的謬論》不是一個神學者同另一個神學者合於禮儀的討論，而是一種瘋狂的發作。他使用了醉酒的爛水手所使用的骯髒語言，謾罵卡斯特利奧是小偷、流氓、瀆神者。這位巴塞爾大學的教授被指責為光天化日盜竊木柴。這些野蠻的小品文一頁比一頁更為下流，結尾是“願上帝消滅你，撒旦！”
加爾文誹謗性的小冊子可作為最出名的例子之一。從中可以看出宗派交惡是怎樣貶低了一個卓越的學者和文學大師。那也可作為對政治家的告誡，向他們顯示，當他們不能約束自己的感情時，他們的作為會是何等的愚蠢。受這可怕的錯誤的想法所激起，打擊了一個可尊敬的人，使巴塞爾大學的評議會因此受到了理性的震動。他們取消了以前禁止印行卡斯特利奧著作的決議。一所歐洲高標準的大學，不能容忍他們領固定束脩的教授之一員，在人道主義世界的前面被指責為小偷、無賴和流氓。因為很明顯，那樣的譴責和“教義”的討論全然無關，它只是庸俗的誹謗。評議會明確授權卡斯特利奧作一次公開的反駁。
卡斯特利奧的回答是一個令人欽佩的人道主義者論證的典範。他是一個非常寬宏大量的人。他敵手的仇恨不能毒害他的思想，敵手方面的任何卑鄙行徑也不能使他卑鄙。從一開始他就表現出非凡的鎮定。 “我對公開討論是不熱情的。我十分願意和你取得兄弟般的諒解，以基督的精神，而不採取這樣粗魯的相互指責的方式，那肯定會損害我們教會的威望。但是，由於你和你的朋友們已經打破了我和平合作的夢，我作為一個基督教徒，如果還心安理得地克制自己，不去回答你狂暴的攻擊，那看來就與我的職責不稱了。”卡斯特利奧接著揭發加爾文手法的欺詐性。因為加爾文在《謬論》的初版裡，公開宣稱卡斯特利奧是上述匿名小冊子的作者。但在再版時，事實已證明他肯定錯了。那日內瓦的獨裁者撤回了控告，讓事情不了了之，而不是坦率地承認地譴責卡斯特利奧是不公平的。卡斯特利奧證明了加爾文所說是不真實的：“是或不是，你難道不知道你稱我是小冊子的作者是沒有根據的嗎？教我怎麼說呢？或者是你明知那是不公平的，卻還提出譴責，在這情況下，你是欺騙；或者是你依然未能確定，那麼你的控告是輕率地提出的。無論何種情況，你的作為都是卑鄙的。因為你的每一個論點都是虛假的。我既沒有寫那小冊子，又沒有把它送到巴黎去印刷。如果它的擴散是一件罪惡的犯法行為，那麼那罪惡是你的，因為那小冊於是通過你才廣為人所知的。”
把加爾文攻擊他的藉口的無聊揭露之後，卡斯特利奧轉而嘲笑那抨擊方式的粗魯。 “你儲存了大量的謾駕術語供你調遣，在說出你全部的心裡話時，你說溜了嘴。在你拉丁誹謗語裡，你一口氣地把我說成是瀆神者、中傷者、罪大惡極者、狂吠的惡狗、一個粗魯無知、野蠻的卑鄙小人、一個不敬神的竄改《聖經》者、一個嘲弄上帝的蠢才、一個無恥之徒、一條骯髒的狗、一個流氓和一個壞百姓。你八次叫我惡棍（我認為你的意思是至少與“二流子”一詞有關），你所說的，就是這些惡毒的語言。”它在印刷品中佔了整整的兩頁，你為你的書選了個題目叫《惡棍的謬論》。它末了的一句話是：“願上帝消滅你，撒旦！”從題目到結論，整篇文章用同一格調寫成。雖然文章的作者有受到使徒般的熱誠和基督的好心鼓舞的好名聲。如果你的信徒們也染上了那種氣氛，如果那證明了你的信徒們酷肖他們的大師，那麼，願禍害降於那些你所領導的人。但是這些謾罵不能損我於絲毫……有朝一日真理會勝利，而你，加爾文，將被迫向上帝講清楚你是如何辱罵別人的，以拯救他們，也拯救你自己。基督死了，你可能不害臊了。你竟不記得耶穌親口所說的話：“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凡罵弟兄是拉加的，難免公會的審判。”一種完全純潔的意識使卡斯特利奧情緒高漲。他針對加爾文所提的最嚴重的控告，說什麼卡斯特利奧在巴塞爾偷過木柴一事而繼續冷靜地為自己進行辯護。