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宗教寬容的宣言
尋求真理井說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遠不能作為罪行。沒有人會被迫接受一種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
一五五一年
塞維特斯的火刑把宗教改革帶到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這是立即得到公認的。在一個被無數暴力行動損害了的世紀裡，處決一個人看來似乎只不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件。在西班牙海岸和瀕臨北海的大陸沿岸之間（不包括不列顛群島），基督教徒為了對基督更大的崇拜而燒死了無數異端，以“真正的教會”（名目繁多不可勝計）的名義而把成千上萬無助的人強拖到刑場去燒死、斬首、絞死或溺斃。 “如果這樣屠宰的且不說是馬而只是豬的話，”我們從卡斯特利奧的《論異端》中讀到，“每一個君主都會想到他蒙受了重大的損失。”但是，僅僅因為被屠宰的是男人和女人，就沒有人會費心去為受害者計數了。 “我懷疑，”卡斯特利奧感嘆他說：“在世界歷史上是否有過這樣的時代，像我們這個時代那樣流過那麼多的血。”
但是，在幾個世紀中，在無數件的暴行中間，常常有一件想來不比其它的暴行更壞的暴行，卻明顯地刺醒了沉睡的良心。消滅烈士塞維特斯的火焰是那時代一個高出一切的信號。兩個世紀以後，英國歷史學家吉本宣稱，這一犧牲使他產生的反感甚於羅馬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大屠殺。因為，引用服爾泰的話來說，處決塞維特斯是宗教改革所干的第一次“宗教虐殺”，也是第一次徹底拋棄那偉大運動最主要的思想。就新教教會而言，“異端”這一單獨的概念本身就是荒謬的，因為新教要求每一個人有權闡述。這樣，在一開始，路德、茲溫格里、梅蘭克森宣稱他們強烈反對使用強製手段，來對付那些站在他們運動陣營中並易於誇大其意圖的人。這幾是路德的原話：“我不喜歡死刑，即使是罪有應得也罷，令我不安的是這件事開了一個先例。因此，我決不贊成判處那些江湖郎中死刑。”他以其精闢的方式繼續說：“異端絕不能用物質的力量鎮壓或者壓制下去，而只能用上帝的話進行爭辯。因為異端是一種精神上的事物，不能用塵世的火和水將其沖洗掉。”茲溫格里如其可能，甚至更著重否定在這樣的案件中訴諸任何塵世的武器、使用任何的武力。
然而，那些新教條的鬥士們，在自行建立一個“教會”的同時，立即認識到舊教當局早已認識到的那個道理：從長遠看來，沒有武力就不能保持權力。因此，為了避免攤牌（實際上是避免不了的），路德提出折中辦法，試圖將“異端”和“煽動分子”區分開來，將“規勸者”和“叛逆”區分開來。前者是同宗教改革教會在精神和宗教事務上存在不同意見；後者則是那些對業已建立的宗教秩序提出挑戰，希望同時改變社會秩序的真正的“秩序破壞者”。這後一部分人，路德的意思是指具有社會共產論傾向的再洗禮教徒，他主張官方使用武力作為鎮壓的手段。但早期宗教改革教會的領袖們，沒有一個會採取決定性的步驟，把任何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並可能自命為自由思想者的人送給劊子手。就在不久以前，當宗教革命家們為了信念而同羅馬教皇和帝王們交鋒時，他們就宣稱自己是人的最神聖權利的擁護者。因此，從一開始，看來似乎難以想像要建立一個新教的宗教法庭。
加爾文燒死塞維特斯是一個劃時代的步驟。他以此迅速結束了宗教改革為之鬥爭的“基督教徒的自由”。加爾文超過了羅馬天主教會。為了自己的榮譽，一千多年來，在僅僅是因為堅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釋基督的教條，而把一個人活活燒死這個問題上，羅馬天主教會要比加爾文躊躇不決得多。而加爾文，在他獨裁統治的第一個十年裡，就把向他挑戰的人活活燒死，由此建立了他的精神暴政。從道德的觀點上來看問題，這一行動可能比托圭瑪達所有的罪行更可憎。塞維特斯不是作為一個無神論者被殺死的，因為他從來也不是無神論者。他之被害是因為他否定了加爾文的某些論點。幾百年之後，日內瓦自由市民為自由思想者塞維特斯樹立了紀念碑。把塞維特斯說成是一個“時代的受害者”，任何為加爾文開脫的努力都是徒勞的。蒙田是那時代的人，卡斯特利奧也是那時代的人。送塞維特斯上火刑柱的，並不是時代的盲目性和愚昧性，而是加爾文的個人獨裁。不誠實和迷信可能是某個時代的特徵，但作為一個特別的不端行為，加爾文犯的罪行應由他自行負責。
