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塞維特斯事件
有時候，歷史看來像是從成百萬人中間挑選出一個傑出的人物，讓他代表某些特殊的哲學觀點。這樣的人無需是一個第一流天才。命運往往滿足於憑機緣使某一個名字在大庭廣眾中嶄露頭角。而打從那時以後，這個名字就會根深蒂固地印在我們民族的記憶裡。米圭爾·塞維特斯不是一個有超人智力的人，但他的個性，由於他可怕的命運使人永遠銘記著他。他有許多天賦，多種多樣的才能，但它們卻雜亂無章地編排在一起。他有一個有力、機敏、好奇而頑固的頭腦，但很容易從一個問題游移到另一個問題。他要求把真理公諸於眾的強烈願望，常由於缺乏清晰的創造力而減弱。雖然他無書不讀，但他那浮士德式的智力，使得他無法徹底了解任何一門科學。他徘徊於哲學、醫學和神學之間，常常以其大膽的言論，使讀者眼花繚亂，但旋即又失之於自詡。有一次，在他先知式的啟示中，他作了一個開拓性的觀察，宣布一項肺循環的醫學發現。他從不費心去利用他的發現，或追踪它與世界上科學成就之間的關係。他浮誇的見識是照在他那個世紀黑暗外表的曇花一現的微光。他的智力充滿了活力，然而他不能跟隨他自己的光亮。因為唯有通過持久的努力，去追求一個目標，才能夠把一個能幹的人物，轉變成為創造性的天才。
每一個西班牙人都有一個堂吉訶德的性格，這句話可以說是老生常談了。這一評論當然也可極妙地應用於米圭爾·塞維特斯這阿拉貢國人。他的身體瘦弱，臉色蒼自，加上一把修剪得筆尖的鬍子。因此在外表上很像那又高又瘦的拉曼查英雄（指堂吉訶德）；在內心裡，他全然浸淫於堂吉訶德的光輝而怪誕的熱望之中：為了荒唐行為去戰鬥，盲目地衝刺那現實的風車。他完全缺乏自我批評的能力，經常從事或相信他自己的新發明。這神學上的遊俠，手持長矛，縱騎向所有可能的障礙猛衝。只有冒險、只有荒唐、反常和危險才能使他激動。他好斗地同他意見不同的人互相攻擊以定是非。他從不參加某個黨派也不屬於某個小集團。他永恆的孤寂，對善的憧憬，對惡的想像，總是獨一無二和稀奇古怪的。
這樣一個自高自大、趾高氣揚、永遠準備戰鬥的人物！所到之處，他必然會四處樹敵。他的學生時代，先在西班牙的薩拉戈薩，後在法國的圖盧茲，還是比較平靜的。在圖盧茲，他結識了查爾斯五世的懺悔神父，後者任命他為私人秘書，將他帶到意大利，之後又帶他到奧格斯堡議會。在那兒，這年青的人道主義者，就像當時大多數人一樣，只要涉及到那場宗教大辯論，就被壓倒的熱情所征服。老教義和新教義之間的鬥爭，對他起了發酵的作用。在那邊一切都是好鬥的，而這一好爭論的傢伙，一定象別的人一樣好鬥；那邊有這麼多的人，急於要改革教會，他一定也在其中插了一手。他急切又熱中，他考慮到，先前發生的、與古老教會的教導和解釋的每次背離，都是膽小的、模棱兩可的和非決定性的。在他看來，甚至那些能幹的改革者，如路德、茲溫格利和加爾文在清洗福音書方面都不夠革命，因為他們沒有打破三位一體的教條。塞維特斯以其青年不妥協的精神，在二十歲時就宣布說，尼加市行政會的決定是錯誤的，三個永恆的基督人格的教條是同神聖性質的統一體水火不相容的。
