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良心反對暴力
凡是試圖殘酷無情地壓倒他人意見的人，對反對意見總是極端敏感的。因此，當整個世界竟然敢於討論處決塞維特斯一事時，加爾文就認為這是極大的不公平：他們居然不把這個行動評價為一次虔誠的、最合全能的上帝心意的行動而熱情地接受它。加爾文此人，僅僅因為意見上的分歧就把一個同胞殘酷地燒死了。加爾文希望別人同情他而不同情那個犧牲者。 “如果你能知道我所受到的哪怕是十分之一的痛罵和打擊的話'，加爾文寫信給一個朋友說，“你就會對我所處的悲劇地位表示同情。惡狗從四面八方朝我狂吠，向我傾注難以想像的譴責之間。那些和我同一營壘的人，出於妒忌和仇恨，對我的攻擊甚至比我的羅馬天主教敵手更為猛烈。 ”加爾文發現，儘管他從《聖經》中引經據典，並為他的論據大聲疾呼，但在塞維特斯被害之後，卻只能在反對聲中滑腳溜走。他勃然大怒了。良心上的不安使得他神經過敏煩躁不安，因此，當加爾文一聽到卡斯特利奧和巴塞爾的其他一些人準備駁斥他時，他就緊張了，驚惶失措了。
任何具有獨裁氣質的人的第一念，就是鎮壓或壓制與他本人不同的意見。加爾文一聽到來自巴塞爾的消息，還沒有來得及讀一讀《論異端》這本書，就坐在寫字台前，寫信告誡瑞士各宗教會議禁止此書流通。特別是，再也不能允許討論了。 “日內瓦業已說過。”不管是誰，要想在塞維特斯的真相上打主意，根據總的原則，就要被誣衊為：邪惡、愚蠢、虛偽、異端或者瀆神——因為，那就表示在反對加爾文。加爾文勤筆勉思。一五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比他寫信給布林格說，巴塞爾印了一本書，扉頁上用的是一個假名字，在此書中，卡斯特利奧和柯利奧力圖證明不應運用權力來清除異端。這樣的一種教義絕對不能任其擴散，因為那是“懷有惡意地要求面面俱到，以表明異端和讀神不應被視為可以懲罰的罪行。”“火速，火速，壓制這些提倡寬容的人們！”我們教會裡的牧師務必要注意不讓謬種流傳，即使現在已晚了一些，但願這也能合上帝的心意。一次呼籲還不夠。於是，第二天，他的心腹西奧多·特·貝齊便寫了一封更加急切的信：“在扉頁上您將發現印刷的地點是馬德堡。依我愚見，這馬德堡一定是在萊因河畔。許多這樣那樣的醜事均源出於此。我只能自問，如果人們'寬容'那惡棍在此書序言中的滿紙污穢的話，那麼基督教還能再完整無損嗎？”
然而這樣的言論發表得已太遲了。在大張撻伐之前，辯論業已開始。當第一本書運到日內瓦時，憤怒就像火山那樣噴發了。什麼？難道真有人要把人道置於教規之上嗎？對於那些懷有邪惡目的的人，難道可以不迅速地將其送上火刑柱，還要溫和地、以兄弟般的態度待之以禮嗎？難道可以允許基督教徒們隨心所欲地解釋《聖經》，而不是將這一特權留給日內瓦的宗教法庭嗎？對教會（加爾文自然而然地把這看作是他自己的教會）來說，這大概是最嚴重的危機了。一聲令下，日內瓦同聲喊出了“異端！”人們呼喊著：“一個新的異端出現了！”而其中，尤為危險的是“比利斯主義者”異端。從此，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在信仰問題上，“比利斯主義者”就像徵著宗教寬容的教義。這個詞是根據書的署名作者馬丁努斯.比利斯（卡斯特利奧的化名）創造出來的。 “地獄之火在地球的表面蔓延開來之前，我們一定要將其撲滅。”特·貝齊寫到這第一次公開提出的寬容要求時憤怒而瘋狂。他說：“自從基督的世界誕生以來，從未聽說過此等醜事。”
