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塞維特斯被殺
塞維特斯從獄中逃出幾個月內，踪跡杳然。直到八月的一天，他騎了一匹租賃的馬進入日內瓦，在羅斯出現，在此之前我們不可能了解這被追獵的人忍受了何等艱辛；我們也不可能查明為什麼塞維特斯會惡煞星當頭竟到日內瓦尋求避難所。他是打算住一宵，繼續坐船穿過湖上逃亡嗎？或者，既然通信已經無效，他是希望同他最大的敵人通過私人談話實現和解嗎？或者，他日內瓦之行是那些神經過度緊張的病人特徵性的一項愚蠢行為嗎？那些身處絕境的人隨隨便便地、不認真對待危險的現像是司空見慣了。我們不知道。也許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官方報告對日內瓦發生了什麼事諱莫如深，也沒有解釋，為什麼塞維特斯會到只能指望從加爾文身上得到最壞結果的地方去。
但是那不幸的流亡者甚至作出了更愚蠢、更富有挑戰性的事。他到日內瓦的當天，一五五三年八月十三日星期日早晨，參加了聖皮挨爾大教堂的禮拜，當時所有加爾文派教徒都在那裡聆聽加爾文佈道。加爾文是認識塞維特斯的，因為很久以前兩人都在巴黎求學。對這樣的行動，無法作合理的解釋，除非是因為某些神秘的衝動；某種就像毒蛇的犧牲品因受蠱惑自行走向毀滅一樣。
在一個人人皆為密探的城市裡，陌生人不可避免地會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加爾文一眼看出那貪食的狼正混在他虔誠的羊群中，於是不動聲色地對他的奴才們下命令。塞維特斯剛離開教堂就被逮捕。一小時內他就被鎖了起來。這一逮捕既違反國際法，也違反世界各地所普遍接受的好客的習俗。除非在日內瓦犯了法，塞維特斯不屬那城市裁判權管轄。他是一個外國人，一個西班牙人，剛剛到達，沒有犯罪足以構成被捕。他的書的完稿和付印都在域外，他異端的觀點未能加害於任何虔誠的日內瓦人。此外，一個“上帝旨意的傳道者”在沒有對一個人提出控告時，沒有權力下令對一個人加以逮捕和戴上鐐銬，從任何角度看待這一事件，加爾文逮捕塞維特斯是一樁不能容忍的獨裁行為，它公開蔑視法律和條約，只有拿破崙逮捕和殺害達克·廷因才能與之相比，在這一案件中，就和那一案件一樣。逮捕之後不是進行正常合法的審訊，而是非法殺人。
在沒有對他提出任何控告的情況下，塞維特斯被捕入獄了。當然接下去就一定要捏造一個罪名。讓那個曾教唆逮捕塞維特斯的人（加爾文自己承認“受我慫恿”）來擔任塞維特斯案件的原告豈不合乎邏輯？但日內瓦法律是值得稱道的，它不鼓勵告密者。法律規定，任何控告別人犯罪的自由市民也要被拘留，直到他能證明他的控告是正確時才能獲釋。因此，加爾文如果控告塞維特斯，就把自己擺在聽憑法庭發落的地步。這位日內瓦的神學獨裁者不欣賞這一前景。如果市行政會宣布塞維特斯無罪，如果加爾文由於提出了一個查無實據的控告而被繼續關押的話，他就會處在一個倒霉的位置上。這對他的威望是何等的打擊，這對於他的對手是何等的勝利。加爾文一向是講策略的，他指派了他的秘書——或廚子——尼克拉斯·德·封丹擔任這吃力不討好的原告。可尊敬的尼克拉斯在遞交了一份羅列了二十三條罪狀的訴狀（一份自然由加爾文蒐集羅列的文件）之後，默默地替代其主子進了監獄。這是一幕可怕的悲劇演出前的一出開鑼喜劇：在嚴重違反法律之後，把事件合法地裝扮起來。塞維特斯被審訊時，向他大聲宣讀了包括各項罪狀的起訴書。