在宗教騷動的潮流正在高漲的時代，這樣一個急進的觀點並無驚人之處。當時，對所有價值正重新作出估價；對所有法律正重新進行闡述。人們要求有權打破傳統。有權獨立思考。災難在於他從好爭吵的神學家們所繼承到的，不光是他們的好爭吵，而且是他們最壞的品質——盲目地、死摳教條地爭論不休。他急於向宗教改革的領袖們表明：他們對基督教教義所進行的改造是完全不合適的。而只有他，米圭爾·塞維特斯一個人才認識真理。他立即去拜訪當代最偉大的學者：斯拉拉斯堡的馬丁·布塞和凱畢圖，巴塞爾的奧依科崙巴圖斯。在提到基督教教會時，他竭力主張他們迅速解決“錯誤的”三位一體教條。當一個西班牙的生手，精力充沛但卻帶有歇斯底里的氣質，闖入這些尊貴的和老練的傳教士們和教授們的屋子，堅持他們立即修改自己的觀點並毫不躊躇地採取他革命的論點時，讀者能夠想像到他們的憤怒和憎惡了。他們覺得好像魔鬼本人派來了他的一個奴隸，他們就在身上畫十字，驅除這狂熱的異端妖魔。奧依科崙巴圖斯就像趕走一條瘋狗那樣把他趕走，稱他是一個“猶太人、突厥人、無神論者和一個入了魔的人”；布塞從他的佈道台上譴責塞維特斯是一個魔鬼的孩子；茲溫格利公開警告他的信徒們反對這“罪惡的西班牙人、他虛偽和邪惡的教條，如任其得逞，將橫掃我們整個基督教”。
然而，正像凌辱和暴力醫治不了拉曼查騎士的錯覺一樣，這吉訶德式的神學家就是聽不進別人的論點，也不願受到別人的訓斥。如果領袖們不能了解他，如果聰明的人、謹慎的人不願在他們的書齋裡聽取他的意見，他一定要在大庭廣眾中間開展他的戰役。整個基督教世界將讀到他的論文。他要印一本書。在二十二歲時，塞維特斯傾其所蓄，出錢在哈根納印了一本反映他觀點的書（《三位一體的錯誤》，書籍登記第七號，一五三一年）。隨即發生了風暴。布塞毫不躊躇他說，那流氓應受到“把腸子從他的身體里活活抽出”的懲罰。從那以後，整個基督教世界都把塞維特斯當作一個不折不扣的魔鬼使者。
無需贅述，當一個人採取了這樣的一種挑釁態度：當一憑個人稱天主教和新教的教義都是虛偽的，他就不復能在基督教徒中間找到落腳的場所、找到一個棲身之處了。從塞維特斯犯了信奉“不信耶穌為神的異端”之罪那天起，他就像野獸一樣被人冷酷無情地追獵著。除從台上消失和採用化名外，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救他，因為他已聲名狼藉了。因此他回到法國，化名米歇爾·德·維崙努，用這個假名字在里昂特里許賽爾兄弟印刷公司，弄到一個校對員的位置。在這新的生活圈子裡，他那外行的然而有豐富想像力的見解，使他立即找到新的刺激，並有可能和其他人進行辯論。在校對普圖萊邁斯所著的《地理》一書的校樣時，塞維特斯夜以繼日地發憤用功，以使自己成為一個專業的地理學家，還為此寫了一個詳細的前言。和以前那次一樣，當他校對醫學書的校樣時，他靈活的頭腦就又變成一個醫生的了。不久以後，他竟然專心於醫學學習。為此目的，他移居巴黎。在凡薩魯斯附近作解剖標本，作解剖學學術報告。但這個沒有耐心的人，像以前在神學領域一樣，在完成了學業、取得了醫學學位之後，就開始教學生，並試圖勝過他的競爭者們。接著，他宣布他將在巴黎的醫學院裡開課講數學、氣象學、天文學和星占學。但大學裡的醫生們被這星占學和醫學的大雜燴激怒了，他們對他的自我吹噓不以為然。地方當局也冷落塞維特斯-維崙努弗斯。有人向巴黎議會控告他用“司法星占學”這門受到教會和世俗法律兩面夾攻的學科搞搗亂。