日內瓦召開了戰時政務會。是否應對卡斯特利奧的攻擊作出回答？茲溫格利的繼承人，布林格（日內瓦人如此急切地求他迅速地禁止那書）從蘇黎世寫來了一封措詞尖銳的信，要旨是，除非大張撻伐地進行鎮壓，否則事情就會很快地被遺忘。最好是對此置之不理。加爾文在新近的嘗試中並不很成功，所以他寧願謹慎地留在幕後。他讓他的一位年青的信徒西奧多·特·貝齊去幹從神學方面進行鼓動一類的事情。貝齊，因對“惡魔似的”教義的寬容政策進行有力的、壓倒之勢的猛烈攻擊，而得到了那獨裁者的歡心。
總的來說，西奧多·特·貝齊是一個虔誠而公正的人，他多年來對加爾文忠心耿耿就是為了得到在適當時候繼任他的上司這一酬報。他極端仇視任何精神自由的空氣，在這一點上他甚至超過了加爾文（奴性往往超過創造精神）。他發表了許多聳人聽聞的言論，從而在思想史上博得了“邪惡的榮耀者”的名聲。 “良心的自由是惡魔的教條。”要消滅自由，最好是用火和劍去摧毀那些犯了可憎恨的獨立思想的人們。特·貝齊宣稱：“無論怎樣殘酷，暴政總比讓人隨心所欲好……異端不應受到懲罰的論點，和殺長弒母不應處死的論點同樣地荒謬。因為異端之罪千倍於殺長弒母。”讀者可以從以上所列舉的例子中判斷出這一小冊子在對“比利斯主義”的討伐中已墮落到何等殘忍和愚蠢的地步！什麼？難道要按“偽裝成人的妖怪”的要求，待他們以人道嗎？不，教規第一，人道第二。教義現正處於危險存亡之秋，作為宗教領袖，絕對不可讓步而鼓勵仁慈。因為這種仁慈將是“惡魔的而不是基督教徒的仁慈。”在這兒（不是最後一次），我們遇上了好戰的理論——“殘酷的人道”。特·貝齊說，人道是對人類的一種犯罪，因為人類只能通過鋼鐵一般的教規和毫不寬容的嚴格，才能走向理論上的目的。 “我們不能寬容那幾條貪食的狼，除非我們準備饗它們以整群整群的好基督教徒……名曰仁慈，實為殘酷是最可恥的。”就這樣，特·貝齊狂熱地執意要消滅比利斯主義者，他繼續懇求當局“用道德的利劍打擊他們”。
卡斯特利奧富於同情心，他向仁慈的上帝高聲禱告，祈求最終結束這一獸性的屠殺，現在，日內瓦的那位牧師受仇恨的驅使（其認真程度不亞於卡斯特利奧的同情心），懇求那同一個上帝讓屠殺不間斷地持續下去，“並賜予基督教的領袖們以寬宏大量和堅韌不拔的品質，去滅絕那群烏合之眾。”然而，即使是那樣的殺戮滅絕了他們，也不能滿足特·貝齊的複仇慾望。異端不僅要被處死，而且在處死他們時一定要盡可能地緩慢，使他們感到痛苦。他用虔誠的呼喊預先為每一種難以想像的折磨辯護：“如果要按照他們犯罪的程度加以懲罰的話，我認為很難找到一種恰如其分處死的方式來嚴懲他們所犯下的窮凶極惡的罪行。無論誰，讀到如此為神聖的恐怖而辯護的讚歌、為野蠻行為而辯護的殘酷論點時，都會感到噁心。但我們還是得把它們牢記在心吧，如果我們有可能領會新教世界所面臨的危機——任憑自己讓日內瓦人的仇恨和狂熱所驅趕，去建立一個新宗教法庭；如果我們有可能領會到那些有思想的人們在向這些瘋狂挑釁對是何等的勇敢，為了宗教寬容，把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擲，冒了何等大的風險。貝齊在進行大肆誹謗的同時又提出要求說，為了挫敗宗教寬容這一可怕的思想，從此以後一定要把這一教義的每一個朋友，每一個“比利斯主義”的辯護人都當作“基督教的敵人”來對待，因此要把他們當作異端活活燒死。“對他們個人，我們應按照我所提出的每一點來教訓他們，無神論者和異端必須由地方當局懲處。 ”可以肯定，卡斯特利奧和他的朋友們必然知道，如果他們受自己良心的敦促，繼續為像塞維特斯那樣的歹徒辯護的話，等著他們的將是什麼。特·貝齊使他們明白了即使杜撰一個印刷地點和一個化名也不能使他們免於受迫害。“每個人都知道你是誰，你的意圖是什麼……我警告你們時間還來得及，你們——比利斯、蒙特福特，和你們全體。 ”
