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卡斯特利奧出場
一個獨裁者受人敬畏，但未必受人愛戴。那些提出恐怖統治的人很可能完全不認為恐怖是正當的。毫無疑問，在加爾文剛回到日內瓦時，自由市民和地方當局都對其十分欽佩。看來他感動了各方面的人士。因為只有一個宗派，而且是唯一至高無上的，所有的人只好被迫讓那獨裁者堅決地推向他的目標。把他召回來統治自己的大多數人，被統一陶醉得暈頭轉向。很快，一個比較嚴肅的氣氛開始了。把加爾文召回以恢復秩序的人們由於抱有希望而在私底下受到鼓舞，他們以為一旦這一兇惡的獨裁者完成了他所希望的事情，由於他對道德的熱忱，會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得不那麼殘酷。然而事實正相反。 “教規”一天比一天嚴格。加爾文完全不放鬆控制，完全不說一句話感謝他的居民放棄個人自由和快樂，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使他們深感失望的是：加爾文宣稱要在絞刑台上絞死一千七百或一千八百個日內瓦青年，在這之後，道德和教規才能在這腐敗的城市裡建立起來。日內瓦人終於認識到：他們不是如所希望的召來一個能在思想上恢復生機的人，而是讓一個將鐐銬加在他們自由之上的人回城，他越來越殘酷地實行高壓措施。到最後，他甚至同他最忠心的追隨者也疏遠開來。
對加爾文的不滿在幾個月之內重新抬頭。他自吹自擂的、夢寐求之的“教規”似乎比現實更有誘惑力。魅力和浪漫色彩消褪了。那些昨天還對之歡呼的人現在開始抱怨了。但是，動搖一個獨裁者的威望需要有顯而易見和易於懂得的理由。加爾文很快就提供了這一理由。日內瓦人開始懷疑宗教法庭的一貫正確是在大瘟疫期間（在一五四二年到一五四五年大瘟疫使此城陷於荒蕪）。正是那些傳教士們，大聲宣稱並極力主張受到疾病折磨的病人在三天之內一定要請到一個牧師在側。當時，有一個牧師傳染到了疾病。於是傳教士們就撒手不管，讓傳染病院裡的病人未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便死去。市行政當局白費力氣試圖至少找到一個願意“訪問和安慰在瘟疫醫院裡不幸病人”的宗教法庭成員。但除卡斯特利奧外沒人願意去。卡斯特利奧是一個經學院的院長，由於不是宗教法庭成員而未受委託與病人作伴。但加爾文卻示意他的同事們宣稱，加爾文是“需要的”，公開主張他“不能為了幫助局部而削弱整個教會”。其他傳教士雖然沒擔負加爾文那樣重要的使命，也一樣小心翼翼地避開危險。市行政會徒然地向這些膽怯的牧師們求助。當時對傳教士們有一個直率的批評：“他們寧願吊死也不去傳染病院。”一五四三年六月五日，所有日內瓦宗教改革的傳教士們，由加爾文領頭，出席了市行政會的一次會議。他們無恥地招認，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有足夠的勇氣進入傳染病院，雖然他們知道兇日也好，吉日也好，傳染病院才是他們為上帝和教會服務的合適場所。
現在沒有比領袖們表現出個人勇氣更激動民眾的了。在馬賽、在維也納和許多其他城市裡，在過了幾個世紀之後，人們仍深深地追念那些在瘟疫流行期間盡了責任的英勇的教士。老百姓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領袖所表現出來的那樣的英雄主義，更不會忘記那決定性時刻的卑怯。日內瓦人藐視並嘲笑那些教士們——從佈道台上他們習慣要求眾多信徒作出最大的犧牲，但現在他們自己既不准備又全然不願意作任何犧牲。一次徒勞的減輕公眾不滿的嘗試隨後發生，上演了一幕可恥的活劇。市行政會下令逮捕了幾個赤貧的人，拷打直到他們承認用魔鬼的糞便製成油膏塗抹在門閂上而把瘟疫帶進了城市。加爾文非但不輕蔑地駁斥這一鬼話，而且表現了十足的頑固性，他衷心支持這一中世紀的騙局。他甚至於得更絕，公開宣稱“瘟疫傳播者”幹盡了壞事。他在佈道台上說，一個無神論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魔鬼從床上拖出來投入羅訥河。加爾文注意到他的眾多信徒甚至不想掩飾他們的訕笑，在他的經歷裡，這是第一次得忍受這樣的羞辱。