在查明“米歇爾·德·維崙努”即被通緝的異端米圭爾·塞維特斯之前，他只得再次亡命。維崙努弗斯這個教員，不引人注意地離開了巴黎，正像神學家塞維特斯以前離開德國一樣。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他的消息。當他再次突然出現時，他有了新的身份。誰會懷疑維也納的大主教皮埃爾·保爾邁耶聘請的常任醫官，曾經作為一個異端亡命他鄉；並被巴黎議會判為騙子呢？不管怎麼樣，米歇爾·德·維崙努還是謹慎小心的。他避免在維也納發表異端的論點。他受屈後變得沉默寡言：他盡量不惹人注目。他上門治癒了許多病人，頗賺了一大筆錢。當他外出散步，邂逅富裕的維也納市民時，他們以西班牙式的禮儀向米歇爾.德. 維崙努大夫、顯赫的大主教的常任醫官致敬，“一個多麼出眾、虔誠、有學問和謙遜的人！”
說實在的，這個熱情而沒有耐心的西班牙人的極端異端的思想，並沒有壽終正寢。米圭爾·塞維特斯過去那種好尋根究底和不知疲倦的脾氣，依然在激勵著他。當一個人老是存有某種念頭時，他就像是在發高熱一樣。他的思想充滿了無限的活力，它尋求著發展和自由。每一個思想家，一待時機成熟，他的主要思想便不可避免地要尋找出口，其勢就像扎刺尋找從化膿的手指上流出去：嬰兒從母親的子宮裡尋求分娩；膨脹的果子尋求脫殼而出一樣不可阻擋。象塞維特斯那樣一個熱情和過分自信的人，終究不會容忍他獨家所有的指導性思想受到壓制。他有一種推動世界同他一起思想的不可抑制的熱望。對於他來說，看到新教領袖們繼續在傳播他認為是錯誤的教條（如嬰兒受洗和三位一體）是一種經常性的折磨。基督教徒怎能繼續被“反基督的”錯誤毒害呢？為了真正的信仰而直率地宣布他的使命，這難道不是他的責任嗎？我們不能不認為，在那被迫緘口的年月裡，塞維特斯看來在精神上備受了痛苦。沒出口的語言在他心裡翻滾著。作為一個亡命之徒，作為一個安全就是一切的人，他得不讓看到，他被迫保持緘默。塞維特斯最後決定找一個同情者通信，以求進行智力上的對話。因為在他目前的住所裡，他不能冒和任何人當面討論神學信念的危險，他只能用文字秘密地進行討論。
塞維特斯的災難在於：他盲目地選中加爾文作為他信得過的神學家，他希望這勇敢和革命的革新者，願意贊同更大膽地對《聖經》進行解釋。在結交加爾文方面，塞維特斯也許只是在和一個老朋友敘舊，恢復很久以前早應開始的對話。在大學時代，他們肯定在巴黎碰到過。但是直到加爾文成為日內瓦的主人，米歇爾·德·維崙努成為維也納大主教的常任醫官以後，他們才通過約翰·弗萊朗，里昂的學者和印刷商，作為中間人開始通信。塞維特斯先寫信，他迫切地、喋喋不休地向加爾文提出要求，希望他反“三位一體”的論點贏得這最卓越的宗教改革神學家的支持。一開始，加爾文复信的口氣象是在改正錯誤的信條。加爾文自信他的責任是把迷途者引上正路，把迷途的羊引人羊欄，加爾文盡最大的努力使塞維特斯認識錯誤。但到最後，他被塞維特斯所使用的傲慢和放肆的口氣激怒了。塞維特斯自信地寫信給加爾文，那固執己見，稍有抵觸就動輒發火的獨裁者：“我已一再向你解釋過，你因無視三個神聖的實質性問題的巨大不同而走上了錯路”，這就觸及了一個危險的魔鬼的痛處。最後塞維特斯竟膽敢送給那著名的作者一本《基督教原理》，那西班牙人好像學校裡的教員對付小學生的作文一樣，在書頁的空白處，標出他認為是錯誤之處。不難理解，那日內瓦的獨裁者，對一個業餘神學家的如此狂妄會怎樣憤怒了。 “塞維特斯攫取了我的，用辱罵性的評論玷污了它，很像是一條狗叼了一塊石頭啃個沒完，”——加爾文如此輕蔑地寫信給他的朋友法里爾。為什麼他要浪費他的時間，同這樣一個無可藥救的白痴爭辯呢？他一腳踢開塞維特斯的論點，擺脫了它。 “那傢伙的話就像驢鳴，對此，我一概置若罔聞。”