他不無冷嘲地寫道：“如果我乾了此事，那當然是嚴重違法。但誹謗是同等嚴重的罪行。讓我們暫且假定那控告屬實，假定我真的偷過木料，那是因為根據你的教義，我注定要那麼幹。為什麼你要為那事而不恤謾罵我呢？如果上帝注定我命該如此，因而我不可能不偷的話，你們不該同情我嗎？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的話，為什麼你要讓叫喊聲和譴責聲上達天聽呢？是要防止我不再偷嗎？如果因為上帝注定我命該是一個小偷，那你的大作就不該責備我了，因為我是被迫出此的。根據你的說法，我無法抑制自己去偷。仔細斟酌，那抬高了我的身份。”
在如此嘲弄了加爾文荒謬的控告之後，卡斯特利奧接著解釋，那控告的基礎是何等的脆弱。在萊因河漲大水時，他同其他幾百個人，帶了鐵鉤把河裡漂浮的木材拖了上來。法律不僅允許將浮木和河上發現的東西劃歸個人，而且城市當局特別請求巴塞爾的公民們去撈取，因為河水氾濫，浮木對橋樑有危險。卡斯特利奧能夠提供證明，巴塞爾市政當局曾為犯有“偷竊行為”付給他和其他一些“小偷們”一筆報酬即“一筆可觀的錢”。在讀了這一反駁之後，甚至連日內瓦的狂熱分子也不再想重提這一荒謬的誹謗了。因誹謗而出醜的不是卡斯特利奧，而是加爾文。
謊言，對事情曲為之解，都不能挽回加爾文的面子。獨裁者急於用他的權力清除一個政敵。他像在塞維特斯事件中乾過的那樣，不恤用不正當的手段去竄改真理。卡斯特利奧的品質清白無暇。他寫情給加爾文說：“讓那些審判員們為所欲為吧。任何人，只要他作出判斷時不帶任何偏見或仇恨，我都不怕聽他的意見，那些自少就知道我的人，知道我經常處於貧困的境遇之中，很多人都能夠證明這件事。一定要我找證人嗎？難道你不知道我過去的生活嗎？我正直的品行不容有絲毫的懷疑。這點你的學生們是應該知道的。事情就是這樣，唯一能夠加在我身上的控告只是我的教義同你們的不相符合罷了。因此，我必然是錯誤的。但是你怎麼敢把如此惡毒中傷我的報告擴散出去，井將此事同向上帝的名字的呼籲聯繫起來呢？呼籲上帝為你全然受仇恨和憤怒所鼓動的控告作證，加爾文，難道你沒看見這是何等的可怕嗎？
“我也可以呼籲上帝的。因為你已經呼籲他支持你對我輕率的控告。我要向他呼籲，因為你不公正地譴責了我。如果我說了謊而你說的是真話，那麼我祈求上帝按照我罪過的程度而進行懲罰。同時我請求我的同胞剝奪我的生命和榮譽。如果我說了真話而你是一個弄虛作假的起訴者，我祈求上帝保護我免於墮入我敵手所設的陷阱。我還要祈求他在你死之前給予你悔過的機會，那樣，你所犯下的罪行才不致於危及你靈魂的拯救。”
這調子和加爾文的是何等的不同。這是一組明顯的對比：有自由精神而沒有偏見的人的調子和一個充分自信的人的調子的對比；永存的人道主義氣質和教條主義氣質的對比；還有，一個唯一的願望是保留自己持有個人意見權利、與世無爭的人和一個過於自信、永不安心、直到全世界都對他唯唯諾諾的獨裁主義者的對比。良心上潔白無暇的人說話總是有節制的，而狂熱分子卻滔滔不絕散佈著恐嚇和仇恨。心靈一旦被仇恨的烏雲所遮蓋，就會一團漆黑。真正的精神上的業績不可能由狂熱分子完成，業績只聽命於沉默、鎮靜、學會自製和溫和的人。