僅從表面看來，特·貝齊的文章不過是學究式爭論的一篇來稿。但上文所摘引的威脅性言論卻顯示了它的實際意義。爭取精神自由的衛道士們最後終於認識到，每一次他們要求人道待遇，就是把他們的生命投入危險之中。特·貝齊急切地希望“比利斯主義者”的領袖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會輕率從事，於是譴責後者是膽小鬼。這位日內瓦的牧師輕蔑地寫道：“他這個人在其它方面是如此的勇敢，說了那麼多同情和仁慈的話，就像這本書上所表現的那樣，但他卻是一個膽小鬼，因為他只敢戴上面具之後才把頭伸出來。”寫這段話的人也許是希望卡斯特利奧會接受警告，謹慎地躲到幕後去；也許他真的希望卡斯特利奧會自行暴露。但不管怎麼樣，卡斯特利奧迅即應戰了。事實證明，那日內瓦的正教正竭力促成排外的教義，並系統地將它付諸實踐。這一事實迫使卡斯特利奧（雖然是一個狂熱的愛好和平者）公開宣戰。他看到決定性的時刻業已開始。雖然米圭爾·塞維特斯已經死了，但除非把對他所犯下的罪行向法庭（其成員都是基督教徒）上訴，那第一次火刑的燼餘木頭將會被用來燒死上百個，不，上千個同樣的人們。原來不過是一次孤立行動的謀殺，將會僵化成為一個原則。卡斯特利奧暫時中斷了學術研究，開始專心致志地起草他那個世紀最重要的起訴書：控告約翰·加爾文以宗教的名義，把米圭爾·塞維特斯送到查佩爾處死。雖然這一“答加爾文書”主要針對一個人，但是它在道德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活力，卻證明這是一篇聞所未聞的、最光彩奪目的檄文。它反對用法律壓制言論，用教條壓制思想，用永恆的卑鄙壓制永恆的良心自由。
年復一年，卡斯特利奧認清了他仇敵的為人，也越來越熟悉了他的手段。加爾文善於把對他個人的每一次攻擊，都轉化為對教義、對真正的宗教、甚至對上帝的攻擊。因此，卡斯特利奧在“答加爾文書”的一開頭清楚地表明，他既不接受也不譴責米圭爾·塞維特斯的觀點，也不建議對宗教上的和註釋方面的問題作出任何形式的判決，他只是對那個人，約翰·加爾文提出謀殺的指控。他不讓詭辯性的曲解篡改他的論點，以一個有造詣的律師的精雕細琢的文風，為他所辯護的案件進行了陳述。 “約翰·加爾文今天享有大權，我只能希望他具有甚至比我所知的更為溫和的氣質，但是他最後重要的公開行動，卻是一個血腥的死刑，繼之以對一大群虔誠的人們進行威嚇。那就是為什麼我，一個厭惡殺戮的人（難道全世界不都是這樣嗎？），依靠上帝的幫助，要使加爾文之心大白於天下，或者，至少把那些被他引入歧途的人們帶到正路上來。”
“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西班牙人米圭爾·塞維特斯為了他的宗教信仰在日內瓦被燒死。火刑的教唆者是加爾文，本城大教堂的牧師。由於這一處決，掀起了許多抗議，特別是在意大利和法國。為對付這些抗議，加爾文出了一本書。看來此書是最巧妙地著過色的。作者的目的有三：為自己辯護、攻擊塞維特斯、並證明處死塞維特斯是公正的。我建議對此書進行一次批評性的審查。根據加爾文經常好爭論的作風，他很可能會將我形容為塞維特斯的一個學生，但我希望沒有人會因此而誤解。我不是為塞維特斯的論點辯護，而是要抨擊加爾文的虛假論點。我絕對不考慮討論受洗、三位一體和諸如此類的事情。我手頭甚至沒有一本塞維特斯的書，因為加爾文把凡能到手的書全燒掉了。因此，我不知道塞維特斯提出的究竟是什麼。