這不走運的堂吉訶德，在為時還不太晚的時候，不是察覺到在同自滿的裝甲者對抗，卻重新發動進攻。他手持長矛衝刺。加爾文不想同他打交道，但塞維特斯所相信的偏偏是這個人，而不是別人。用加爾文的話來說，塞維特斯看來已“入了魔”。塞維特斯不是把加爾文當作最可厭的、最可能的敵手而避開他，卻把他自己尚未出版的著作，一本神學書的校樣送給了加爾文。正是這本書的題目就足以激怒加爾文。因為塞維特斯書的名字是《基督教的恢復》，他為了向全世界表明，一定要用《恢復》來抗議加爾文的《原理》。加爾文，這病態的、好爭論的人，渴望要塞維特斯改變信仰。那西班牙人的糾纏不休，現在也實在太過份了。加爾文寫信通知介紹他倆通信的中間人，書商弗萊朗說他（加爾文）的時間很寶貴，沒有功夫讀這樣一個妄自尊大的白痴的信。同時他寫下後來證明是十分重要的一段話。他寫信給法里爾：“塞維特斯最近寫信給我，除此之外，他還破口大罵我。他的信繼續以難以置信的放肆，說我將會發現一些了不起的、和迄今為止聞所未聞的事。他說如果我允許的話，他準備來這兒。但我不能向他提供這樣的保證，如果他真的來了，只要我還在這城裡掌權，就務使他不能活著離開。”
我們不知道究竟是塞維特斯得知這一威脅，還是加爾文（在一封已丟失的信裡）可能給了他一個含蓄的警告。看來那西班牙人在最後一定認識到他已激惹起加爾文殺氣騰騰的仇恨精神。他第一次為他曾經送給加爾文“蓋了絕密章”的手稿而不安。這一文件已落在一個公開表示仇恨的人的手中，因而可能證實是災難性的。在驚慌之餘，塞維特斯寫信給加爾文說：“因為你已經發表意見說我是撒旦，我就不打算再說什麼了。粑手稿還給我吧，可能一切對你來說會更合適。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羅馬教皇是反基督的，你一定也相信三位一體和嬰兒受洗是羅馬天主教教義的一部分，因此同樣是魔鬼的教條。”
加爾文不作答复。他不打算把塞維特斯的手稿送還給他。加爾文把那異端的文稿小心地放進一個抽屜裡收好。當需要它時，他就能攤牌。競爭雙方都知道，在他們最後刻毒的話講完之後，一場激烈的鬥爭就在所難免了。塞維特斯的思想裡充滿了悲觀的預感。在這時他寫給一個神學家的信說：“現在我非常清楚，我注定要死在這個案件上。但這樣的想法不能動搖我的勇氣。作為耶穌的一個信徒，我將循著我主的腳步前進。”
卡斯特利奧和塞維特斯以及其他許多人有必要懂得：同象加爾文那樣狂熱的教條主義者作對，甚至在教條的小的方面向這樣的人挑戰，都是極端危險的。在這些方面，加爾文是很典型的，他死板而有條理。他不像路德那樣狂暴，因而不會受迸發的熱情所左右；也不像法里爾的性格那樣難弄。他的仇恨象劍一樣刺目、尖銳、鋒利，但並不像路德那樣得自血統、氣質、熱情或怨恨。加爾文堅韌和冷酷的深仇，是從腦子里長出來的，他的仇恨使他有一個可怕的好記憶力，他從來不會忘記。德·拉·馬合牧師寫到他：“他從不以此而懷恨在心”，實際上卻是，一個名字一旦印在他記憶的便箋上，就再也擦不掉了，除非此人從生死簿上自行除名。許多年過去了，加爾文沒有再聽到塞維特斯的消息，於是事情就這樣了結了。但加爾文繼續把塞維特斯牢記在心。那和解的文件靜靜地擱在抽屜裡，安全地保管起來。箭矢在筒，仇恨鬱積在他無情的靈魂裡。