從塞維特斯殉難的那一刻起，對加爾文的義憤就迅速增長。甚至加爾文正式的辯護士貝齊也不得不承認：“那可憐的人的骨灰未寒，關於異端是否應受懲罰的辯論就冒頭了。有些人主張應鎮壓異端，但不處極刑。而另一些人則希望讓上帝來懲罰他們。”我們知道，雖然貝齊總是傾向於對加爾文的一切作為大加頌揚，但在這件事上是極為猶豫的，加爾文的其它朋友們就更躊躇了。梅蘭克森，曾親自野蠻地辱罵過塞維特斯，寫信給他“親愛的兄弟”加爾文這樣一封信：“教會在現在和在將來都感謝你。日內瓦官員處死這個瀆神者的做法好極了。”甚至還發現有這樣一個名叫麥斯克勒斯的學者和狂熱分子在當時作了一首讚美歌——永恆的“背叛聖職者”，但那些是唯一出自內心的讚美聲。蘇黎世、沙夫豪森和其它地方的宗教會議遠比日內瓦所希望的冷淡。雖然在原則上他們看來會那樣想：把“過份狂熱的”宗派主義者威脅一下也好。毫無問題，他們會感到高興，因為這是新教第一次由於信仰問題而採取的行動，第一次消滅不信奉國教者，並且，這件事不發生在他們自己的城牆之內，而由約翰·加爾文承擔了作出那可怕決定的臭名。現一個永恆的理想上，已經預見了它的重要意義。因為，理想是一種沒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過人們的設想、人們的努力，並準備為理想而向著充滿塵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進的人們，才能在現實世界中加以實現。從精神上來作分析，“勝利”和“失敗”這兩個詞都獲得了新的意義。從此以後，我們一定要永遠不停止去提醒整個世界：它眼裡只有戰勝者的豐碑，而我們人類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過屠刀下的屍體才達到曇花一現統治的人們，而是那些沒有抵抗力量、被優勝者暴力壓倒的人們——正如卡斯特利奧在他為精神上的自由、為最後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義王國的鬥爭中，被加爾文所壓倒一樣。
但是，如果說這些同樣信仰的人，除該死的、懦怯的讚美之外，什麼也沒有乾的話，那麼他們自己卻很快地就听到了敵對的聲音。當時最傑出的法理學家弗朗修斯·鮑德溫明確表示了意見：“我認為，加爾文沒有權利對宗教教條的論點開創刑事執行的先例。”不光是全歐洲的自由思想的人道主義者們表示了他們的義憤，許多新教的教士們同樣表示了不贊成。受伯爾尼霸主保護因而免受加爾文奴役的沃州的教士在距日內瓦僅一小時步行之遙的佈道台上宣稱，加爾文對塞維特斯的處理是違反宗教原則和違法的。在日內瓦城中，加爾文不得不求助於警察去壓制批評。一個婦女因公開宣稱塞維特斯是為耶穌基督而犧牲的烈士被監禁；還有一個印刷商人說城市當局是按照一個人的意志和意願判決塞維特斯的，他因此也被投入監獄。有幾個著名的外籍學者乾脆憤然離去，他們迅速退出一個在那兒他們不復有安全之感的城市。因為專制政治已經建立，威脅了自由的思想。加爾文立即被迫認識塞維特斯的殉難，對獨裁統治來說，比那西班牙學者的生命和著作更為危險。
加爾文對任何矛盾都十分敏感。在加爾文的統治下，日內瓦人雖十分謹慎行事，但抱怨之聲仍通過鑰匙孔和緊閉的窗中傳出，獨裁者認識到他的自由市子民已很難再抑制他們的憤怒了。木已成舟，全能的上帝本人也無法挽回。既然無法逃避他所作所為的後果，加爾文最好還是勇敢地站出來對付這件事並宣揚他的責任。加爾文只好違背本意，把一開始是振奮的攻勢，使人難以覺察地轉入守勢。朋友們全部確信，由於塞維特斯已經付之於火焰了，對加爾文說來，應該為“由於信仰而行動”尋找言之成理的證據。因此，加爾文硬著頭皮，下決心用塞維特斯事件來“開導”世界，他為殺死了那異端而寫了一份辯護書。
但是在塞維特斯事件中，加爾文有一個不自在的良心。一個人有了不自在的良心，雖然他會試圖掩蓋疑點，也只能寫一些蹩腳的材料，因此，他的辯護書題為《保衛三位一體的真正信仰反對塞維特斯可怕的錯誤》就很自然了。誠如卡斯特利奧所說，這本書是當獨裁者的“雙手還滴著塞維特斯的鮮血”時寫出的，是他所有的著作中最軟弱無力的一本。加爾文自己也承認，他寫此書時“處在混亂之中”——也就是說是十分神經質地倉促草就的。他這樣被迫地採取守勢，說明他自覺自己的地位很沒有把握，下面這件事就說明了這一點：他召集日內瓦所有的教士，像他自己一樣在這份宣言上簽名，這樣，其它的人就可以分擔些責任。他覺得被當作是殺害塞維特斯的唆使者很不是滋味，結果是兩種相反的傾向被拙劣地揉合在那份宣言之中。