我至多只是嘲笑加爾文的錯誤，這些與原則分歧毫無關係。我希望向每一個人講明白這個嗜血成性已成瘋狂的是怎樣的一類人。我不會像他對付塞維特斯那樣對付他。他判處塞維特斯火刑，並將他所著的、被認為是犯了罪的書付之一炬。現在，甚至在塞維特斯死了之後，加爾文仍繼續漫罵他。加爾文在殺人焚書後，居然還有臉向我們提起這些書（當然是斷章取義的），那好像是先放一把火，把房屋燒成灰，然後再邀請我們去參觀各個房間裡面的擺設。至於我，既不會燒死一個作者也不會燒掉他的書。我所抨擊的書對任何人都是公開的，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兩種版本都有。一種拉丁文，另一種法文。為了避免可能出現毛病，我將在每一句引文處註明章節出處，同時象原文一樣標出對每一章節的答复。
這樣的討論就再坦率不過了。在上述的書中，加爾文毫不含糊地為自己的觀點辯護。而卡斯特利奧像一個檢察官利用被告的證物一樣，利用了這本可以為大家理解的“展覽品”。卡斯特利奧一字不漏地重印了加爾文的書，因此沒有人能夠說批評者偽造了或篡改了他對手的觀點，或者懷疑批評者刪節了加爾文的原話。這樣，對塞維特斯的這次審理就要比日內瓦的第一次審理要公平得多：當時被告被關在黑暗而潮濕的地牢裡，證人均被拒絕，不許辯護律師出庭。卡斯特利奧決意讓整個人造主義者世界自由地討論塞維特斯案的每一細節，決心使其道德上的問題大白於天下。
對某些基本的事實，不可能會有爭論。那個人，當被火焰吞噬時，大聲宣稱自己是無辜的，卻由於加爾文的教唆，並得到日內瓦市行政會的同意，而被殘酷地處死了。卡斯特利奧繼續問道：“米圭爾·塞維特斯真的犯了什麼罪？既然約翰·加爾文並沒有掌握政治大權，而只掌握了教會大權，那麼他怎麼能夠把這純粹是神學上的事務移交給市行政當局呢？日內瓦市行政當局有什麼權利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決塞維特斯呢？最後，又根據什麼人的許可、根據什麼法律或成文津把這外國神學家在日內瓦處死呢？
關於第一個問題，為了肯定米圭爾·塞維特斯犯了什麼罪，卡斯特利奧查閱了檔案記載和加爾文的陳述。卡斯特利奧所能找到的唯一罪名是塞維特斯由於受某種無法解釋的、刻意標新立異的渴望所驅使，“冒失地歪曲了福音書”。於是，加爾文對塞維特斯的全部指控是，那西班牙人獨立地、武斷地解釋《聖經》，這導致他（塞維特斯）的結論不同於加爾文的基督教會教義所表達的方式。卡斯特利奧回擊說：“難道塞維特斯在宗教改革的芸芸鬥士中，就是唯一獨立地、武斷地解釋福音書的人嗎？如果有人散播了武斷的解釋，因此就脫離了宗教改革的真正教義，那麼還有誰敢說三道四呢？難道這樣的各抒己見不正是宗教改革的一項基本要求嗎？那些福音派教會的頭頭們除了要確立一個重新解釋《聖經》之權外，他們還在忙些什麼呢？難道加爾文本人和加爾文的朋友法里爾在以這樣的方式重建教會而努力的人們中不是最勇敢和最果斷的嗎？”不單是加爾文自己表現了對革命的過分熱中，而且他在這方面過多的作為給別人以走得太遠而已瀕臨危險的印象。在十年的進程中，他作出的革新，比天主教會在六個世紀來所作出的更多。加爾文，作為最勇敢的改革家之一，是無權在新教教會範圍裡把作出新的解釋誣衊為罪行的。