有幾年功夫塞維特斯沒有動靜。他放棄了說服那頑固不化的人的嘗試，熱情地專心致志地干他的工作。這大主教的常任醫官以最動人的獻身精神，秘密地投入到日常寫作《基督教的恢復》的艱辛工作中去。他希望這一本書能起遠勝於加爾文、路德和茲溫格利改革的作用。凡他們的宗教改革不對頭的地方，他的就是對頭的。通過傳播真正的基督教義，塞維特斯的改革要拯救這個世界。因為塞維特斯從來不是“蔑視真理的獨眼巨人”，像後來公眾嘲笑加爾文的那樣，更不必說他是那些自信為他的信徒的，在今天時時讚美著的，勇敢的自由思想家和無神論者了。塞維特斯在宗教事務上總是保持正規。他真誠地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必須準備把自己的生命獻給神聖信念的虔誠的基督教徒。這一真誠充分錶現在他所寫的書的前言部分的呼籲上：“哦，耶穌基督，上帝的兒子。您是上天所賜，您將自身啟示您的僕人。如此巨大的啟示，將使我們不惑。由於出自內心的神聖的衝動，我將承擔保衛您的事業的重任。在前幾年，我作了第一次嘗試。現在，因為時機業已完備，我必須從頭來起。您指示我們不要過于謙遜，如果我不公開讚揚真理，願我受難！”
塞維特斯在排印此書時所採取的防備措施，表明這位作者是很意識到他的作品正召喚來危險的妖魔的。一個大主教的常任醫官，在一個充滿流言蜚語的外省城市，發行一本厚達七百多頁的異端的書，這是何等危險的任務啊。不僅是作者，而且出版商和銷售商，也把他們的生命押在這莽撞的冒險上面。但塞維特斯樂於獻出他行醫的全部所蓄去激發起躊躇不決的合作者的熱情。把印刷所從原來的地方搬到離此很遠的、作者專為此租用的一所房子裡去，想必是很花錢的。那裡，無視宗教法庭的反對，那異端的論著由一些信得過的人排版印刷。他們都宣誓保密。書的末卷沒有任何記號表出它是在什麼地方印刷和發行的。然而塞維特斯在書的未頁所印的日期的上面，災禍性地留下了姓名的首字母M·S·V·（米圭爾·塞維特斯·維崙努弗斯），這就給宗教法庭的警犬們以證明原作者的無可辯駁的證據。
正是這種非本職的工作使塞維特斯暴露了自己。因為他那殘酷無情的敵手，貌似沉睡，實際上被仇恨所鞭策而始終保持著清醒。加爾文在日內瓦煞費苦心地建立起來的諜報組織——一張網眼越來越細密的網——將它的有效範圍擴大到鄰近的國家。它在法國甚至比神聖宗教法庭更有影響。在塞維特斯的書實際發行之前——甚至成千冊書還堆在里昂倉庫或者運往法蘭克福書市場，並只賣出去如此之少的書，以致迄今只留下來三冊——加爾文已到手了一冊。這位日內瓦的獨裁者，立即致力於一舉消滅這個異端和他的著作。