一方面，加爾文懾於普遍的不滿，希望把責任推倭給“當局”；而在另一方面，他要證明市行政會完全有權消滅象西班牙人那樣的“魔鬼”。加爾文以最溫文爾雅的面目出現，根深蒂固地反對任何暴力，辯護書的字裡行間充滿了對天主教宗教法庭殘酷的抱怨。那法庭判決了許多真正的信徒們，不給他們為自己辯護的機會，接著用最野蠻的方法處決了他們（後來卡斯特利奧質問他：“你怎麼樣？你指定了誰為塞維特斯辯護呢？”）。他接下來的言論使讀者愕然，他告訴他們說，他曾私下盡其最大努力使塞維特斯心情愉快（“我曾經在私底下不斷地盡我的一切可能使他的感情昇華得更高尚。”）他宣稱說，事實上正是市行政會不理睬他要寬大的念頭，堅持死刑而且堅持一個如此殘酷的死刑。但所謂的加爾文為塞維特斯、殺人者為他的受害者所進行的所謂的努力竟“如此的秘密”，以致於沒有一個人會相信這樣一個純屬虛構的傳奇。卡斯特利奧輕蔑地列舉了事實。 “第一，你的'告誡'除罵人外就什麼都不是；第二，你把塞維特斯投入監獄，那西班牙人直到走向火刑柱被活活燒死之前沒有離開過。”
就這樣，加爾文用一隻手洗刷掉塞維特斯遇害的個人責任，用另一隻手製造了他所能製造的最好的證明以開脫“當局”的罪責。象通常一樣，當他不得不為鎮壓辯護時，他就振振有詞了。加爾文如此爭辯說——允許每個人暢所欲言，最為不智，因為伊壁鳩魯的信徒、無神論者和蔑視上帝者會感到由衷的高興。只能宣告真正的（即日內瓦）的教條，不能宣告其它的教條。這樣的審查制度並不意味著限制自由（不寬容的暴君往往就是這樣千第一律地求助於邏輯上的謬論）。 “這不是想縛住教會的手腳，而是想阻止那些居心不良的作家公開地撒播他們心裡的想法。”那些言論自由受到限制，不讓他們發表同獨裁者不一致意見的人們，是不會屈服於任何高伍統治的，即使我們相信加爾文和他的應聲蟲的話也罷。他們受到了應得的待遇，樹立榜樣是“為了對上帝更大的崇拜”。
加爾文不得不為自己的弱點——對異端的鎮壓辯護，這樣的行為是新教教會很久以前就從天主教教會那裡抄襲過來的。爭論問題的核心在於：究竟掌握實權的人是否有權殺掉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在塞維特斯事件中，加爾文從一開始就堅持這一權力，他現在要幹的就是為他的行動辯護。他自然而然地到《聖經》裡去尋找證明。他竭力表明自己是根據“更高的委託”的條款辦事、服從於“神聖的命令”的。這所謂的更高的委託、神聖的命令使得他要把塞維特斯從這個世界上消滅掉。可是他在《聖經》中找不到今人心服的例子，因為《聖經》沒有系統地闡述過“異端”的概念，只涉及“瀆神”。而現在，在火焰之中，塞維特斯仍繼續呼喊著耶穌的名字，那肯定他從來不是一個無神話者。加爾文總是急於引證《聖經》中任何可能為他的行動服務的章節，宣稱連根除掉所有顛覆當局（即他自己）意見的人是“當局”應擔負的“神聖的責任”。 “正像一個人，當上帝的教堂遭到玷污，或者當他的追隨者背叛上帝時，他如果不拔劍相向，就該受到責備。如果一位紅衣主教競如此膽怯：當惡行加於宗教時，他閉上雙眼，這是何等糟糕啊！”當局的手中拿著劍，他們很可能“為了上帝的榮譽”而使用這把劍。因為，以“虔誠的信徒”的名義所採取的行動早就證明是正當的。要保衛正統的宗教，保衛真正的信仰，人與人之間的血親關係，以及支配著人類的仁慈只能隨之完結。當撒旦驅使人們拋棄“真”的宗教時，你就必須消滅他們，即使他們是你最親密的追隨者也罷。 （我們讀時為之發抖）“假如人們不喜歡上帝為人類在各方面作出的好事，人們就一點都不把光榮——這份光榮唯上帝當之無愧——歸諸於他。當人們為自己的光榮去搏鬥時，他就毫不顧及親戚關係、血緣關係、生命問題，他把一切人道、人情味兒都忘得一千二淨。”加爾文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為了教義（他的教義），他只把那些鎮壓“一切與人有關的”人認為是虔誠的，這就是說，他要鎮壓每一種人道主義的思想。在這裡，我們得到了一個可怕然而悲劇性的極端論證：一個在其它方面頭腦十分清晰的思想家和淵博的宗教家會因狂熱和盲目而走得多遠。一旦他的朋友、兄弟和血親在教義的最枝節問題上持有不同於新教宗教法庭的意見的時候，他會心甘情願地把他們交給羅馬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加爾文唯恐其它人會否定如此野蠻的鬥爭，就求助於他最後的和最喜愛的手段：恐怖。他宣稱，任何人，不管是為一個異端辯護或被控告為一個異端，它本身就犯了異端罪，應予懲罰。因為加爾文不能容忍相反的意見，他提出要恐嚇那些可能轉而反對他的人，用塞維特斯的下場去威脅那些罪人。如果他們不能鉗口結舌，就送他們上火刑柱。加爾文希望一勞永逸地從殺害塞維特斯這個傷腦筋的問題中脫身出來。這件事必須結束。