然而黨徒們永遠不會關心公平而只關心勝利。他們永遠不想向別的觀點讓步，他們只堅持他們自己的。卡斯特利奧的反駁一出現；對他的攻擊就重新開始。的確，辱罵卡斯特利奧是“狗”、是“野獸”之類的人身攻擊和荒謬的偷木料云云的無稽之談是悄然撤回了，甚至加爾文也不敢繼續重彈舊調。攻擊迅速轉向神學陣地。日內瓦人再次開動印刷機。西奧多·德·貝齊再次擔此重任。他對主子比對真理更忠心。在日內瓦官方出版的《聖經》上（一五五八年），他竟這樣編排，在序文中就惡毒攻擊卡斯特利奧，以致讀上去他自己倒像是瀆神者。貝齊寫道：“撒旦，我們的宿仇已經認識到不能像以往一樣阻礙上帝旨意的前進，就使用了更危險的方法。長期以來，沒有《聖經》的法文翻譯本，或者至少沒有名實相稱的翻譯本。現在撒旦已經發現和輕浮無恥心靈一樣多的翻譯者。它可能還會發現更多，除非上帝及時制止它們。如果讀者要我舉一個例子，讓我提出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把《聖經》譯為拉丁文和法文吧。卡斯特利奧此人的名字，因其忘恩負義和厚顏無恥，也因為企圖把他導入正路無效而引起的許多麻煩而在我們教會中為人周知。因此，我們認為，我們良心上的責任，是打破迄今為止的沉默，並警告一切基督教徒反對此人——那撒旦的特選子民。”
要用比較明確的措詞譴責一個學者為異端是困難的。但卡斯特利奧，“撒旦的特選子民”，無需再保持沉默了，由於梅蘭克森來信的鼓勵，大學評議會已經恢復了這被迫害的人言論自由的權利。卡斯特利奧對達.貝齊的回答十分深奧，也可以說，幾乎是神秘的、悲苦的。他對那種自稱獻身於精神事務、實則屈服於不受控制的仇恨的人只能感到遺憾。他深知加爾文主義者不想傳播真理，而只是保持他們自己教義的壟斷地位。除非把他（卡斯特利奧）從道路上清除掉，正像他們先前把神學上和政治上的敵手清洗掉那樣，他們是不會安心的。至於卡斯特利奧，他拒絕墮入如此的仇恨深淵。他預言似地寫道：“你在煽動當局圖謀置我於死。要不是你的書使所有讀過它的人都明白你的意圖的話，我是永遠不敢下此斷語的，即使我早就知道你的意圖也罷。你知道，一旦我死去，那我就不可能回答你了。你感到我的繼續生存是一個夢魘，因為你看出當局不會同意，即使在你壓力下也沒有同意。你使我被普遍地仇恨，使我在世人的眼裡不被信任。”雖然卡斯特利奧確信他的仇敵們在謀害他的性命，他卻以訴諸他們的良心而滿足。他對那些自稱為基督的僕人說：“請告訴我，從什麼地方可以證明你們對我的態度是由於耶穌的要求呢？甚至當猶大把耶穌交給當局忠實的追隨者時，他還是用仁慈的語調同他那虛偽的信徒說話，而且在十字架上，他為將他處死的人祈禱。但是你在於什麼呢？因為在某些教義和形形色色的觀點上，我和你有所不同，你就到處迫害我，還慫恿別人像你們自己那樣惡毒對待我。在你們內心深處，一定非常痛苦。你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將要受到他徹底的譴責。例如，'凡憎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者'，這些是簡單的真理，它載於《聖經》，只要思想不受神學上曲解影響的人，在查閱宗教經典著作時都容易理解這一真理。而你自己，嘴上說得好聽，書上寫得好看，為什麼不把同樣的教義用在日常生活裡呢？”
卡斯特利奧知道達·貝齊只是一個馬前先行。加爾文既是道德領域的暴君，又是現實世界的暴君，是殺氣騰騰地仇恨卡斯特利奧、叫囂要消滅他的根源。卡斯特利奧因此繞過貝齊，直接寫信給加爾文。 “你自稱為基督教徒；你訴諸福音書；你站在上帝旨意的立場上；你自吹你的思想全部獻身於實現上帝的意志。你自信精通福音的真理，但如果你要教育別人，為什麼不首先教育你自己呢？你怎麼敢在佈道台上大聲呵斥那些作偽證的人的同時，讓你自己的著作繼續作偽證呢？顯然，你意欲破壞我的自尊。你既狂妄又自信，好像你就坐在上帝的旁邊，而他把他內心的秘密全告訴了你。請反省吧，不要等到為時太晚了。試一試吧，如其可能，懷疑一下你自己是否十全十美。那樣你就可以看到別的許多人所能看到的東西。擺脫你那自毀的自負吧；擺脫你對那麼多人，特別對我的仇恨吧。讓我們互相出於好心而競賽吧，那樣，你將發現把我說成是不虔誠的說法，跟你選定我犯有不名譽的過錯一樣，都非事實。請容忍我們在有關教義上和你少許的分歧吧。兩個虔誠的人，在觀點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心靈上是一致的，那難道不可能嗎？”