塞維特斯的口答冷靜鋒利，因為長期的監禁並沒有破壞掉他的能力。他逐點反駁了指控。例如，在回答他在著作裡攻擊加爾文的指控時，塞維特斯宣稱，這是搞錯了，因為攻擊是加爾文一方開的頭，而塞維特斯所做的只不過回答加爾文並非一貫正確罷了。如果加爾文控告他頑固地堅持某個論點，他可以回答說，加爾文的頑固並不亞於他。加爾文和他之間的所有差別，是對某些神學事務的觀點不同。這些與世俗的法庭一無關係。如果加爾文依然逮捕他的話，這純粹是出於惡意。新教的領袖早已向羅馬法庭控告了他，如果這個上帝的傳教士得逞的話，他（塞維特斯）早就被燒死了。
塞維特斯論點的合法性是如此的不容置疑，以致於市行政會的總的基調對他非常有利。看來很可能除一紙放逐的命令外，不會有更嚴酷的決定了。但加爾文聽到了事情將對塞維特斯有利的風聲。他害怕他的受害者最後會滑掉。八月十六日，那獨裁者在市行政會上出現，不介入的偽裝就此結束。他露出了真相，不再否認他是塞維特斯的起訴人。他以“這樣，被告可以更好地認錯”為藉口，請求市行政會休會，去參加以後的審訊程序。伽爾文真正的目的顯然是希望強行施加影響以防止受害者逃脫。
從加爾文獨斷獨行地對被告與法庭進行干涉這一刻起，塞維特斯的案子就輸定了。加爾文，一個訓練有素的邏輯學家和一個有學問的法理學家，遠比他的僕人德·封丹更能擊中所指控的要害。塞維特斯的信心動搖了。那西班牙人明顯地洩氣了，他的仇敵現在坐在法官們中間，向他提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加爾文冷酷、嚴厲，假裝不動聲色，那要置被告於毀滅的鐵定的決心使塞維特斯覺得冷到骨髓。這失去保護的人漸漸變得煩躁、神經質、放肆、悲哀和惱怒。他不是平靜地堅持他的合法立場，不是堅持作為一個外國人，除非破壞了日內瓦的法律，否則不受本城司法裁判權的管轄。他聽任加爾文誘使他將話題轉到是否背叛了神學的爭論上來，這樣就為控告他為異端提供了大量的證明。因為，甚至他的一個論點，諸如魔鬼同樣是上帝的物質的一部分，就足以使那些虔誠的市行政委員們震顫。當塞維特斯哲學上的虛榮心當眾受到侮辱，他在這些最棘手的和最危險的問題上就使用了最宣言不諱的措詞；他忘記了市行政委員們不是能幹的神學家，而在他們之前毫不相干地對真理進行了闡述。他非凡的辯才，急於要進行爭論，使法官們都懷疑起他來了。這個外國人眼睛發光，雙拳緊捏，對新教教會的教義吹毛求疵。他們越來越傾向於加爾文的觀點：他肯定是一個危險的精神秩序的破壞者，很可能是不可藥救的異端。對他進行徹底的審訊，不管怎麼說總是一件好事。法庭決定他須繼續關押，卻釋放了原告尼克拉斯·德·封丹。加爾文達到了日的，他很快活地寫信給一個朋友：“我希望他將被處死刑。”
為什麼加爾文那樣急切地要判處塞維特斯極刑呢？為什麼他不能滿足於比較有節制的勝利，象放逐他的敵人出境或諸如此類的侮辱呢？加爾文憎恨卡斯特利奧和一切反對他獨裁的人並不亞於塞維特斯。他憎惡其它一切用不同於他所倡導的方法去教育別人的嘗試。憎恨是此人暴虐氣質的本能。因此，如果他特別惱怒塞維持斯，並希望在這特殊時刻採取極端措施，那麼他的動機不是出於私人的而是政治上的。他權威的叛逆，這個米圭爾·塞維特斯要成為加爾文正教的另一敵手的替罪羊。此人，以前的天主教多明我會的修士希羅尼馬斯，波爾塞克，加爾文也曾試圖作為一個異端而加以消滅，但使他極為惱火的是波爾塞克競滑過去了。波爾塞克是受到日內瓦上層顯貴普遍尊敬的私人醫生，曾經使用伊拉茲馬斯用於反對路德的論點，公開攻擊加爾文教誨中最薄弱最脆弱的環節——宿命論的僵死教條。