但是，不管加爾文如何怒不可遏，如何喋喋不休地向世界為自己開脫，對屠殺的譴責一直不能平息下來。加爾文的辯護書，連同他堅持要追獵異端的叫囂，給人曾下了很壞的印象。連最好的新教徒對在他們自己的教會裡建立一個羅馬天主教式的宗教的前景也感到毛骨悚然，有些人宣稱，這樣一個荒謬的論點如果由市行政會提出，而不是由一個上帝的傳教士、一個上帝的僕人提出，還比較不討人嫌些。澤欽特斯，伯爾尼城的公務員，後來是卡斯特利奧忠誠的朋友和保護人，拿定主意寫了一封私人信給加爾文表明他的態度：“我聲明，我也是那些要盡可能地限制因信仰分歧而處人以極刑的權力的人們中的一員，只有那些錯誤是蓄意的、經過深思熟慮後所犯的才例外。是什麼使我對這類事情作出這樣的判斷呢？不是從《聖經》中摘錄下來可用於反對暴力的章節，而是在此地，在伯爾尼所看到的再洗禮派的胡作妄為。我親眼看到一個八十歲的婦人，同她的女兒，一個有六個孩子的母親一起，被拖到絞台上。這兩個婦女沒有犯別的罪，只不過拒絕讓嬰兒受洗。根據這樣一個事件，我深怕司法當局可能不會在你要想確立的範圍內行事，深怕他們會把小錯當成大罪。因此，我相信，當局如果賢明，就應多在仁慈方面考慮而不要急於訴諸刀劍。我寧願流盡我自己的血，也不願沾上一個人的血，如果此人沒有乾過該受死刑的壞事的話。”
這就是在一個狂熱的年代裡，一個低級市行政官員所說的話。有很多的人和他的觀點相同，但認為不宜出口。甚至這可敬的澤欽維特，也與他的老師鹿特丹的伊拉茲馬斯不同，在當時的爭論中明確地站在一邊。澤欽維特謙卑地通知加爾文，他不打算公開抗議。 “我將不涉足於競技場，除非我的良心驅使我這樣幹。我寧願在我的良心允許的範囤內保持沉默，不去激起爭論而傷害任何人。”一個人道主義氣質的人是太易於聽任事件擺佈的，這樣就使暴力有機可乘。幾乎所有的人道主義者的表現和這傑出然而溫和的澤欽維特相同。他們保持緘默。這些人道主義者、教士和學者們，有的憎恨公開爭吵，有的深恐如果不（偽善地）宣稱處決塞維特斯是一件值得讚美的功績的話，自己會被懷疑為異端。事情到了這樣的地方，看來好像所有的人都服從於加爾文荒謬的要求，主張將持異議者處決。然而，出乎意料之外，一個聲音，一個加爾文十分熟悉但是深惡痛絕的聲音出現了，它以侵犯人道為名，譴責加爾文應對殺害米圭爾·塞維特斯負責。這就是卡斯特利奧平靜的聲音。他從來也沒有被那日內瓦的獨裁者的威脅所嚇倒；為了拯救無數其它人的生命，他毅然決然甘冒生命危險。
在精神方面的論戰中，最優秀的鬥士並不是那些毫不猶豫地、熱情地投入紛爭的，而是那些長時期猶豫的人們。因為後者愛好和平，又因為他們的決定是慢慢形成的。一直到他們竭盡一切可能去了解並認識到求助於權力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才不高興地拒絕強加於他們的地位，集合起來自衛。但是，那些最難決定戰鬥行動的人，一旦決定了，就是所有人中間最不可動搖的。卡斯特利奧就是這樣的人。作為一個真正的人道主義者，他不愛鬥爭。妥協的方法更合他溫和敦厚的宗教天性。就像他精神上的前輩伊拉茲馬斯，他知道真理是有許多面的，不管是塵世的還是神聖的，甚至他最重要的一篇著作（一五六二年寫成但到現在才印行），公認為重要的命題《論懷疑的詭計》也不是偶然的，卡斯特利奧不停的自我反省，完全不會使他成為一個懷疑論者；他謹慎小心，更多地考慮別人的意見；他寧願緘默也不願過早干預一場不相干的爭吵。為了內心的自由，他自動放棄了公職和高位；之後，他退出政治生活，寧願獻身於宗教上創造性的事業：把《聖經》譯為拉丁文和法文。他在巴塞爾，這最後的宗教自由的國中之國安了一個安靜的家。在巴塞爾的大學裡依然保存著伊拉茲馬斯的遺物，為了這個理由，那些過去的泛歐洲運動的倖存者都逃到那裡，以逃避宗教獨裁者的迫害。在巴塞爾還住著卡爾斯塔迪，他被路德從德國放逐出來；伯納丁諾·奧欽納，羅馬宗教法庭在意大利境外追獵他；卡斯特利奧，被加爾文從日內瓦逐出；雷呂斯·素西努斯和科呂斯.賽肯達斯.特利賽；還有低地國家的放逐者，以化名為掩護，再洗禮派的戴維·喬立斯。共同的命運，共同地反對迫害，把這些流亡者帶到了一起。雖然在宗教事實上他們彼此都不同意別人的觀點。但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在結成友誼前不必在教義的每一細節都取得一致。形形色色的獨裁者既對他們的思想也對他們的身體行使權力，他們與獨裁者一刀兩斷之後，就在巴塞爾過著一種安靜隱居的生活。他們不向外界送傳單和小冊子，他們不發表會引起爭論的演說，他們不拉派結黨。使他們空前團結在一起的是痛苦。那些在精神領域，同樣也在肉體領域日益加強的獨裁權力使他們感到痛苦。寂寞的“規勸者”（就像任何反對實行教義恐怖的人後來這樣自稱的）是根據和平、博愛聯合起來的。