被教條主義者和狂熱分子攻擊，卻用較人道和解的精神回答，難道真有這樣的人嗎？這不是嘴上說說而已，卡斯特利奧本人，在同強加於他的鬥爭中，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典範。他並不用輕蔑還輕蔑；用仇恨還仇恨。他寫道：“我知道，如果我像你一樣，對你提出那麼多的控告，那麼，我就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逃亡了。”接下去，他試圖重新處理這場爭論。他認為，這不過是學者之間常有的一場爭論。雖然他的敵手正磨刀霍霍意圖殺他，他還是又一次伸出和解和友誼之手。 “為了基督的愛，我祈求你尊重我的自由，不要再用不實的控告來壓服我吧。讓我保留我自己的信念不受壓制，我也完全同意你保留你的信念。不要再認為凡與你有不同意見者一定是錯的，應該以異端罪處以火刑……當我看到有那麼多虔誠的人們，用與你不同的方法解釋《聖經》，那使我忠於基督的信念更堅定了。毫無問題，我們兩人之間，肯定有一個人是錯的，但那無妨於我們彼此相愛。終有一天主將把迷途的羔羊引到正路上去。我們兩人當然知道（或必須知道）的一件事是對基督教博愛的責任。讓我們實踐此事，並通過實踐閉上我們敵對的嘴吧。你相信你的觀點是正確的；別人同樣相信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好啦，讓我們中間最聰明者表明他們是最友愛的吧！讓我們不要因為自己聰明而傲慢吧！上帝全知道。我們一定要記住：上帝'使高貴者卑賤，使卑賤者高貴'。
“當我寫這些話時，我的心渴望著愛。我向你提供愛和一個基督教徒的和好。我籲請你對我表示愛。上帝和聖靈在上，我是發自內心才這樣做的。
“如果你無視我所能做的，繼續用你發自內心的仇恨攻擊我；如果我不能說服你像一個基督教徒愛他弟兄那樣愛我，我只能保持沉默了。願上帝作我們的法官，在你我之間，按照我們為他服務忠誠的程度來作出判決吧！”
那樣動人心弦的呼籲竟會毫無結果，這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但我們道德性質方面的矛盾之一是：理論家被禁錮在一個狹窄的概念中，對其他概念一概視而不見。因此像這樣的呼籲，雖然十分人道，但不能為其所動。思想上的偏見必然導致行動上的不公正。當個人或一個國家成為眼光狹小的、狂熱主義者的捕獲物時，就沒有互相了解和寬容的餘地了。加爾文對卡斯特利奧動人的呼籲無動於衷。那不過是一個人急於求和的呼籲，並非公開宣講，並非爭論，也不想把他個人的觀點強加於他人。那虔誠的日內瓦牧師駁回了這“魔鬼”要求基督教徒式和解的呼籲。他所做的是開始給卡斯特利奧身上刺上新的魔鬼的花紋，輕蔑和煽動的毒氣加強了。為了使卡斯特利奧蒙受嫌疑，或者至少成為笑柄，加爾文編造了新的謊言。這可能是加爾文所發動的攻擊中最背信棄義的。儘管當時在日內瓦看戲是有罪的，但在日內瓦神學院中加爾文的信徒們卻上演了一出“虔誠”的學校喜劇。劇中的德·帕服·卡斯特羅很顯然就是卡斯特利奧的影射，他作為撒旦的主要僕人出場，在劇中要他說：
“對於我，不過是一個為任何人服務的人。
為了錢，幹什麼都一樣。
因此，我看不到別的事物……”這是歪曲的誹謗。一個終身在使徒般貧窮中度過、靠賣文為生的人，一個宗教寬容的辯護士竟是一個為羅馬教皇服務的職業煽動家。這樣的言論是經過日內瓦的領袖們批准，不，是得到他們鼓勵的。加爾文主義者的積怨深仇，曠時日久，使他們無法再辨別真理和誹謗。他們所關心的只是禠奪卡斯特利奧在巴塞爾教授的席位，親眼看到他的著作被燒掉，如其可能，連同他本人一起燒掉。