無論如何，對加爾文一貫正確的信念（這一信念是每個獨裁者維護權力的必需的哲學組成部分），在瘟疫流行期間已基本上消失了。他回日內瓦時所受到的由衷歡迎，也已消失了。一種對抗精神在擴大了的圈子裡蔓延。但是加爾文幸運的是，圈子擴大了，但仇恨沒有集中起來。集中的往往是獨裁統治的暫時優勢，它足以保證獨裁者的統治一直持續到其積極的支持者們成為少數之後。這些支持者好鬥的意志，表明他們本身是一個有組織的統一體。與此相對照，來自各方面，被不同動機激勵著的意志，則很少成為一個集中的有效力量。不管怎麼樣，很多人只是受到了內在的對獨裁統治反叛精神的激勵，他們有仇恨，但並不參加一個統一的運動，實行一個共同的計劃，他們的造反是無用的。因此，從對獨裁者權威第一次挑戰的那時起，到他最後被推翻，通常要很長的一段時間。加爾文、他的宗教法庭、他的傳教士，以及組成他支持者的大部分流亡者，代表著一個集團，一個有約束的意志，一般集中的和指導明確的力量。而敵手方面，則可能無計劃地從一切圈子和階級吸收人員。他們有些曾經是夭主教徒，現在依然秘密地墨守舊教；有些是旅店關門後被趕出來的酒鬼；有些是不許他們象往昔那樣再抹脂塗粉的婦女。在另一方面，在對政權不滿的人中間，有卓越的愛國家族的成員，他們被暴發戶當權激怒。那些暴發戶在日內瓦立足兒個月之後，竟然能夠把最舒服和最能掙錢的位置弄到手。這樣，反對派雖然在數量上較多（由最高貴和最卑賤的分子所組成），但只要對政治現狀不滿的人，未能集結力量去追求一個理想。他們只能徒勞地抱怨，永遠只是勢能而不能變為動能。這是一群暴民，卻要對抗一支部隊；這是無組織的、心懷不滿的烏合之眾，卻要對抗有組織的恐怖，所以無法取得進展。在開始的幾年裡，加爾文發現很容易控制那些分散的團體。他們從來沒有有力地聯合起來反對他，使加爾文得以對他們各個擊破。
對於一個已經掌握權力的理論家來說，主要的危險來自一個提倡敵對理論的人物。加爾文，一個思路清晰而且時刻保持著警覺的思想家，很快就認識到了這一點。他深深地害怕的唯一敵手，是那些在智力上和道德上能和他分庭抗禮的人。他特別害怕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此人以自由精神的熱情反對那獨裁者精神上的暴政，在智力上和道德上肯定超過了加爾文。
有一幅卡斯特利奧的畫橡留了下來，可惜畫得不好。這是一張嚴肅的、有思想的臉，光禿的前額之下一雙白洋洋的眼睛。這就是相士所能說的一切了。這畫像沒有能使我們洞察他性格的深處，但其人最基本的特徵——他的自信和穩定，是正確無誤地勾劃下來了。如果我們把加爾文的和卡斯特利奧的畫像放在一起，就能看出這兩個人在精神領域方面，以及肉體方面，其對比是如此的明顯。加爾文的容貌特點是極端緊張。表現了一種令人痙攣和病態的精力，急切地和無法管束地尋找發洩。卡斯特利奧的臉溫和且平靜。前者狂怒煩躁，後者寧靜。在兩者的容貌上，我們看到了急躁與忍耐，熱情衝動和持久的決心，以及狂熱和仁慈。