這些獨立的思想家們，當然把燒死塞維特斯和加爾文為自己的行動辯護的兇惡的小冊子看成是宣戰。在如此蠻橫的挑戰面前，他們被憤怒和恐怖激怒了。他們認識到爭端是決定性的。如果對這樣一個荒謬的行為不起而應戰的話，那麼，歐洲的思想自由就到了末日。強權會代替正義。 “在如此燦爛的黎明之後”，在宗教改革高舉的“良心的自由”的旗幟遍及世界之後，難道還要退化回到“昔米萊人的黑暗”嗎？難道在某個方面持有與加爾文不同觀點的基督教徒都要用火和劍把他們斬盡殺絕嗎？在上千個同樣的火把從查佩爾高台上引燃之前的關鍵時刻，難道沒有必要高聲宣稱：凡在精神事務上持有和有權力者不同觀點的人，絕對不能像野獸一般地加以追獵，或者把他們象強盜和殺人犯那樣殘酷地處決。即使已經晚了一點，但全世界一定要明確地懂得，不寬容是非基督教的，而實行恐怖政治是不人造的。為了被迫害者和反對迫害者，我們必須直言不諱。
必須大聲地清楚他說出意見——但這仍還可能嗎？有許多時候，最簡單的和最無分歧的真理，在它能傳播出去以前須偽裝一下，最人道和最神聖的思想，得像小偷一樣戴上假面具和麵紗偷偷摸摸地從後門運出，因為前門有巡捕和當局的僱傭軍們看守著。歷史一再會重現這樣荒謬的情景：煽動一個人或一個信仰去反對另一個人或另一個信仰的反而受到寬容和鼓勵；而一切妥協的傾向，所有和平的理想卻藉口他們危及了一些宗教的或非宗教的團體而加以懷疑和鎮壓。他們被打上“失敗主義者”的烙印，由於他們世界性的人道主義者的傾向，他們很可能會暗中破壞虔誠的或愛國的熱情。這樣，在加爾文所建立的恐怖之下，卡斯特利奧和他的信徒們不敢公開傳播他們的觀點。一個代表宗教寬容的宣言，一個如同卡斯特利奧等人所設計的那樣的對人類博愛的呼籲，甚至在當天就會被精神上的專政的禁令所挫敗。
因此，必須要以機巧來對抗暴力。有人特地杜撰了一個名字叫“馬丁努斯·比利阿斯”，據說是一本新書的作者。實際上這是卡斯特利奧的書，扉頁上出現了假名和假印刷地點（馬德堡，而不是巴塞爾）。但最主要是書的內容。表面上，這本書是科學或神學論文，實際上卻是營救被迫害的無辜者的呼籲書。它看起來好像有些書生氣，內容是博學的基督教士和其它權威人士在討論問題。 （原文是拉丁文，翻譯過來就是：）“有關異端，是否應該迫害他們，應該怎樣處置他們，許多有學問的新老著作者作了闡述。”確實，無論是誰，只要他翻幾頁《論異端》就會完全相信，這本書只是一本虔誠的神學小冊子。因為在這本書裡，他會找到天主教會最著名的神父們——聖·奧古斯丁、聖·克萊索斯托姆、聖·杰羅姆的主張和偉大的新教權威（諸如路德和塞巴斯蒂安·弗蘭克）或無黨派人道主義者（如伊拉茲馬斯）著作中的選段，和平地並列在一起。此書當然只是一冊摘自各種不同的哲學家們著作的法理學和神學彙編。它的目的是幫助讀者對有關因難問題樹立一個不偏不倚的觀點。但是，略作一較深入的檢查，就能發現，這本書只摘錄對異端判決死刑認為是不正常的那些意見。那本書的機巧，那唯一的惡意，在於它的極度認真。事實上，它在權威們譴責用極刑對付異端的許多文章中，插進去一個看來會使加爾文感到特別惱怒的名字：加爾文自己的名字。約翰·加爾文在他自己受迫害的日子裡曾經散播過反對殘忍地求助於火和劍的觀點。殺害塞維特斯的兇手，加爾文，被以前的加爾文譴責為違反基督教義。下面是加爾文署名的文章：“使用武器對付那些被教會逐出的人，並否認他們擁有全人類共同的權利是反基督教義的。”
但是，衡量一本書的價值是它公開表示了什麼，而不是隱藏的看不出來的意義。在給沃登堡公爵的獻辭中，卡斯特利奧是一絲不苟的。這篇獻辭的開頭和結尾，把神學選集的編輯者提高到逃亡的論戰者的水平之上。雖然給公爵的獻辭不過寥寥十幾頁，但它們是主張思想自由和在歐洲有一個神聖避難所的首次記載。雖然所寫的僅對異端有利，獻辭仍為後來那些因要求政治上或哲學上的獨立而遭到迫害的人們，作了生動的辯護。對精神正義宿仇的鬥爭，對那些希望鎮壓與他們宗派相反意見狹隘性的狂熱者的鬥爭，在此明確地展開了。現在，那宗教限制的概念勝利地對抗著宗教寬容的概念，後者的散佈，是在地球上清算仇恨的唯一方法。