這些心懷仇恨的人交上了好運；一次，在日內瓦進行的例行性的、挨家挨戶“訪問”中，發現有兩個自由市民正在研究一本書，書上沒有加爾文的出版許可。扉頁或末頁沒有作者的名字，也沒有出版地點。這本文藝小品《悲痛地向法蘭西忠告》散發著異端的氣息。這兩個人立即被帶到宗教法庭；由於害怕拶刑和拉肢刑，他們很快就承認這本書是卡斯特利奧的一個侄子借給他們的。獵手們立即跟踪上這新的足跡，希望最後把困獸驅入絕境。
這本書之“邪惡是因為塞進了錯誤”，它正是卡斯特利奧的新作。他已重犯舊的“錯誤”。看來，伊拉茲馬斯式願望已經無可藥救了，竟然祈求在怒氣沖衝的教會內部和平解決爭端。當時，在他熱愛的法國，宗教迫害已開始取得血腥的收穫。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新教徒在日內瓦人的煽動之下，拿起武器反抗天主教徒。好像卡斯特利奧能預見聖·巴塞隆美日的大屠殺和胡格諾戰爭的恐怖一樣，在那危急時刻，他覺得自己是迫不得已說明那樣的血洗是無益的。他解釋說，沒有一種教義，或其他種教義的本身是錯誤的，但是試圖強迫一個人去信仰他所不信的，才是不變的虛偽和犯罪，地球上所有的邪惡，都源於這“違心的迫使”。心地狹窄、嗜血成性的狂徒們試圖繼續不斷地壓制良心。然而，正像卡斯特利奧接著表明的那樣，試圖強迫一個人公開聲明接受一種他所反對的信仰，不但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而且也是愚蠢和荒謬的。像這樣的拉伕入伍成軍來支持一種哲學或者一種信念，只能羅致一批偽君子而已。拶刑、拉肢刑或任何高壓，只能建成一個有名無實湊滿人數的黨派。依靠算術上弄虛作假的代價來獲得改變宗教信仰者，只能使得真正的信徒和外界同樣地被騙罷了。卡斯特利奧的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那些希望最大可能地贏得那些游移不定的支持者的人，很像是一個笨人。他有一個大酒桶但只有很少的酒，為了有更多的酒，他把桶裝滿了水。結果，酒沒有增加，反而把笨人原有的好酒給糟蹋了。那些認為被迫立誓信奉某種宗教的人，真的像他們宣稱那樣已經信奉了那宗教的觀點，這是荒謬的。因為，如果讓他們自行選擇的話，他們會說：'我真誠地相信你們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而你們強迫我立誓信奉的卻是虛假的。'壞酒不能靠強迫別人喝它而變好。”
因此，卡斯特利奧有力地、一次又一次地重申了他的信心：宗教的不寬容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戰爭，只有通過寬容才能實現和平。一種哲學或一種宗教不能依靠拶刑、戰斧和大砲去建立，只能依靠影響別人，使他們不受強迫地去接受一種信念；只有依靠真正的了解，才能避免戰爭並把思想連結在一起。因此，讓我們任憑那些願意成為新教徒的成為新教徒吧；那些確實願意成為天主教徒的繼續當天主教徒吧。既不強迫這部分人，也不強迫那部分人。在南特，在無數毫無意義的犧牲者的墓上，敵對教義的雙方達成了協議。而在之前的一代，一位寂寞而痛苦的人道主義者，卻預示了南特法令的誕生。那法令使法國建立了宗教寬容。 “法蘭西，我對您的忠告是，停止強制、迫害和殺害良心吧，代之以讓每一個信仰基督的人自行其是。”