上帝，作為一切善行的本源，會有意地、心甘情願地促成人類去干那些最卑劣的勾當：宣布這兩個人（路德和伊拉茲馬斯）都是“異端”，這是決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伊拉茲馬斯的論點怎樣激怒了路德，那宗教改革最著名的鬥士的；這位罵人的大師是怎樣滔滔不絕地、放肆地辱罵那年長的聖人的。但即使粗暴、壞脾氣和極端如路德，依然通過引證邏輯上的理由來反對伊拉茲馬斯，從來沒有想到過因向他的宿命論教義挑戰而強拉伊拉茲馬斯到一個世俗的法庭。加爾文以他的一貫正確狂，把每一個敵手都當作異端來對待。在他看來，反對他的宗教教義就等於叛國。因此，他不是以神學觀點來答复波爾塞克，而是把他的批評者打入監獄。
加爾文企圖把希羅尼馬斯·波爾塞克作為一個可怕的樣板，但出人意料之外地失敗了。很多日內瓦人都知道那有學問的醫生是一個敬畏上帝的人。正像在卡斯特利奧事件中那樣，加爾文在波爾塞克事件中的所作所為，同樣使人們懷疑他想去掉任何不完全臣服於他的異已。只有這樣，他才可能在日內瓦建立獨夫統治。波爾塞克在獄中所寫的怨訴狀，以大量手抄本的形式到處傳播。不管加爾文怎樣叫囂，市行政會總是害怕以異端罪處理罪犯。為了迴避那傷腦筋的決定，他們宣稱他們沒有能力去處理宗教上的事務，並拒絕越權去判決一項神學事件。無論如何，委員們宣稱，在這棘手的問題上，他們一定要徵求瑞士其它宗教改革教會的正式意見。這一要求是對波爾塞克的拯救，因為蘇黎世、伯爾尼和巴塞爾在私下已完全作好準備，使他們狂熱的日內瓦同事受到挫折，他們一致同意拒絕把波爾塞克的言論看作是瀆神。市行政會判決被告無罪釋放。加爾文對他的受害者搞不出什麼名堂，只能以市行政當局明令波爾塞克必須離開日內瓦聊以自慰。
只有一項對異端的新的成功的控告，才能使人忘記加爾文在神學上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曾成功地受到非難。對塞維特斯的勝利可以補償獨裁者的失敗而了結波爾塞克事件。而對付塞維特斯，成功的機會是巨大的，是更有可能的。塞維特斯是一個外國人。在日內瓦，他不像卡斯特利奧和波爾塞克那樣有許多朋友、崇拜者和援助者。此外，幾年來，改革的教士們處處遭到他對三位一體的大膽攻擊，以及他挑戰的方式的凌辱。把這個沒有背景的局外人作為榜樣是比較容易的。從一開始，審訊就是純政治的；這是一個事關加爾文是不是繼續統治的問題，是一場激烈的競爭，表明究竟加爾文是否有能力作為一個精神上的獨裁者去實施他的意志。如果加爾文只想去掉私人的和神學上的敵手塞維特斯，那是非常容易的。日內瓦的審訊剛一開始，法國司法當局就派一名使者來，要求把那個流亡者交給維也納。此人已在法國判刑，絞台已為他準備好。這對加爾文是一個扮演寬宏大量的角色、並去掉他所恨的仇敵的一個絕妙的機會。就日內瓦考慮，市行政會只要批准引渡，令人厭倦的塞維特斯事件就可以了結。因為幾世紀以來，對獨立的思想家判罪燒死所引起的公憤都歸於天主教宗教法庭了。但加爾文反對引渡。對他說來，塞維特斯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個目的，借助於他，他可以不容置疑地表明他自己的教義不可侵犯。塞維特斯將是一個像徵，而不是一個人。因此，那法國密使只得怏怏回國。新教獨裁者打算把審訊置於他的權限下進行，這樣，所有的人就會相信，反對加爾文大師將會有何等的災禍。