我們對卡斯特利奧的青年時代和對他的畫像一樣幾乎一無所知。他生於一五一五年，比加爾文晚六年，生於瑞士、法國、薩伏依公國三國交界之處的多飛因。他的姓是卡推龍、卡特龍或卡他龍，根據薩伏依公國的習慣可能是卡斯台利洪或卡斯特利洪。他的母語與其說是意大利語，還不如說是法語，雖則他兩種語言都說得很流利。很快，他的拉丁語也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在二十歲上他進了里昂大學，在那裡絕對精通了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萊語，接著他也學會了德語。在所有的學術領域裡，他的熱情和他的運用能力是這樣的傑出，以致人道主義者和神學家們一致投票認為他是當時最有學問的人。音樂吸引著他，他就是靠教音樂課才開始掙得菲薄的收入的。之後他寫了大量拉丁文的詩歌和散文。不久，解決當代問題的熱情又支配著他，那在他看來，比一個遙遠的古典的過去更為基本。如果我們把人道主義當作一個歷史現象，我們就會發現在其運動的早期，人道主義者把他們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古希臘和羅馬的著作上，而這現象僅僅只是持續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來到之間幾十年中一個短暫而光榮的開花期。就在這短暫的時光，年輕人尋求來一個複興、一個革新，認為那系統化的文化將會挽救世界。不久以後，甚至對於潛心經典學問的信徒們，對於他們這一代的領袖們來說，事情已很清楚了：他們已把那有價值的精力浪費在詳盡地闡述西塞羅和修昔的底斯的原文上去了，而其時，宗教革命已影響了上百萬人，並且如森林的野火那樣蹂躪了德國。在大學裡，關於舊教和新教的爭論比關於帕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還多，教授和學生們研究《聖經》而不讀羅馬法全書。在以後的日子裡，人們被政治的、國家的或社會的運動所吸引，因此，在十六世紀，歐洲所有的青年人有不可抗拒的渴望去思考和交談有關當時的宗教理想，去幫助這一偉大的運動。卡斯特利奧被同樣的熱情所支配，他個人的經驗為像他那樣一個人道氣質的人定下了基調。在里昂，他第一次看到把異端人物用火燒死，他的靈魂深處受到了震動：一方面是宗教法庭的殘酷，另一方面是被犧牲者的勇氣。從此之後，他決心為新的教義（對他來說必須包含極端的自由）而生活和鬥爭。
無需贅述，從這一時刻起，就是說當卡斯特利奧二十四歲時決定擁護宗教改革的事業起，他的生命就在危險之中了。當一個國家或一種制度用暴力壓迫思想自由時，在那些不能忍受暴力對良心勝利的人們面前只有三條道路。他們可以公開對抗那恐怖政治而成為烈士，這是路易斯·德·伯奎因和伊汀內·多萊特所選擇的勇敢的道路，那導致他們走向火刑柱。或者，希望在保持內在自由的同時又保全他們的生命。那些對政治現狀不滿的人在表面上可以屈服，卻把他們的私人意見隱瞞或者偽裝起來，那是伊拉茲馬斯和拉伯雷的方法。他們表面上同教會和國家保持和平，穿上小丑的彩衣、戴上傻子的帽子，靈巧地避開他們敵手的武器，同時從一個埋伏處射出毒箭，象奧德賽那樣用狡詐未欺騙那些殘暴的野獸。第三個對策是成為流亡者，努力把他享有的內在自由帶出國家（在國內，自由遭到了殘害和藐視），到一個自由能夠不受阻礙地繁榮的外國的土地去。卡斯特利奧正直但是柔順的禀性使他選擇了和平的道路。在一五四0年春季，就在看到幾個早期的新教烈士被燒死後，他離開里昂，成為一個傳教士，為新教做教育工作。