“然而，加爾文想當然地認為他自己是一貫正確的，認為他的觀點是正確的，任何與他持不同觀點的人都是錯誤的。”這就使卡斯特利奧引出了第二個問題：是誰授權加爾文去判定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不真實的呢？ “當然，加爾文告訴我們，每一個不跟著他唯唯諾諾的撰稿者都是心懷叵測的壞人。因此他要求不光阻止那些與他有不同意見的人寫文章，而且阻止他們發言。這表明只有他一個人有資格闡述他認為是正確的東西。”現在卡斯特利奧堅持認為，永遠不會有任何人，也不會有任何黨派有資格說：“只有我們知道真理，和我們不同的所有意見都是錯的。”所有的真理，特別是宗教真理都是可爭論的和有分歧的。 “過分絕對地對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秘密作出裁決，表現出好像我們參與了他最秘密的計劃似的，那是放肆。還有，如果幻想我們能夠肯定掌握諸如此類的事情，並幻想我們能清楚地代表它們，那是十足的妄自尊大。因為，實際上我們對它們是一無所知的。”
自從有了世界，五花八門的災禍就是教條主義者們的工作。那些人毫不寬容地堅持他們自己的觀點和意見是唯一可靠的。正是這些狂熱性使他們要求按照他們自己的模式統一思想和行動。他們自我吹噓，爭論不休，擾得世界不得安寧，他們把本來應該平行不悖，並列的思想變為敵對的和充滿殺氣的爭論。卡斯特利奧控告加爾文精神上的不寬容如下，“所有的宗派把宗教建立在上帝的語言上，每一宗派的成員們把他們自己的宗教當作是唯一的真理擁有者。但是，根據加爾文的說法，只有一個宗派是正確的，其它宗派一定要服從它。當然，對於約翰·加爾文大師，他自己的教義看來是真的，而其它宗派的領導人也對他們的信念抱著相同的態度。加爾文說別人是錯誤的，而別人說加爾文是錯誤的。加爾文要想成為至高無上的法官，而別人也這樣想。那麼，由誰來決定呢？不管怎麼說，是誰任命加爾文為至高無上的、擁有獨一無二的權去判決極刑的仲裁人呢？加爾文是根據這——上帝的言詞中取得這資格的，但別人也同樣提出有此權利。或者，可能，加爾文向我們保證他的教義是無可爭辯的。在誰的眼睛裡無可爭辯呢？在他自己的，在約翰·加爾文的眼睛裡。如果真理真像他宣稱的那樣顯而易見，那又為什麼他要寫那麼多的書呢？為什麼他不允許其它人花一些時間去掌握對他是那麼一目了然的事實呢？為什麼不給一個機會就把他們打倒在地而使他們喪失了認識真理的可能性，就像他已領會的那樣呢？
卡斯特利奧因此提出了一個決定性的論點。加爾文僭取了他沒有資格授予的地位——在精神和宗教事務上至高無上的仲裁人的地位。如果他認為塞維特斯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該做的是通知塞維特斯，他在什麼地方迷失了道路。但加爾文不是有理性地和善地進行辯論，而是輕易地訴諸武力。 “你一開始就逮捕了你的敵手塞維特斯，把他投入監獄。在審訊中，除了那西班牙人的一些仇敵外，你排除了所有的人。”加爾文乞靈於教條主義者的老法寶：發現論爭逐漸對他不利時，就不再聽放手的話，把他的嘴塞起來。如此求助於審查制度暴露了他對一個人或一個教義的不安全感。卡斯特利奧好像預見到自己的命運似的，繼續訴說加爾文道義上的責任。 “讓我問你一個問題，加爾文先生。如果你同一個人為繼承權問題進行訴訟，而你的放手從法官那裡取得了一個裁定：只有他（敵手）有資格講話、而你卻被禁止不得開口，難道你不立即抗議這不公平的對待呢？我們投入了一場有關信仰的爭論，為什麼你要求我們緘口不言呢？難道你不是已深刻地認識到你論點的弱點了嗎？你是否非常害怕結論將不利於你，使你喪失獨裁者的地位？