很少有人知道，加爾文展開反對塞維特斯運動的目的，是試圖偷偷地“消滅”一個對手，那甚至比後來查佩爾高台（指日內瓦刑場）的成功更令人反感。因為在仔細地讀了他理所當然地認為是極端異端的書以後，如果加爾文想讓天主教宗教法庭對他的敵手下毒手的話，那麼他就會選擇一個公開而誠實的方法。他滿可以從佈道台上警告基督教徒反對這書。即使他藏在主教府內，天主教宗教法庭裡教皇的僕人們，也會發現那壞書的作者。但那偉大的宗教改革家，替羅馬教廷當局省卻了尋找塞維特斯的麻煩，而且他是用最背信棄義的辦法幹的。加爾文的辯護士甚至在這一點上也要為他辯護，但他們是徒勞的，然而他們的嘗試反而有助於理解他性格上的陰險之處。就個人行為來說，加爾文是一個誠實的狂熱者和一個深沉的、被宗教目的激勵著的人，每當有人懷疑他的教義時，或者在他看來，他的“事業”處於危急存亡時，他就變得厚顏無恥了。為了他的教義，為了他的宗派，他準備贊同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五五三年二月，幾乎就在加爾文拿到塞維特斯的書的同時，加爾文的一個熟人，一個名叫吉拉米·特里的法國流亡者，從日內瓦寫信給他的表兄弟安托萬·阿尼，一個像他自己是一個狂熱的新教徒一樣的、狂熱的天主教徒。在這封信裡，特里在開頭一般地敘述了新教的日內瓦怎樣有效地鎮壓異端的一些計劃，他指出在天主教的法國，這些異端雜草被允許滋生繁衍。 （他將處處受到別人的重視和尊敬）接著，內容一轉，從朋友間的開玩笑，變得嚴肅起來。他說，比如說在法國，在當局向一個異端下手時，他就會被燒死。
我們能忘了加爾文的這段話嗎：“如果他真的來了，只要我還在城裡掌權，就務使他不能活著離開”？但特里，這加爾文的心腹，寫得更明白，他揭發了那異端的名字：“我所談的是一個西班牙阿拉貢人，他的真名是米圭爾·塞維特斯，但他自稱米歇爾·德·維崙努，是個開業的醫生”，他接著告訴了那本書的書名和目錄，附上第一至第四頁的抄本。他的信以哀悼世界上的罪孽作為結束。
這一日內瓦的炸藥是巧妙地安放在正確的地方爆破的。一切都按照告密者的計劃進行。阿尼，這虔誠的天主教徒，義憤填膺，立即把信交給里昂的宗教當局。里昂紅衣主教以同樣的速度立即去羅馬教皇的宗教法庭審判官皮埃爾·奧雷處。這樣，由加爾文推動的石頭以可怕的動量從山頂滾到了山腳下。告密信是二月二十六日從日內瓦發出的，三月十六日米歇爾·德·維崙努在維也納正式被控告。
但他們的火藥畢竟沒有起爆，對狂熱的日內瓦的告密者們來說，想必是一個大失望。一定有人在幫著割斷那導火線。很可能是維也納的大主教及時暗示他的常任醫官。當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審判官在維也納出現時，那印刷所神秘地消失了，受僱的印刷工明確表示他們從來沒有排過或印過這樣的書。而深受尊敬的醫生維崙努憤慨地否認他就是米圭爾·塞維特斯，奇怪的是：天主教宗教法庭僅僅滿足於引起一場抗議，這一可怕的機構異乎尋常的克制，加強了我們的這一想法。一定有幾個有權勢的人對那犯人伸出了保護的手。天主教宗教法庭通常是用拶指夾和拉肢具開始工作的，這次卻憑維崙努弗斯逍遙法外。審判官一無所獲地回到里昂。而阿尼則接到通知。他的控告查無實據。那個日內瓦人，通過天主教宗教法庭之手，除掉塞維特斯的企圖遂告失敗。如果不是阿尼向日內瓦提出要求，乞求他的表兄弟特里對上述異端的情況提供進一步的和更多能定罪的材料的話，整個事情就很可能不了了之。