在日內瓦，建議法國天主教和新教和解，不必說是視為滔天罪行的。其時，加爾文秘密地煽動法國的胡格諾派教徒拿起武器。沒有比加爾文侵略成性的基督教會政策和卡斯特利奧的人道主義與和平建議更不協調的了。獨裁者收緊了所有的線，以確保壓制卡斯特利奧的《忠告》。信使很快地被派遣到界內各點，捎去給各新教當權者的忠告信。加爾文的組織是如此的有力，以致於在一五六三年改革教會的宗教大會通過一項這樣的決議：“教會特通報卡斯特利奧所著一本名為《悲痛地向法蘭西忠告》的書業已出版，此書危險絕頂，茲警告信徒們對此書警惕勿懈。”
狂熱分子在卡斯特利奧的“危險”著作沒有流通之前，再一次成功地把它扼殺了。是的，書是被扼殺了，但是作者，這位沉著、堅定、反教義、反教條主義的哲學家，又該怎麼對付呢？一定要結果他。不准他說話是不夠的，一定要破壞對他的支持。西奧多·德·貝齊又一次應召使用絞索。他把《對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辯護和非難的回答》一文奉獻（雖然僅此一奉獻）給巴塞爾的牧師們，說明該採取什麼步驟來對付卡斯特利奧。貝齊暗示說：“時候到了，時機成熟了。宗教的正義將要對付這個異端和異端們的朋友”，這位虔誠的神學家使用了大量誹謗性的語言，嘲罵卡斯特利奧為說謊者、瀆神者、邪惡的再洗禮者、神聖教義的褻瀆者、卑鄙的拍馬者、不僅是所有異端的保護人而且也是一切通姦犯和罪犯的保護人。最後，他被誣衊為刺客，他防身的武器是在撤旦鐵工場中鍛造的。說真的，貝齊一怒之下罵出來的話竟如此語無倫次，以致許多惡諡彼此對消了。但是從這火山噴發的激動中，清楚地暴露出要一舉取消卡斯特利奧發言權的決心，如有可能，結果他的性命。
狂熱分子已經清楚地暴露了他們打算把卡斯特利奧作為異端押上審判庭。控告無恥地、不帶一塊遮羞布地公開了。一紙要求送到巴塞爾的宗教會議，要地方當局立即行動起來。卡斯特利奧將作為公敵而加以逮捕。但不幸的是出了一點小障礙，使得罪惡企圖未能立即付諸實現。根據巴塞爾的法律，如沒有人向當局遞交一份書面的起訴書，檢察便不能開始。僅僅因為一本書持有不同的意見，還不足以構成檢察的理由。顯然，在這情況下，正常的程序是加爾文和德.貝齊向卡斯特利奧提出控告。但加爾文遵照他業經反複試驗、被證明為有效的戰術，寧願留在幕後，而慫恿別人去承擔責任。在維也納和日內瓦對付塞維特斯所用過的方法，將是最合適的。一五六三年十一月，貝齊的書剛出版，就有一個全然沒有資格、名叫亞當.馮.博登斯丁的人，以異端為藉口，向巴塞爾當局用書面控告卡斯特利奧。可以斷言，這個亞當·馮·博登斯丁，是最不適於扮演保衛正教的角色的人了。他是臭名昭彰的卡爾斯塔達的兒子。路德把他當作一個危險的狂熱分子, 把他從維滕貝格大學開除出來。此外，他又是確定無誤的反宗教分子帕拉塞爾蘇斯的學生。要他裝腔作勢地充當新教教會的棟樑，那是荒謬絕倫的。博登斯丁的起訴書不過重複了德·貝齊書上混亂的論點。在起訴書上，卡斯特利奧被形容為：一個羅馬天主教徒、一個再洗禮者、一個自由思想者、一個瀆神者，再加上一個通姦犯和罪犯的保護人。不管控告是真是假，這一書面的控訴（這文件迄今未逸失），已符合了法律上的要求。現在巴塞爾當局沒有其他的選擇，只好開始立案檢察。加爾文及其同黨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卡斯特利奧必須低頭悔罪了。
卡斯特利奧就上述控告為自己進行辯護是很容易的嗎？博登斯丁的熱心過了頭，他控告卡斯特利奧的罪狀竟是矛盾百出，其荒謬是很明顯的。何況在巴塞爾，每個人都知道卡斯特利奧為人無可指責。結果被告不是像塞維特斯那樣，立即被逮捕、鎖上鍊、坐進牢、被粗暴地對待，而是作為一個大學教授，應傳到評議會對指控進行答辯。