他首途到斯特拉斯堡，像大部分宗教流亡者一樣，是“為了加爾文”。由於加爾文在他《原理》的序文中，曾大膽地向法朗西斯一世挑戰，要求宗教寬容和允許信仰自由。雖然作者是一個非常年輕的人，卻被受到激勵的法國青年當作一個先驅和福音派教義的旗手。流亡者們象加爾文一樣被迫害，希望向加爾文學習怎樣更好地表達他們的要求；怎樣更明確地安排他們的道路，怎樣完成他們終身的事業。作為一個信徒，而且是一個熱誠的信徒（卡斯特利奧自己對於自由的熱誠使他把加爾文當作是精神自由的提倡者），卡斯特利奧急忙地到斯特拉斯堡訪問加爾文，在後者的妻子在城里為未來新教義的傳教上而造的招待所裡住了一星期。然而預期的親近未能立即開始，因為加爾文很快被召到沃爾姆斯和哈根那市行政會。這樣，在第一次會面，雙方都沒有得益。但不久就清楚了，卡斯特利奧給加爾文留下了相當深的印象。在後者被重新召回日內瓦不久，通過法里爾的推薦，毫無疑問也得到加爾文的完全同意，那年輕的法國或薩伏依公國的學者，受聘成了日內瓦學院的教師。卡斯特利奧被授予的職位是院長，兩個助理教師由他直接指導，還委託他到日內瓦郊區的溫多華教堂傳教。
卡斯特利奧證明他是值得信任的，他的教學活動獲得了了不起的成功。為了促進拉丁文學習，使之更有吸引力，卡斯特利奧用拉丁文和法文翻譯並重寫了《舊約》和《新約》最生動的段落。不久一本原先是為日內瓦年輕人編的《難題解答入門》的小冊子，成為世界上很有名氣的一本書，它在文學和教育學上的影響，只有伊拉茲馬斯的《談話》才能比擬，兒世紀來，小冊子一版再版，至少印了四十六版。通過此書，許多學生學到了經典拉丁文的要素。雖然在卡斯特利奧人道主義的努力中，小冊子不過是一個副產品，一個偶然的產品，但還是虧了這本書，使卡斯特利奧成為一個知名人物。
卡斯特利奧的抱負是比寫一本供小學生讀的、合適實用的小冊子更高的目標。他沒有把他的精力和學問浪費在那種小事上面，而放棄他所熟識的那種人道主義。那年輕的理想主義者目標高尚，他要重複並超出伊拉茲馬斯和路德崇高的事業。他決定至少要把全部《聖經》翻譯成拉丁文，然後再譯成法文。他自己的人民，法國的人民，將得到全部的真理，正像人道主義者和德國社會通過伊拉茲馬斯和路德創造的意志接受了全部的真理那樣。卡斯特利奧以獨特的堅韌和沈著的自信著手這巨大的工作。夕復一夕，他工作到深夜，雖然在白天他要為菲薄的收入而辛勞工作以養家活口。就這樣，他致力於實現他的計劃，對此，他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
但在一開頭，卡斯特利奧就遇到了決定性的對抗。一個日內瓦的書商答應印他的《聖經》拉丁文譯本的第一部分，但加爾文既是日內瓦心理上的和精神事務方面的獨裁者，又是日內瓦至高無上的獨裁者，在城牆範圍之內沒有他的“出版許可”不准印書。審查制度必然是獨裁統治的姊妹。
卡斯特利奧訪問了加爾文。這是一個神學家為得到他同僚的許可而叩另一個神學家的門。但是具有獨裁性格的人，總是只看到他們的權力意志很不痛快地成為這樣那樣獨立思想的人的諷刺對象。加爾文的直覺反應是不高興，他好不容易才沒有露出慍色。加爾文曾為一個親戚所譯的《聖經》法文譯本寫過序言，承認這個翻譯本有幾分象欽定的拉丁文《聖經》，即經官方合法批准的方言新教《聖經》。現在這個人何等“放肆”，競不承認經加爾文批准並且是它的共同作者的譯本是唯一欽定的法文譯本。卡斯特利奧實際上把它擱在一邊而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譯本。加爾文在給弗萊特的信中對那位資歷較淺者的冒失十分煩躁：“剛聽了塞巴斯蒂安荒謬的計劃，使我又好笑又好氣。三天之前他來看我，要求讓他翻譯的《新約》出版。”這冷酷的腔調表明加爾文對卡斯特利奧的競爭耿耿於懷。事實上，加爾文拒絕無條件地給卡斯特利奧“出版許可”。他提出了一個先決條件，即讓他先讀譯本，對他認為是出於私利的部分作出修改後才准予發給許可。
卡斯特利奧的性格毫不自負。他從來不像加爾文經常做的那樣，宣稱自己的意見是唯一正確的，他對事情的看法是沒有缺點和無可爭辯的。卡斯特利奧後來為這譯本所寫的序是科學和通情達理的範例。他坦率地承認他並不全部了解《聖經》的章節，因此提醒讀者不要過分相信他（卡斯特利奧）的譯本。 《聖經》是一部晦澀難解的書，充滿了矛盾。這新譯本的作者所能提供的，不過是一種解釋，而不是毫無疑義的實事。