為了召喚一個證人，卡斯特利奧把抗議中止了片刻。一個著名的神學家，因為反對傳教士約翰·加爾文，願意作證說：上帝的法律禁止地方當局使用暴力壓制純精神上的過失。這位現在被召來作證的大學者、著名的神學家乃是加爾文本人。在這件事上他很不情願地進入證人席。 “加爾文發現混亂不堪，所以他立即譴責別人，以免他自己被懷疑。但是，很顯然，只有一件事造成了上面的混亂情況，那就是他作為迫害者的態度。對塞維特斯的判決是在他的唆使下作出的，那在日內瓦，也在整個西方世界，激起了驚恐和憤怒。現在他試圖把自己親手的作為所引起的責難栽到別人身上去。他改變了當他還是受迫害者一員時所唱的調子。當時他寫了成篇累犢的文章痛罵並反對這種迫害。我願從加爾文的《原理》一書中抄下一章，免得我的讀者懷疑我。”
一五五四年的加爾文，很可能會把寫出卡斯特利奧行將摘錄的那些話的加爾文送上火刑柱。因為在《原理》中加爾文曾寫道：“把異端處死是罪惡的。用火和劍結束他們的生命是反對人道的所有原則的。”但一旦他攫取了至高無上的權力，就迫不及待地在他的書中刪去了人道的要求。在原理的第二版中，上面所摘引的語句已被謹慎小心地修改過。正如拿破崙，一當上第一執政，就留意收購和燒毀能到手的雅各賓派寫的描寫他年青時代的小冊子。同樣，日內瓦教會的頭頭一旦成了一個迫害者而不再是被迫害者的一員，就急於要鎮壓一切了解他以前要求過節制的人。但卡斯特利奧不願讓加爾文從他自己所說過的話裡滑掉。他逐詞逐句將它們複寫了下來進行駁斥。卡斯特利奧在引文結束以後接著說：“現在，我的所有的讀者，把加爾文原來的宣言，同他今天的文章和行為比較一下，事情就很清楚了：他的現在同他的過去之不同猶如光明之與黑暗。國為他已經處死了塞維特斯，他現在想要把一切持有與他不同意見的人同樣地處死。他，立法者，拋棄了自己的法律，要求處死持不同意見者……加爾文要處死別人，因為他害怕他們會揭露他的反复無常和他的蛻化變質，使他成為註目的中心。對此，我們還會感到驚詫嗎？那些幹壞事的最怕光天化日了。”
但卡斯特利奧要的是光天化日。他堅持認為加爾文應義不容辭地向全世界解釋：為什麼一個曾經是自由思想的倡導者會把塞維特斯活活燒死在查佩爾。因此審訊要毫不寬容地繼續下去……
兩個問題解決了。對事實進行的平心靜氣的研究表明，米圭爾·塞維特斯的罪行，如果有的話，也是在純粹精神方面的。此外，即使那西班牙人偏離了加爾文認為是正確的解釋，也永遠不該作為普通犯罪對待。加爾文，為了鎮壓和他持不同意見的人，竟訴諸塵世的權力，卡斯特利奧問道，那是為什麼呢？思想家之間的分歧只應該用思想的工具來處置。 “如果塞維特斯拿起武器來對付你，你就有權利找市行政會幫助你。但是，由於他反對你的唯一武器是筆，為什麼你要用火與劍抨擊他的著作呢？告訴我，為什麼你去找地方當局做你的後台呢？”
一個國家在良心問題上沒有管轄權，在維護神學教義上市行政會不應插手，因為那隻與學者們有關。市行政會的業務是保護一個學者，正如它保護一個匠人、一個僱工、一個醫生，或者別的任何公民，使他們免受壞人之害。只有當塞維特斯試圖謀殺加爾文時，市行政會經請求才能進行干預，保護加爾文。但是，由於塞維特斯除了使用理性的爭辯來推動他對加爾文的攻擊外，什麼也沒有乾，加爾文理該用辯論和合乎邏輯的理由為自己辯護。卡斯特利奧對加爾文的批駁不容置疑。加爾文試圖證明，自己的所作所為是支持了一個更高、更神聖的命令。卡斯特利奧認為，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一個神聖的或基督教的命令會去殺人。加爾文求助於摩西律，他宣稱，摩西律命令用火和劍消滅不信教者。卡斯特利奧激烈反駁說：“真沒想到。加爾文是怎樣求助摩西律呢，我看他會摧毀所有城市中的居民點、牲口和家具。如果他調得動足夠的軍事力量的話，他一定會攻打隱匿著他認為是異端教義的法國和其它一些國家，一定要把他們的城市夷為平地，殺死男人、婦女、孩子，甚至胎兒。”