迄今為止，如果希望取一個寬大的看法的話，我們可能會這樣猜想：是特里發難，向他的信天主教的表兄弟指控一個他完全不相識的作者，不論是特里還是加爾文都不會夢想到他們的告密會漏到羅馬教廷當局那裡去。但現在司法機器既已發動，日內瓦那一大群狂熱分子一定知道阿尼之所以寫信給他們要求進一步提供信息，這並不出於無聊的好奇心，而是在天主教宗教法庭的促進下辦的。他們就不能不懷疑這些人所作所為動機的性質了。一個牧師想必不會對用文火烤炙這麼多新教徒的、可怕的天主教當局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塞維特斯有充分的理由向加爾文怒吼：“你不知道作為一個福音的僕人，使自己成為一個官方的控告人，並利用他的職權設置圈套是邪惡的嗎？”
讓我再說一遍，當加爾文的教義處於危急情況時，他是一個無恥之徒。塞維特斯必須被“消滅”，因為加爾文是一個極記仇的人，他一點也不介意使用什麼手段。特里給阿尼的第二封信無疑是加爾文口授的，是一個偽善的傑作。特里稱他對他表兄弟把信交給天主教宗教法庭一事，大吃一驚。 “原來只打算讓你過目，”他說，“我除向你說明那些自命為教會柱石的人們是如何對信仰全無熱情外，別無其他目的。”但現在，當他已知道柴薪已經堆積起來，他並不丟掉進一步向天主教宗教法庭活動的念頭。這一卑鄙的告密者繼續甜言蜜語地說什麼，因為大錯已經鑄成，毫無疑問，“上帝的意願是把基督教徒從這骯髒和致命的災害中拯救出來。”接下去的內容使人簡直不能相信。在把上帝的名字拖下水去以掩蓋人類仇恨的不人道現象之後，特里把他所能找到的最機密的材料——塞維特斯的親筆信和那書的部分手稿送給他的表兄弟。現在，對異端採取嚴厲措施的人就可以很快行動了。
塞維特斯的幾封親筆信也附在裡面。特里從來沒有和塞維特斯通過信，那麼特里怎能掌握這些信呢？事情至此已無可掩蓋。我們一定要把躲在幕後的加爾文揪到光天化日下來。塞維特斯的信件和幾頁書的手稿，都是塞維特斯寄給加爾文的，加爾文十分清楚地把它們從抽屜取出來的目的。他知道這些文件該送給那些他每天從佈道台上大聲呵斥為“撒旦之爪”的、並習慣於用酷刑和火刑對付他自己信徒的“羅馬天主教徒”。他只知道那些文件足以把塞維特斯送上火刑往了。
因此，他後來徒勞地試圖掩蓋他所留下的蛛絲馬跡。他不無詭辯地寫道：“外間謠傳我採取步驟以促成假手天主教宗教法庭的教皇的僕人逮捕塞維特斯，有人甚至說是我不光彩地把他交給我們信仰的死敵，把他投入狼爪。我要問那些譴責我的人，我怎麼會突然同那些羅馬教皇的僕從接觸呢？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我會同他們有過任何這樣的接觸，他們會和我一起搞陰謀。要知道，那些人對於我正像魔鬼之對於基督一樣。”但這樣的藉口未免太露骨了。因為就在加爾文天真地問：“我怎麼會突然同那些羅馬教皇的僕人接觸”時，文件卻提供了一個確鑿的回答。這件事假手於他的朋友特里，後者在寫給阿尼信時，坦率地承認加爾文參與了合作。 “我得承認我費了很大的勁，才從加爾文先生處弄來我所附上的文件。我無意暗示，他不認為必須採取措施去鎮壓如此可惡的無神論者，他考慮到他的責任是用健康的教義勸信異端們，而不是用正義的劍向他們進攻。”因此，這笨拙的信件為真正的罪犯推卸責任（顯然是由加爾文教唆的）的嘗試是徒勞的，因為信上說：“我如此不厭其煩地告訴你，如果不是加爾文先生幫助我；如果他不把那份我所寄上的、起確定作用的材料交給我，人們就會譴責我提出了一項不正當的指控。”