他宣稱（事實如此）原告博登斯丁是一個被利用的稻草人。他堅持加爾文和德·貝齊是這一控告的真正教唆者，必須親自出庭。 “由於他們如此惡毒地攻擊我，我真誠地請求你們給我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如果加爾文和德·貝齊行為誠實，讓他們出庭來證明他們控告我所犯的罪行吧。如果他們相信自己做對了，就沒有理由害怕巴塞爾的法庭。因為，他們輕而易舉地就在整個世界面前攻擊了我……我知道，我的原告人是有權有勢的，但上帝同樣是非凡的，他對人審判不因人的地位而異。我知道自己是一個無名之輩，地位低微，比較不為人知。但上帝注視著低微者，如果低微者的鮮血因不公正而流出，他會要求贖罪的。我承認法庭的裁判權。我宣告，如果我犯了任何一條被控的罪行，我當用頭顱作抵。”
面對如此坦率的要求，加爾文和貝齊不願照辦。他們不出席巴塞爾大學的評議會。看來這惡毒的控告將歸於失敗了。但卡斯特利奧的敵人們卻突然得到意外幫助。出現了一些事情災難性地支持了懷疑別人是異端的人，他們認為將卡斯特利奧與異教徒聯繫起來對己有利。一件怪事被揭發了。有一個富有的外國人，表面上出身貴族，在巴塞爾行政區賓寧根的別墅住了二十多年。人們都知道他是瓊·達·布魯格斯。他在資產階級圈子裡深受敬愛。他死於一五五六年，巴塞爾人傾城出動參加了大規模的葬禮。靈柩安放在聖·倫納德大教堂的地下室。很多年過去了，一個幾乎不可信的消息開始流傳。它斷言這卓越的外國人不是貴族或商人，而是一個不名譽和被剝奪了公民權的大異端，《奇書》一書的作者大衛·喬里斯。當屠殺再洗禮教徒時，他神秘地從佛蘭德失踪了。當巴塞爾人聽到，他們在此人生前死後都給予如此殊榮的，卻是一個真正信仰的敵人！在大為羞愧之餘，為贖回他們對騙子的好客和信任，當局莊嚴地審判了那早已死去的罪犯。異端的屍體被挖掘，腐爛的碎片在廣場的斷頭台上懸掛了幾天。之後，連同一大批異端著作，在巴塞爾市場焚燒了。數千觀眾目擊了那可厭的場面。在這中間，當然有卡斯特利奧，他和大學裡其他的教授們並肩站在一起。試想像一下他的感受吧。大衛.喬里斯在流亡巴塞爾期間，同卡斯特利奧結成了親密的友誼。他們曾共同攜手，試圖救助塞維特斯。看來喬里斯是馬蒂納斯.貝利奧《論異端》匿名作者的一員。這一點多半已可肯定，卡斯特利奧從來不曾相信過那賓寧根別墅的居民會是普通的商人，像那流亡者自稱的那樣。他必定從一開始就知道自稱是瓊·德·布魯格斯的真姓實名。無論如何，在實際生活中和在著作中都表現出寬容的卡斯特利奧是永遠不會扮演告密者角色的，也不會拒絕向一個人伸出友誼之手，雖然喬里斯已被全世界的教會和地方當局所驅逐。
卡斯特利奧和那最臭名昭彰的再洗禮教徒可疑關係的被揭露，在一個不適當的時候支持了加爾文主義者的告發。很明顯，卡斯特利奧事實上是某個大異端教徒的保護人和恩主，那麼為什麼他不會是所有異端的保護人呢？禍不單行，與此同時有人提出證明，說卡斯特利奧同另一邪惡的異端伯納迪諾·奧基諾過從密切。此人一度是天主教方濟各會的修士和卡浦金斯的代理主教，因佈道而在全意大利享有聲譽。奧基諾被宗教法庭革出教門，亡命瑞士。但即使在那兒，在他成為改革教會的牧師以後，也因其觀點的進步性質而引起了驚詫。特別是他最後的一本書《三十次對話》包括了對《聖經》的一種解釋，是在新教徒世界被當作為瀆神的。因為伯納迪諾·奧基諾引用了摩西律，認為多妻制（雖然他還不敢建議）在理論上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聖經》是認可的。