卡斯特利奧以不帶偏見的邏輯性，明晰地、無可辯駁地發展了他的論點。爭論的問題是：對純粹思想上觸犯的異端是否應加以迫害、處死。但在討論這個問題以前，卡斯特利奧質問道：“異端這一術語真正的含義是什麼？”我們對誰可加以異端的稱號而不失公正？卡斯特利奧口答如下：“我不相信所有名為異端的是真正的異端……這一稱號在今天已變得如此荒謬、”如此可怖、具有如此恥辱的氣氛，以致於如果有人要去掉他的一個私仇，他發現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控告這人是異端。一旦其它人聽到這可怕的名字，他們就嚇得魂飛魄散，掩耳不迭，就會盲目地不僅對被說成是異端的，而且對那些膽敢為他講一句好話的人進行攻擊。 ”
卡斯特利奧拒絕傳染上這樣的迫害歇斯底里症。他知道，每一時代都會發現一群新的倒霉鬼，成為傾注集體仇恨的怨府。有時候是由於他們的宗教信仰，有時候是由於他們的膚色、他們的種族、他們的血統、他們的社會意識、他們的哲學。那些比較小和弱的團體的成員們，被用來作為潛藏在我們身上這麼多的精力發洩的靶子。口號和時機可以改變，但中傷、蔑視和破壞是不變的。現在，卡斯特利奧宣稱，一個聰明人是不會被這樣誹謗性的言論所矇騙，也不會由於群眾本能的憤怒而隨波逐流的。他懷著進一步獻身於公正和正義的決心，一次又一次地探索著公理。因此，就異端而論，“馬丁努斯·比利阿斯”拒絕採取權威性的態度，除非他能全面掌握這一個詞的重要意義。
然而，異端是什麼呢？卡斯特利奧一再回到這個問題上。因為加爾文和宗教法庭的其它審問官宣稱，《聖經》是唯一有效的法律文件。比利阿斯非常仔細地在《聖經》的字裡行間中尋找著。瞧，他在經典裡找不到那個詞和那個概念。因為，首先要存在著一個教義的系統、一個正教、一個統一的教義，“異端”這個詞才有可能得以流傳。要先確定教會，然後才有人背叛教會。在《聖經》裡，我們的確發現有關不信教者和有必要對他加以懲罰的記載。但這並不是說，一個不信教者因此就是異端。塞維特斯事件為此提供了證明。那些被稱為異端的人，特別是再洗禮教徒，堅持稱他們是真正的和真實的基督教徒，把耶穌基督尊為最崇高的和最敬愛的典範。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基督教徒把一個突厥人、一個猶太人或一個異教徒叫做“異端”。異端一定完全是在基督教範圍內所犯的罪行。這樣，我們得出了一個新的定義：異端者，雖身為基督教徒，但不承認“真實的”基督教義，頑固地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偏離“正”道之謂也。
現在，我們得出了我們的定義了嗎？天哪，在五花八門的解釋中，我們怎樣才能決定什麼是“真實的”基督教義，或什麼是上帝旨意的“正確”解釋呢？我們能夠從天主教的、路德派的、茲溫格利派的、再洗禮派的、胡斯派或加爾文派的註釋中找到異端的定義嗎？在宗教事務上，有沒有這樣一個絕對確定的，使《聖經》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卡斯特利奧是夠勇敢的，他向剛愎自用的加爾文挑釁：用一個不過分的“不”字作答。 《聖經》的含義時而清楚時而含糊。這位根本上篤信宗教的人寫道：“宗教的真理是在它們神秘的性質之中，在經過一千多年之後，它依然處於不斷的鬥爭之中，直到精神上的愛啟示我們，並最終下了結論，鮮血才會停止。”任何人解釋的《聖經》都會有錯誤，所以宗教寬容是基督教徒的首要責任。 “如果所有的東西是像上帝的存在那樣一清二楚的話，基督教徒就可以很容易地在宗教事務上想到一條路上去。正像所有的國家都因承認存在著一個上帝而聯合起來。然而，既然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基督教徒就應停止互相譴責。如果我們比異教徒聰明，那麼，讓我們表現得比他們更好、更有同情心吧。”
卡斯特利奧在他的專題論文中更進了一步。他認為，任何人，雖承認了基督教真理的基本原理，但未能以某種方式取悅於已確立的權威，就被稱為異端。因此，異端（在這兒我們終於觸及到了事情的核心）不是一個絕對的而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對一個天主教徒來說，一個加爾文派教徒當然是一個異端；對等地，對一個加爾文派教徒來說，一個再洗禮派教徒當然也是一個異端。一個人在法國是作為真正的信徒，而在日內瓦卻是一個異端。反之亦然。凡在一個國家裡將成為一個處火刑的罪犯，而在他的鄰邦就被推戴成為烈士。 “有鑑於在一個城市或一個地區，他們把你稱為真正的信徒，而在另一個城市或毗鄰的地區，他們蔑視你為一個異端，因此，凡有人希望不被干擾地生活，他必須有像城市和鄉村那麼多的信仰和宗教。”現在卡斯特利奧得出了他最後的和最大膽的公式。 “當我思考什麼是真正的異端時，我只能發現一個標準：我們在那些和我們觀點不同的人們的跟裡都是異端。”