加爾文在日內瓦的朋友們，和他的敵人們一樣，很快就認識到塞維特斯案件只不過是獨裁者權力的一項試驗。因此，自然而然地，朋友們和敵人們一樣，盡他們一切可能阻止加爾文那樣做。對那些敵對的政治家團體來說，那不幸的塞維特斯只不過是一個工具，一根可用作使那專制暴君坐不穩的橇棒。他們絕不會關心這根橇棒是否會斷在他們的手裡。那些塞維特斯最好的朋友們，幫了他們的被保護人的倒忙，因為他們所散佈的那些不實的消息，只能使塞維特斯更加歇斯底里地得意。他們給犯人的秘密信件力勸後者要加強抵抗，那隻能造成災難。能使他們感興趣的一切不外乎是盡可能使審訊轟動。塞維特斯越是為自己辯護，越是猛烈地攻擊加爾文，就越好。
嗚呼！實在沒有必要去刺激塞維特斯，使他掉以輕心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長期苦難的牢獄生活，使得這個本來就容易陷於神經過敏狂的人變得更加怒不可遏了。因為加爾文必然知道，塞維特斯已受到特別惡劣的待遇。幾週以來，雖然塞維特斯自認為是無罪的，但他好像是一個定了罪的殺人犯那樣，被關在一個寒冷潮濕的地牢裡，手腳都上鐐銬。他那襤褸不堪的衣服掛在他凍僵了的身子上，連襯衣都不給換。不考慮最基本的衛生要求。沒有一個人會給他最低限度的幫助。在極端的窘困中，塞維特斯上書市行政會籲請較人道的待遇，他寫道：“跳蚤正在吞噬我；我的鞋子破成碎片；我身上穿的全臟得要命。”
當市行政會打算改善塞維特斯的待遇時，一隻秘密的手（我們只能猜測有人施加了壓力）出面乾預了。其結果，是讓這位勇敢的思想家和具獨立思想的學者，像一條蹲在糞堆上等死的癲皮狗那樣，望眼欲穿地關在地牢裡。在幾星期之後發出的第二封信裡，這個囚犯發出了更悲慘的哀號，他不加誇張他說，他快要在自己的糞便上悶死了。 “我懇求你們，為了基督的愛，不要拒絕給我你們願意給予突厥人或罪犯那樣的待遇。你們下令說會讓我保持乾淨，但是卻毫無動靜。我的情況比前更可憐了。我沒有可能料理我身體的需要，實在是一種極端的殘酷。”
但依然什麼都沒有“發生！當塞維特斯再次被從骯髒的洞穴裡提到法庭上時，我們還會對他的勃然大怒感到驚奇嗎？他被上了鐐銬，惡臭的破衣滿是泥污，但卻勇敢地面對著法庭審判席上他主要的敵人；面對著穿著整潔的黑袍，無恥而冷酷，經過徹底休息，充分做好投入這場緊張搏鬥的加爾文；面對著要同他思想對思想、學者對學者地進行討論的加爾文；面對著辱罵塞維待斯是一個罪犯和一個暗殺者的加爾文。加爾文用最下流和最惡毒的問題，甚至用和性生活有關的純屬私人事務來嘲弄塞維特斯；後者，由於憤怒和備受折磨而無法再克制自己，他用痛罵回答那殘暴的審問，粗暴地責罵那控告他的人，這難道是可避免的嗎？連夜的不眠已使塞維特斯疲勞得無法忍受。而現在，害得他受這許多非人待遇的人，就得聆聽他的一頓痛罵了。
“你能否認你是一個暗殺者嗎？我要用你的行動來證明這一點。至於我自己，我是不怕死的。你像一個瞎子那樣在荒野裡呼叫，因為複仇的慾望在焚燒你的心。你繼續不斷他說謊，你是一個愚蠢的誹謗者。您怒火中燒，要把人逼死。只有把你全部巫術留在你娘胎裡，我才有可能列舉你的錯誤。”
在憤怒之中，可憐的塞維特斯忘了他自己地位的無力。他鐵鍊鋃鐺，滿嘴泡沫。他要求市行政會的法官們不要定他的罪，而把加爾文，那日內瓦的獨裁者，判為破壞法律的罪。
“像他這樣的巫師，你們不但應該揭發他的罪行，定他的罪，而且應把他從你們的城市裡放逐出去，他的財產應賠償給我，由於他的緣故，我蒙受了損失。”