這一本書是卡斯特利奧從意大利文譯為拉丁文的。它採納了上述誹謗性的論點，表達了其它許多正統教會認為是不能容認的觀點。這異端論文是以拉丁文形式付印的，因此，卡斯特利奧無疑要對擴散那最“可憎”的觀點負責。對奧基諾已經提出了訴訟，在當前的情況下，翻譯者自然而然地被當作是同夥，該受到與那意大利作者同樣的譴責。就這樣，加爾文和德·貝齊不間斷地含糊地指出，卡斯特利奧是最危險異端的中心。這一斷言，因卡斯特利奧和大衛·喬里斯、伯納迪諾，奧基諾親密關係的被揭露而被大為肯定。不能再指望巴塞爾大學會繼續對這樣的人伸出保護之手。卡斯特利奧的案件在審判開始前就已經輸掉。
一個提倡宗教寬容的新教徒，能指望從當時主張不寬容的人那裡得到什麼呢？卡斯特利奧從他的朋友伯納迪諾·奧基諾的下場想必該知道了——雖則後者直到卡斯特利奧去世，他的罪還沒有受夠。奧基諾一度是從意大利到蘇黎世避難的牧師。他被蘇黎世驅逐出境，當局甚至不同意他延期的懇求。他已七十六歲，貧困，新近喪妻，但沒有人憐憫他的不幸。虔誠的神學家們樂意讓他攜帶著他無辜的孩子們重新流亡。時值隆冬，山路積雪。他的敵手們認為情況越壞越好。如果那不幸的老人死於路邊，他們會感到高興。喔，他總得在世界的什麼角落找一個棲身之所。那些放逐他的狂徒們決定在路上設置種種困難，免得好心人過份向他和他的孩子們供應溫暖和庇護所。他們趕在他前頭寫信，警告那些好心的基督教徒，要將這樣一個不幸的人拒之門外。他一定要受到像痲瘋病患者那樣的待遇。年老的學者像一個乞丐似的離開瑞士。在雪中掙扎上路。夜宿厩棚。他掉頭向北，橫穿德國到紐倫堡。那裡的新教徒們也對他進行了警告，但允許他住一段時間。他最後的希望是能在波蘭找到一些好心人，能給他和他的孩子們以生計和庇護所。但即在波蘭，不寬容分子對他也太過份了。他逃到摩拉維亞，在一五六四和一五六五年之交，在赤貧中死去。他像乞丐一樣被埋葬在一個被遺忘的墳地裡。
卡斯特利奧開始知道他的朋友奧基諾所遭受的長期苦難中的較早一段，他知道自己也可能會有同樣的下場。他將作為異端而被審訊。他本人唯一的罪行是太仁慈。在如此普遍不人道的時代裡，他不能期望人道，又不能期待同情。塞維特斯的保護人也有可能遭到塞維特斯同樣的命運。十六世紀的不寬容已把扼殺者的手卡在最危險的人——主張寬容的使徒的喉嚨上了。
但是，很幸運，那些狂徒們所盼望的至高無上的勝利——親眼看到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在監獄裡，在流放中或在火刑柱上毀滅，卻未償所願。死亡把卡斯特利奧從殘酷的敵人手中拯救了出來。由於長期過勞他強健的體格被損壞了。他已無力去抵抗那麼多的憂患，那麼大的激動了。一直到最後，他勇敢地，雖然是徒勞地作戰著——在大學裡，在書齋裡，他一直繼續鬥爭。最後他被迫臥床。他得了不能控制的嘔吐症，直到他負荷過重的心臟停止跳動為止。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逝世，卒年四十八歲。誠如一個同情他的朋友在一切都過去以後所說的那樣：“靠上帝賜助，把他僥倖地從敵人的魔爪下奪了回來。”
他的死結束了那場誹謗的戰役。他的同胞們最後終於認識到，在保衛巴塞爾市最高尚的人方面，他們是何等的不熱情，但一切都為時已晚了。他財產之少說明了這偉大的學者是何等的貧窮，屋子裡沒有留下一小塊銀器碎片。他的朋友們得提供喪葬費，代他還清零星債務，扶養他的孩子們。就像作為無恥的異端控告一事的補償那樣，卡斯特利奧的葬禮是道德的勝利。在他被控告為異端以後，那些膽怯地避之唯恐不迭的人，現在急於要表明他們是何等愛他和尊敬他。葬禮中靈車後面緊跟著大學裡所有的成員，靈樞由學生們扛到教堂，葬在地下室。三百個學生捐款立了一塊墓碑，上面鐫了這樣的銘詞：
“獻給我們著名的導師，感謝他淵博的知識和紀念他純潔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