這看來簡單之極，幾乎陳腐又如此顯而易見。但是要說得如此坦率，在那些日子裡就需要巨大的道德上的勇氣。這一公式的重要性是：在整個時代，領導者們（無論是紅衣主教還是教士，天主教徒還是路德教徒）追獵異端是荒謬的，是由於錯覺所造成的。成千上萬的人受到迫害，被非法判處死刑，被絞殺、溺斃、燒死。他們是無辜的，因為他們沒有犯過任何反對上帝和國家的罪行：他們的行動範疇並沒有遠離他們的同代人，只是在看不見的精神世界裡有距離。在世俗的法律上，又有誰被授權去指導他的伙伴的思想，或者把後者最根本的和最私下的信念認為是一個罪行呢？不是國家，也不是任何建立起來的權威。我們在《聖經》上讀到過“以塵世君王之物還諸塵世君王”（《聖經》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卡斯特利奧引用了路德的話，大意是，塵世的王國祇能指揮肉體；就靈魂而言，上帝不希望任何塵世的法律得以盛行。國家有權堅持要求每一子民按外界的和政治的製度辦事。因此，任何對內心世界的道德、宗教和（允許我加上）藝術上的信念進行官方乾涉，都意味著濫用職權和侵犯公民的神聖權利，只要以上這些方面不明顯地涉及背叛政府的實質（用近代的術語來說，只要他們不進行政治煽動）。鑑於“涉及到這些事務時，每一個人都可以個人求助於上帝”，發生在內心世界的事是無需對政府負責的。政府當局和個人見解沒有任何關係，那麼，為什麼他們一碰到一些在哲學信念上與自己不同的人就唾沫四濺暴跳如雷呢？為什麼要立即報告警察局呢？為什麼要這樣殺氣騰騰地仇恨人呢？沒有和解的精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道。只有當我們大家都抑制住自己的不寬容時，才能和平相處。在獲得信仰的統一之前，我們即使時時意見相左，至少也要做到共同了解，彼此相愛，和平相處。
“異端”是不應對這些屠殺、對這些玷辱了人名字的野蠻的迫害負責的。他們無可非議。不能因為一個人的思想或信念而找他的岔子。在這個被幻覺和狂熱攪亂了的世界上，總是有那麼多的罪行，它們是隨盲信和理論家的急躁而來的。這些理論家們不承認（除他們自己以外的）任何其它的思想、宗教或哲學是真實的。卡斯特利奧無情地嘲笑如此肆無忌憚的瘋狂。 “人們是如此堅信他們自己意見的可靠性，或者更確切他說，是他們的錯覺肯定了他們自己意見的可靠性，以致於常置別人的意見於不顧。狂妄自大產生殘忍和迫害，因此，一個人將不會容忍其它人在任何方面持不同的意見。雖然在今天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意見，但所有的教派都在譴責其它的教派，並希望至高無上地統治別人。那就說明了為什麼會有流放、驅逐、監禁、火刑和絞刑，以及為什麼打手們一直力圖鎮壓那些看來會使我們的老爺們和主子們不順眼的人的原因。他們常常因為一些說不出的理由而暴跳如雷。”一方的頑固，導致了另一方的頑固。其結果是精神上的不寬容，其結果“是殘忍，是野蠻，是乾獸性行為的慾望。我們今天看到許多人由於被誣衊而激動，以至於看到有人判了死刑，先仁慈地絞死他，再點火焚屍，他們也會怒氣沖衝。”
只有一件事能把人類從野蠻主義中拯救出來——宗教寬容。我們的世界大得足以容納許多真理。如果人們互相友好的話，就能和睦地同住。 “讓我們彼此寬容吧，讓我們不要譴責別人的信仰吧。”追獵異端人和任何一種對不同觀點的迫害一樣，是不必要的。鑑於加爾文，為了開脫罪責，祈求權貴們不郵使用火和劍去消滅異端，卡斯特利奧懇請那些當權者“傾向於仁慈那邊，永遠不要屈服於煽動你去謀殺的那些人。因為，當你面對最後審判時，他們不會站在你的旁邊幫助你；他們為了為自己辯護什麼都乾得出來。請相信我，如果基督今天還在世，他不會建議你去殺害那些叫著基督名字的人，即使在某些細節上他們可能有錯，或有可能偏離了正確的道路也罷。”
就像在正常情況下需要解決學術上的問題一樣，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平心靜氣地討論了那棘手的問題：所謂的異端究屬有罪或無罪。在仔細地權衡了正反兩方面的理由之後，他要求建立一個自由精神的城市，使那些被追獵的可憐蟲有可能有一個避難之所。雖然卡斯特利奧明確地肯定自己的立場，但仍然很謙遜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反觀那些宗派主義者，就好像市場上的小販一樣，大聲吹噓他們教條主義的貨色。這些氣量狹窄的教義至上主義者們，每一個人都從佈道台上發出這樣的尖叫：只有他，而不是別人所兜售的，是真正的信仰；只有通過他的聲音和言論，上帝的意志才得以宣揚。而卡斯特利奧只是簡單他說：“我不向你們自稱為上帝派未的先知，我從群眾中來，厭惡爭論，唯一的願望是：不要通過爭吵，而通過有同情心的愛；不要通過外在的實踐，而通過心中內在的禮拜來尋求建立宗教。”教義至上主義者彼此對話時猶如小學生對小學生、奴隸對奴隸，但人道主義者卻像兄弟對兄弟、人對人地講話。