加爾文在他的自辯書中宣稱，整個基督教教義將全部滅亡，除非那些負有保衛教義天職的人有足夠的勇氣把那壞疽性的肢截掉。對此，卡斯特利奧回答道：“把不信教者從教會中開除出去是教士們所考慮的，他們有資格革除異端的教籍並逐出教徒會議，但無權處死他們。”在福音書中沒有，在世界上任何道德專題論文中也從來沒有要求過這樣的不寬容。 “作為最後的一著，你敢說就是耶穌他自己教你去燒死你的信徒嗎？”於是卡斯特利奧向加爾文咆哮了，此人的“雙手滴著塞維特斯的鮮血”，寫出瞭如此荒謬的自辯書。因為，加爾文繼續宣稱，他是為保衛教義而被迫燒死塞維特斯的，他是被迫去保護上帝的旨意的；因為，象所有訴諸於暴力的人一樣，加爾文一再試圖為使用暴力辯護，說那與一些超越個人的利益有關。現在，在最陰鬱的世紀長夜裡，猶如一道閃光，卡斯特利奧提出了不朽的名言：“把一個人活活燒死不是保衛一個教義，而是屠殺一個人。我們不應用火燒別人來證明我們自己的信仰，只應為了我們的信仰隨時準備被燒死。”
“把一個人活活燒死不是保衛一個教義，而是屠殺一個人。”這一格言何等的真實而清楚，何等的不朽而人道。在這段精闢的話裡，卡斯特利奧一錘定音，對殺害塞維特斯的人作出了宣判。你也許可以從邏輯學、倫理學、民族或宗教上找到藉口證明處決一個人是正當的，但你不能掩蓋劊子手和教唆者的個人責任。總有一些特定的人要對流血行為負責，殺人是不能用抽象的哲學格言加以寬恕的。真理可以傳播但不能強加。沒有一個教義能因為狂熱性而變得更正確；沒有一個真理能因為狂熱性而變得更真實。也不能靠吹捧一個教義或者一個真理而去傳播教義或者真理，更不必說通過殺害出於良心而拒絕那“真理”的人，來使一個教義或者哲學變得更真實。觀點和概念是個人的經驗和事務，除了隸屬於持有它們的個人以外，不從屬於任何人。它們無法加以訓練和控制。一個真理可能會援引上帝的名字一千次，可能會一再宣稱它本身的神聖不可侵犯，但沒有批准它去毀壞上帝所給予的一個人的生命。生命比任何教條更神聖。雖然，對於加爾文教義和宗派來說，為了不朽的思想，腐朽的人們是應該滅亡的，這些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卡斯特利奧主張說，每一個為了他的信念被折磨被屠殺的人都是無辜的受害者。精神事務上的高壓統治不單是對精神的犯罪，而且也是徒勞無功的。 “我們不要強迫任何人，因為高壓統治不能使人進步。那些試圖強迫別人接受真理的人，其愚蠢不亞於一個人手持木棒把食物塞進病人的嘴裡。”因此，其結果必然是對持有異議者進行鎮壓。 “要最後剝奪你們的官員們使用武力或進行迫害的權力。要給予每一個人自由地使用舌頭和筆的權力（因為，這是聖·保羅的意思，他說：'你們可能都在預言……你們想要預言，並禁止人用舌頭說話'）。你們很快就會知道，一旦從高壓統治下解放出來，自由將會創造何等的奇蹟！”
審查了事實，回答了問題。現在，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予以總結並以被凌辱的人道名義宣判。歷史批准了這一判決：一個名叫米圭爾·塞維特斯的人，上帝的追求者，“《聖經》的學生”被殺害了。加爾文是控告人，是審訊的教唆者；日內瓦市行政會負有實際上執行這罪行的責任，從精神上對此案進行複查，證明上述宗教的和塵世的當局都越出了各自的司法權。市行政會無權對一種精神上的違犯作出判決。 ”加爾文的罪行更大，他把責任強加給地方當局。“由於受到你的證言和你同謀的影響，市行政會將一個人判處了死刑。