行動比言詞給人的印象更深。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加爾文把塞維特斯的私人信轉給“羅馬教皇的僕從”，使他們有可能用來毀了它們的作者。加爾文，只有加爾文一個人，要對特里給阿尼的信負責（實際上是直接寫給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只有加爾文一個人能讓特里寄出那份控告材料，而且在給阿尼的信裡用了下列的話作為結語：“我想我送給你的是一些無可辯駁的證據，這樣你將不會有任何困難把塞維特斯逮捕法辦了。”
有記錄說，當圖爾倫紅衣主教和奧雷長老看到提請他們注意的、有關塞維特斯罪行無可辯駁的證據，是由他們的死敵、異端加爾文提供的，不禁哄然大笑。說實在的，為什麼這些教會裡的紅衣主教們是那樣的高興，那是很容易理解的。藉口虔誠，說特里的動機不外乎是有善心、好心腸以及對朋友的忠實，那可能瞞過我們，但卻掩蓋不了這一荒謬絕倫的事實：新教的頭頭竟如此遷就，以至於去幫助羅馬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全體審判官去燒死一個異端。這樣的禮尚往來，在信仰迥異的顯要人物之間是不常有的。他們，在全球範圍內，習慣於用火和利劍、絞台和刑車互相摧毀。不管怎麼樣，在這愉快的小插曲以後，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審判官們，依然做他們該做的事。塞維特斯被逮捕，遭到嚴厲的審訊，加爾文提供的信件和部分手稿提供瞭如此壓倒之勢的證明，使得被告不再能否認他是此書的作者，即米歇爾·德·維崙努和米圭爾·塞維特斯是同一個人。他的事業失敗了。維也納堆起了柴薪，火焰即將點燃起來。
無論如何，加爾文希望召喚他的其它死敵，幫助他去掉一個死敵的事，看來已再次流產了。這也許是因為塞維特斯，作為醫生受人愛戴，因而擁有有勢力的朋友們；也許是因為（那更可能）天主教會當局願意對那個加爾文是那樣急於把他送上火刑柱的人放鬆一下看管。不管怎麼樣，那看守是很馬虎的。讓一個不重要的異端分子逃跑，比取悅於日內瓦異端頭子豈不更好？看守塞維特斯的措施並不嚴密。以往對待異端，是把他們關在狹小的地牢裡，鎖在牆上。塞維特斯享受了特殊待遇。允許他每天到花園散步一次，去呼吸新鮮空氣。四月七日，在一次散步中，犯人不見了，留給看守長的是一件浴衣和一架梯子，那逃亡者就是用梯子爬出花園牆頭的。但柴薪並未浪費掉，他的模擬像和五大箱《恢復》，在維也納市場當眾焚燒以代替活的塞維特斯。日內瓦人假外國狂熱分子之手，去掉一個仇敵，而使自己的手不致於被弄髒的詭計，以慘敗告終。從此以後，加爾文成了全體人道主義者蔑視的眾矢之的。他繼續發起反塞維特斯的運動，他由於憎恨一個人的信仰，就圖謀置那人於死地，現在他得對這些負全部責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