那些可尊敬的委員們聽到這樣的話、遇到這樣的場面不用說是嚇得毛髮悚然了；因為這一清癯、蒼白、憔悴、鬍鬚紊亂、目光炯炯，操著法國話的人對他們的基督教的領袖進行惡毒的誹謗。他們只好把他當作一個著了魔的人，一個受撒旦驅使的人。他們越聽對塞維待斯越不利。審訊實際上已經結束，剩下來只是定被告的罪了。但是加爾文私下的那些敵人想把這案件拖下去，仍然盡其最大的努力，禠奪獨裁者的勝利，而把他的敵手定罪。他們再次盡一切可能營救塞維特斯。象波爾塞克案一樣，他們這次又去征求瑞士其它宗教改革會議的意見。在私下，他們希望這一次他們也能把加爾文教條主義的受害者從那狂熱者的魔爪中救出來。
可是加爾文深知他的權威已受到動搖，很可能會倒台，對他來說，最主要的是避免受第二次挫折。他採取了相應措施，趁他的受害者還蹲在獄中受難，就派遣一個又一個的使者到蘇黎世、巴塞爾、伯尼爾、沙夫豪森的宗教會議，對這些團體的意見施加影響。信使很快地到了界內各處，動員支持者們，告誡他們的同事們不要幫助如此邪惡的讀罪者逃脫審判。由於塞維特斯是一個眾所周知的神學秩序的破壞者，又由於自茲溫格里和布塞的時代起，這“無禮的西班牙人”就被歐洲的新教徒所憎恨，這就使得加爾文的陰謀容易得逞了。結果，瑞士的宗教會議一致宣布塞維特斯的觀點是錯誤和邪惡的。但即使如此，四個宗教團體中沒有一個直率地要求，甚至贊同處以極刑的，他們不過在原則上認可任何可能採取的嚴厲處分。
蘇黎世方面的來信說：“這個人將受到怎樣的懲罰，全由你們明斷。”伯爾尼回答說，日內瓦的法官應“借用智慧和力量的精神”，這樣就能更好地為自己的以及瑞士其它的教會負責，使他們從“這一災禍”中完全解救出來。而提到是否要用暴力處理此事時，回信用較軟的口氣告誡說：“我們相信，你們決定採取的行動，將無悖於基督教市行政當局之所為。”加爾文與之磋商的，竟沒有一個敢於公開主張通過死刑判決的。但是，由於那些教會批准對塞維特斯進行法律訴訟，加爾文認為他們也會批准那不可避免的結局。因為，正是由於他們裝模作樣，模棱兩可，他們才給加爾文一個為所欲為的機會，而一旦他能為所欲為時，他就要堅決地、冷酷無情地打擊。現在，當各處宗教會議的意見送來之後，那些要想秘密地幫助塞維特斯的人們，徒勞無功地在最後階段仍進行努力，試圖阻止定罪。佩林和其它一些共和主義者向最高當局二百人的委員會提出呼籲。但為時已太晚了，甚至加爾文的對手也認為再對抗下去是危險的。十月二十六日，作為高等刑事法庭的小市行政會以多數票判處塞維特斯活活燒死，這殘酷的判決第二天在查佩爾高台上執行。
周復一周，塞維特斯與外部世界隔離，沉溺於過高的希望之中。他是一個很富於想像力的人，又被他的所謂的朋友們的小道新聞搞得暈頭轉向。他被錯覺纏繞著，越來越趨極端，他相信他對他論點的判斷是正確的。因此，他確信在幾天之內，加爾文那個篡位者。將可恥地從日內瓦被放逐出去。二十七日清晨，塞維特斯醒來，極為恐怖地看到市行政會的秘書帶著不可思議的表情走進地牢，鄭重地展開一張羊皮紙，宣讀判決。塞維特斯如被雷擊。他聽著，像是不解其意。判決通知他，今天他將作為一個瀆神者而被活活燒死。有幾分鐘之久，他呆呆地站著，就好像是聾子，失去知覺了。接著，那可憐人的神經失去了控制。他開始哭泣、呻吟。最後，他用西班牙語喊道：“天啊！”在這些可怕的浪潮前面，他的傲慢失去了控制。他屈從於壓倒之勢的沮喪，幾乎被消滅。那些跋扈專橫的傳教士們，也成為幻想的俘虜，他們相信，在對塞維特斯取得塵世的勝利之後，他們將同樣取得一個精神上的勝利的時刻已經到來；相信由於絕望，這個囚犯會被迫公開自願認錯。