然而，一個真正人道的人看到不人道的行為不能不強烈地感到震動。一個誠實的作家的思想受到同時代的狂妄嚴重干擾的時候，他的手不可能繼續寫出教義的敘述；在他的神經因正義憤慨而震動時，他的聲音只能顫抖。這樣，從長遠觀點看來，關於查佩爾高台殉難一事，卡斯特利奧不能夠把自己只限製或局限於書生氣的質問上。就在那兒，一個無辜的人在難以言喻的折磨中被處死。以愛宗教為名，一個學者消滅了另一個學者，一個神學家消滅了另一個神學家。
塞維特斯受難的形象、對異端的大量迫害，使得卡斯特利奧從書葉中抬起頭來，去尋找究竟是哪些人在煽動如此暴虐的，究竟是哪些人自命是上帝的虔誠的僕人，徒勞地試圖為自己的不寬容辯護。加爾文兇猛地註視著卡斯特利奧，後者宣稱“不論這類事情何等的令人毛骨悚然，那些罪人們的罪還要毛骨悚然。他們披著基督的外衣，傾其全力去幹罪惡行徑，還宣稱他們的所作所為符合上帝的願望。”卡斯特利奧知道，那些當權的人們，常求助於一些宗教的或哲學的理論，力圖證明他們的暴行是正當的。但是鮮血玷污了它所代表的理論，暴行貶低了它所要辯護的思想。米圭爾·塞維特斯不是根據基督的命令，而是根據約翰·加爾文的命令被燒死的，這是整個基督教世界的恥辱。卡斯特利奧宣稱：“在今天，當那些自認為是基督教徒的人被其它基督教徒們毫不仁慈地用火、用水、用劍屠殺掉、受到比殺人犯和強盜更為殘酷的待遇時，還有誰還願意成為一個基督教徒呢？當人們看到，在今天，不管是誰，只要在一些微不足道的細節上，同那些攫奪了權力的人有所不同，就要以基督的名義被活活燒死，即使象塞維特斯，在火焰中仍呼喊著基督，並大聲宣布他是基督的信徒也無法倖免，那麼有谁愿意繼續禮拜基督呢？撒旦再壞還能比把呼喊著耶穌名字的人燒死更壞嗎？
因此，這位可敬佩的人道主義者認為必須排除錯覺，以為殉道者和被害者僅僅只是因為在智力的水平上同當時的當權者有所不同。他看到當權者往往濫用他們的權力，而他自己，則是世界上獨立支持被迫害者和被追獵者事業的唯一弱者，他絕望地提高聲音，用一首熱情入迷的賦格曲結束他的呼籲。
“噢，世界的創造者和王，您看到了這些事情了嗎？難道說您已如此改變、如此殘忍，與本來的您相反嗎？在您住世時沒有人比您更溫和、更仁慈、更忍受損害了。您被鞭笞、毒打、嘲弄，戴上荊冠並和兩個賊一起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在受辱中，您為那些對您乾了可恥的惡行的人們禱告。難道說您現在竟如此改變了嗎？我以聖父的名義析求您：難道說這真是您的意志嗎？將那些不了解您的箴言的偉大的人溺斃，割屍抽腸，撒鹽。用劍肢解，烤以文火，無所不用其極地折磨至死。噢，基督，是您下令並贊同這些事情的嗎？那些組織如此的屠殺，剝您子民的皮並把他們剁成肉醬的人，真的是您的僕人嗎？當人們在如此的暴行中呼喚您的名字作證，好像您在渴求人肉，您真的在場嗎？如果您，基督，真的下令於了這些事，那麼撒旦還有什麼可做呢？說您下命令幹撒旦的事，這是何等可怕的瀆神！把那種只有通過魔鬼的意志和創造發明能力才能得以實現的事，卻又歸咎於基督的那部分人，是何等的卑鄙放肆啊！”
只要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寫了《論異端》一書的序，只要他寫了這一頁，他的名字就將永垂於人類的歷史。因為他的聲音是那樣寂寞。在一個武器鏗鏘聲蓋沒了說話聲並以戰爭為最後仲裁的世界裡，他祈求覓求知音，是沒有什麼希望的。雖然虔誠的牧師和聖者一再向健忘的人類傳播福音，最人道的要求，仍然是必須恢復他們的記憶力。謙遜的卡斯特利奧接著說：“毫無疑問，我沒有說過前人沒有說過的話。除非統一了認識，重述什麼是真的，什麼是正義的，那決不會多餘。”因為在每一時期，暴力會改頭換面重新出現，堅持精神事業的人們也要繼續不斷地更新以與之鬥爭。他們決不應藉口說那時對他們的壓力太大而去尋找避難之所。因為，凡是有必要要說的，不能說是說得太多了，真理決不會白說。即使《聖經》不能勝利，它卻宣告了永存。凡是在這時刻禮拜它的，就光榮地證明了恐怖不能支配自由精神，即使在那最殘酷的世紀中，人道的聲音仍有其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