但市行政會在這一件事上無權採取行動，也無法加以判別，就像瞎子不能辨別顏色一樣。 ”加爾文犯了兩重罪：教唆罪和執行那可憎行為罪。不管他將不幸的塞維特斯投入火焰的動機是什麼，他的行為是罪大惡極的。“你把塞維特斯處死，或是因為想了他之所說，或是因為根據他內在的信念說了他之所想。如果你們殺他是因為他表達了他內在的信念，你們殺他是因為他說了真話，即使說的是錯話，但那也是真的，他不過說了他相信是真實的東西。另一方面，如果你們僅僅因為他的觀點是錯誤的而把他處死，那麼，在採取如此極刑之前，你們也有責任試圖使他相信你們認為是正確的那些觀點；或者，為此目的而摘錄《聖經》，足以證明你們沒有其它選擇，只能下令把一切犯錯誤的人都處死，雖則他們的錯誤就在於堅信真理。 ”加爾文沒有正當的理由，就殺死了一個持異議者，這是犯了預謀殺人罪，三倍的殺人罪。
犯罪，犯罪，犯罪，好像號角三響，卡斯特利奧的判決向全世界公佈了。人道這一最高的道德權威已經作出裁定。但是，身後的補課不能使死者復生。恢復一個已死者的名譽，又有什麼用呢？不，現在最根本的是保護活著的人。給不人道的行為打上恥辱的烙印，這樣才有可能防止無數同樣的行為。不光是要宣布約翰·加爾文其人有罪，加爾文的書，充滿了極其可怕的恐怖和高壓的教義，必須宣佈為不人道。卡斯特利奧責問他已作出宣判的那一個人說：“你難道沒有看到你的書和你的行為將導向何處嗎？很多人強調他們是在保衛上帝的榮譽，但今後要想屠殺人類的'上帝保衛者'將以你作為證明。他們將跟隨你，走同樣災難的路。像你一樣，他們將用血來玷污自己的雙手。像你一樣，他們將把那些持有與自己不同意見的人送上絞刑台。”“這並非是危險的、孤立的、狂熱的個人，而是狂熱主義的一種罪惡精神。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須反抗的不僅是獨裁主義者、教條主義者、矯在過正者和殘忍的殺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於恐怖的思想。卡斯特利奧的話恰好是在持續一百年之久的宗教戰爭爆發之前，他的預言應驗了。“通過你嗜血的祈禱，造成或將要造成那麼多的鮮血，甚至那最殘酷的使用大砲轟炸的專制暴君也望塵莫及——除非上帝對可憐的人類發慈悲，使君主們和其它統治者們看清真相而中斷那血腥的勾當，那血還是要流。 ”
即使象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那樣主張寬容的溫和的宗教改革者，看到被迫害者和被追獵者的痛苦，也覺得已不可能保持漠不關心了，他感動得高聲祈求上帝，絕望地禱告上帝賜塵世以更多的人道——就這樣，我在引用過的這一對加爾文的批駁中，卡斯特利奧雷鳴般的吼聲是對一切因狂熱仇恨而成為和平破壞者的詛咒。他的書以莊嚴的禱告結尾：“這種臭名昭彰的宗教迫害在但尼爾時代早被摧毀。因為先知的敵人們對先知的作為無懈可擊，為了通過他的信念對他加以攻擊，他們湊在一起了。同樣的事也在今天發生。當敵人的行為無懈可擊時，人們就會以大棒對準敵人的“教義”。他們知道那些當權者，由於自己沒有主張，很容易被人說服，因此，採取這樣的策略是極端靈巧的。就這樣，那些把“教義不可侵犯”喊得最響的總是那壓迫弱者的人。嗚呼，他們“神聖的教義”將是耶穌在最後審判日中厭惡地拋棄的。到其時，他將主持對行為的審判而不是對教義的審判。當他們對他說：“主啊，我們站在你的一邊，按照你的指示辦事。 ”他將回答說：“去你們的，你們這些罪大惡極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