但不可思議的是，那可憐、沮喪和不幸的人一旦被要求拋棄他的論點，一旦他靈魂深處的信仰受到挑戰，他又重新燃起了驕傲之焰。即使他的肉體將要被燒掉，但也絲毫不改變他的信仰。在這最後的時刻，這科學的遊俠，上升到信念的烈士和英雄的高度。法里爾從洛桑趕回來，和加爾文一起分享勝利，但塞維特斯輕蔑地拒絕了法里爾的敦促，宣稱一個塵世的法律決定，絕對不能作為一個人在有關神聖事務上正確與否的標準而加以接受。你可能殺害一個人但不能使他信服。雖然他肉體將被毀滅，但並非證明他思想有罪。法里爾無論是用威脅還是用許諾都無法從這用鐵鍊鎖著和已判決的受難者口中挖出一旬類似放棄信仰的話。塞維特斯仍然認為他自己不是異端而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他的職責是同那些最兇惡的敵人和解，他甚至表示希望要見見加爾文。
與加爾文會見的唯一記錄是由加爾文自己提供的。死人不會講故事。加爾文記載的加爾文的行為，極妙地揭露了他的僵硬和嚴酷。那勝利的獨裁者走下受難者寒冷陰濕和黑暗的地牢，不是向這個已被折磨得要死的人說一句兄弟般的或基督教徒仁慈的話，不是向他提供安慰。加爾文平靜地、以實用主義的方式開始與塞維特斯交談，他問後者為什麼要他來。很顯然，他希望塞維特斯跪下來，請求那全能的獨裁者撤銷判決，或者至少能夠減刑。塞維特斯的回答十分簡單。因此，任何人，只要他胸口還有一顆人心的話，一定會被記載所感動。塞維特斯要加爾文來的唯一目的是請求寬恕。受害者還表示與送來判決的宗教法庭提出和解。加爾文面容冷酷，他永遠不可能將一個政治和宗教上的敵手當作一個基督教徒或一個人。
請讀一讀他冷酷的記載中的話吧：
“我唯一的回答是，我從來（那是真的）不對他有個人的惡意。”
加爾文不能也不願理解塞維特斯那具有異常酷愛和平性格的最後姿態。加爾文說，他和塞維特斯之間不能和解。後者必須停止想他自己，直率地承認錯誤，承認他對上帝犯了罪——這個定了罪的人曾否認過上帝的三位一體的性質。理論家加爾文有意無意地拒絕承認這不幸的人是一個人或一個兄弟。今天這個人就像毫無價值的柴塊那樣被投入火中。加爾文這個僵死的教條主義者認為，塞維特斯只不過是一個拒絕他的上帝概念，從而否定了上帝的人。在這最後時刻，加爾文唯一要行使的獨裁權力，是迫使塞維特斯公開聲明說塞維特斯是錯的而加爾文是對的。然而，由於塞維特斯認識到，這鋼鐵意志的狂熱者想要奪去仍然還留在他無用的身體裡還活著的東西，那犯人視為自己神聖的一部分的信念和信仰，因此他頑強地進行了抵抗並堅決拒絕作出那怯懦的公開聲明。塞維特斯宣稱，他願意同他的敵手和解：人對人，基督教徒對基督教徒，但沒有東西能誘使他犧牲（他的生命以分計算了）他終其生所奉獻的信念給他的對手。改變皈依的企圖失敗了。加爾文沒有什麼必要再談下去了。任何人，只要他在宗教事務上不願毫不躊躇地遵照加爾文的意志辦事的，就不復是加爾文的基督兄弟，而不過是撒旦的一個孬種，一個徒然地與之進行友好交談的罪人。為什麼要對一個異端表示一絲一毫的仁慈呢？加爾文不置一詞，掉頭離開了他的受害者，也未再友好地看他一眼。這個狂熱的原告是以這樣的話來結束他的記錄的——這些話將對他作出永恆的宣判：“因為我用辯論和警告不能達到目的，我不希望比我的上帝更聰明。根據聖保羅制訂的教規，我從異端那裡退出，讓他審判他自己。”
在火刑柱上用文火烤死是所有各種死刑中最痛苦的。即使在以殘酷著名的中世紀，也很少執行這種極刑。在大多數案件中，那些受到這樣致命判決的也不是讓其被火燒死。他們先被絞死或以某種辦法使其失去知覺後再燒死。這是新教徒第一次對一個異端判處這樣可憎的死刑。我們很了解加爾文的為人，當人道主義者的憤慨的呼喊聲升起很久以後，在很久很久以後還滯留在世界上時，他會竭力把對塞維特斯以罕見的殘酷執刑處死的責任推諉掉。在塞維特斯的肉體化為灰燼幾年之後，他告訴我們，他和宗教法庭其它成員曾試圖促成把文火燒死減刑為較輕的用劍砍死。但他們的努力付諸東流了（“我們請求減刑，但是無用”）。在市行政會的記錄簿上，我們找不到一個字是說明這徒勞的努力的。加爾文在審訊的全過程中，曾經對市行政會施加壓力以通過判處塞維特斯死刑，井達到了目的。難道任何公正的人士會相信加爾文突然成為一個毫無影響的日內瓦平民而不能提出一個比較仁慈的處死方法嗎？就塞維特斯而言，這是真的，加爾文想過減刑——但只有在塞維特斯願以精神上的犧牲、在最後時刻的改變皈依來換取減刑才有可能。不是出於人類的仁慈而是出於赤裸裸的政治計算，加爾文在他一生中才第一次對敵手錶示溫和。如果塞維特斯就在走向火刑柱之前，承認他自己是錯的而加爾文是對的，這對日內瓦的教條將是何等的勝利。這一勝利要迫使那西班牙的瀆神者承認，他將不是為了他自己的教條而死，同時他必須在全體居民之前承認加爾文是世界上唯一真實的信條。
然而，塞維特斯知道，任何讓步都是要付出代價的。以頑固對頑固，以狂熱對狂熱。他寧願為了自己的信念在無可言喻的折磨中死去，也不願為一個較仁慈的死而支持約翰·加爾文大師的教條：他寧願受半小時的極大痛苦贏得烈士的桂冠而在加爾文的身上永遠貼上徹底野蠻主義恥辱的標籤。塞維特斯率直地拒絕照辦，集結起力量去忍受他可怕的命運。
餘下來的是一個恐怖的故事。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從獄中提出犯人。他衣衫襤褸，眨著眼睛，最後一次注視那白晝的光。他鬍鬚紊亂，面容骯髒而消瘦；他鎖鐐鋃鐺，步履蹣跚。在晴朗的秋日里，他臉色灰白，象死人一般。在市行政會大廳的台階前，執法官用力推著他前進（因為幾個星期的不活動幾乎使他不能步行），把他摔得跪倒在地。現在，他低著頭聽取一個市行政官對聚集著的群眾大聲朗讀判決。判詞以這樣的話作結：“我們判處你，米圭爾·塞維特斯綁赴查佩爾活活燒死，你書的手稿和印就的捲帙也一起燒掉，直燒得你的身體化為灰燼。這樣，你就到了末日，以此作為對所有可能重蹈你覆轍犯罪人們的警告。”
這定了罪的人在聽取判詞時，牙齒因寒冷而打戰。在瀕死之際，他匍匐膝行，至聚集在台階上的市行政當局的成員們的面前，懇請他們賜恩：先殺頭，然後再用火燒掉身體。 “否則，那最大的痛苦會驅使我拋棄我終身的信念。”他接下去說，如果說他是有罪的，那不是故意的，因為他經常被一種促成神聖榮譽的思想推動著。
就在這時，法里爾上前，走到法官和跪著的人中間，用很遠很遠的地方都能聽到的聲音，問塞維特斯是否準備拋棄他直接反對三位一體的教誨，這樣，就可以保證他一個較寬大的處決方式。然而，塞維特斯雖然在各方面不過是一個平庸的人，卻輕蔑地拒絕了這一建議。這就顯示了他道德上的偉大，他願意實踐他的誓言，決心為了自己的信念忍受那最壞的情況。
現在隊伍向行刑的方向移動。由大總督和他的代錶帶領，各按階級佩戴勳章，弓箭手簇擁護衛，看熱鬧的群眾跟在後面。城裡，在途中所經過的路上擠滿了恐懼的和沈默的觀眾。法里爾緊靠著死囚，步子保持一致，繼續不斷地要求塞維特斯承認錯誤並拋棄那假教條。而塞維特斯懷著真正的虔誠回答說，雖然他被不公正地處死，他還是祈求上帝恩賜仁慈於他的控告人。法里爾憤怒地、武斷地回答說：“什麼？在犯了最可憎的罪行之後，你還想為之辯護嗎？如果你繼續負隅頑抗的話，我將讓上帝審判你。我將不再和你並排一起走，雖然我決定在你嚥氣以前不離開你。”塞維特斯不再回答。他被劊子手和蝶喋不休的神學家們搞得噁心了，不願再理會他們。這所謂的異端和無神論者繼續喃喃自語，好像在安慰自己：“啊，上帝，拯救我的靈魂吧；啊，耶穌，上帝的兒子，憐憫我吧。”接著他提高聲音，懇求在場的人同他一起為他禱告。一到了行刑的地方，看到了火刑柱，他再一次下跪，聚精會神地作虔誠的默念。但是狂熱的法里爾唯恐這個有聲望的異端分子的舉止有可能給群眾留下印象，便從死囚的頭上向他們喊叫：“大家看哪，當撒旦把一個人抓在它的魔爪裡的時候，它具有何等的力量啊！這個傢伙是最有學問的，而且相信他自己做得對的。但是，現在他落在撒旦的手裡了。你們所有的人都可能發生同樣的事情。”
其時令人噁心的準備工作已經開始；木柴堆在火刑柱的四周；鐵鍊鋃鐺釘在柱上；劊子手縛住死囚的雙手，接著法里爾最後一次催逼塞維特斯。後者只是嘆。息：“啊，上帝，我的上帝。”法里爾兇惡地吼道：“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那好爭論的牧師依然希望塞維特斯看到行將犧牲的火刑柱現場會使其相信加爾文派的信仰是唯一正確的。但塞維特斯口答說：“除了呼喚上帝之外，我還能做什麼呢？”
失望的法里爾放開他的受害者。現在只留下另一個劊子手，那法定的一個，去完成他那可憎恨的工作。鐵鍊掛在火刑柱上，並在柱子上和這不幸的可憐蟲消瘦的身體上繞了四、五週。劊子手的助手在鐵鍊和身體之間塞進書和手稿，那些是塞維特斯蓋章後送給加爾文，去征求他兄弟般的意見的。最後，在受難者的額上戴上用硫黃浸透的樹葉冠以表嘲弄。準備工作就緒。劊子手點燃柴把，開始殺人。
在火焰在塞維特斯周圍升起時，他發出瞭如此可怕的喊聲，許多旁觀者轉過身去免得目睹那悲慘的景象。火焰立即蓋住扭曲的身體。但痛苦的哀號聲越來越響，直到最後變成一陣祈求的尖叫：“耶穌，永恆的上帝的兒子，憐憫我吧！”同死亡的鬥爭持續了半小時之久。之後火滅煙散，在灼熱的餘燼之上，貼近燒黑的火刑柱的地方，留下一堆烏黑的、令人厭惡的、燒焦了的東西，一堆使人噁心的、已全無人形的膠狀物。那曾經是一個有思想的塵世的動物，熱情地嚮往永恆，那曾經是神聖靈魂飄動的碎片，現在縮成了一堆。如此令人作嘔、如此可憎的一堆殘渣！那景象甚至可能使加爾文意識到他僭取權力、成為法官、並殺死他的一個兄弟的行為，是何等的不人道。
但是，在這可怖的時刻，加爾文又在什麼地方呢？或者是表示他自己對此沒有興趣，或者是免得他的神經受刺激，他留在家裡。他在書齋裡，關上窗，把可憎的監決的任務留給了劊子手和法里爾（一個比他更粗暴的畜生）。只要是追獵一個無辜者，控告他，威逼他，粑他帶上火刑柱一類的事，加爾文就是一個不知疲倦的頭子。但到正式執刑時，他把事情交給法里爾和僱傭的助手們。而他自己，這個實際上決心指揮幹這一“虔誠的虐殺”的人，卻謹慎地保持著冷漠。下一個星期日，他裹著黑色的教士長袍，走上佈道台，對沉默的會眾吹噓這一功績。他宣稱這是一個偉大的功績，公正的功績，雖則他卑怯得對那可憐的景象連看也不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