但是，雖然卡斯特利奧能用謙遜的態度仔細思考他自己的工作，他仍把個人獨立看作無價之寶。他知道，作為一個希伯萊語言學家、一個希臘語言學家、一個有學問的人，他並不遜於加爾文，因而他必然把這玄虛的檢查制度、以及根據獨裁的要求去加工“提高”看作是背離。在一個自由的共和國里，學者與學者，神學家與神學家應當平起平坐，他不想作為學生屈居在加爾文之下，或者允許他的著作象學校教師批改練習簿那樣地被藍鉛筆刪改。他希望找一條擺脫窘境的路，而不開罪於他非常尊敬的加爾文。他願意在加爾文認為合適的任何時間，去為他朗讀原稿，並宣稱，他準備盡一切可能從加爾文的忠告和建議中得益。但是，像我已經說過的那樣，加爾文反對協商或妥協。他不提建議，只是命令。他直截了當地拒絕了卡斯特利奧的建議。 “我告訴他即使答應給我一百個克朗，我也決不准備保證定一個時間同他進行討論，那可能光為一個單詞就得化兩小時去爭論。因此，他在受辱後離去。”
第一次交鋒開始了。加爾文認識到卡斯特利奧在精神和宗教事實上不會不置一辭而屈服。在裝模作樣的禮節後面，他意識到這一具獨立思想的人是一切獨裁永無休止的敵手。從這一刻起，加爾文決定要抓住第一個機會趕走那隻為自己的良心服務而不服從別人命令的人。如果可能，必須將卡斯特利奧驅逐出日內瓦。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加爾文無需等很久了。卡斯特利奧家累重，學院付給的菲薄的薪水，老是不夠開支，他渴望得到一項合適而收入較高的“上帝旨意傳道者”的位置。打從他逃離里昂那一夭起，他的主要的目標便是成為《聖經》教義的僕人和辯護士。在溫多華教堂傳道的幾個月裡，這位卓越的神學家沒有遭到過非難。在日內瓦，沒有任何人能夠提出比任命卡斯特利奧為新教傳教士的成員更合理的主張了。實際上，任命卡斯特利奧得到了城市當局的支持。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們通過一項一致同意的決議，大意是：“由於塞巴斯蒂安是一位有學問的人，非常適合作為教會的僕人，我們特此明令聘用。”
但城市當局沒有把加爾文考慮在內。不是嗎？沒有把此事提交給最高一級的傳教士，他們就大膽任用卡斯特利奧這樣一個具有獨立思想的人，這不會給加爾文添麻煩嗎？鑑於這次任命了一個傳教士為宗教法庭的成員更是如此。加爾文立即反對，在給法里爾的信裡，他以陰險的語言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有重要的理由反對這一任命。對市行政會，我只暗示了這些理由，而沒有公開地進行解釋。與此同時，為了防止誤解，我注意不攻訐他的名譽，希望保護他。”
當我們讀到這些陰險和神秘的話時，疑團在頭腦裡油然而生。我們怎麼能不那麼想：卡斯特利奧一定有什麼隱私；這個人犯過什麼錯誤，不配做一個高貴的傳教士；加爾文一定知道他的某些污點，但為了“保護”卡斯特利奧，希望用基督教仁慈的幕布將其隱瞞的罪行呢？他穿越邊境時受了賄？他同蕩婦姘居了，在迄今為止仍一無疵暇的名譽後面又有什麼隱私呢，顯然，加爾文通過散佈模棱兩可的懷疑空氣迫使卡斯特利奧投降。對一個人的名譽來說，沒有再比用“保護”這樣一個模棱兩可的詞更為糟糕的了。
然而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不希望被“保護”。他的良心潔白無暇。當獲悉他爭取得到任命的努力失敗後，他就把事情抖了出來。他堅持加爾文必須在市行政會面前公開宣布拒絕任命他（卡斯特利奧）為傳教士的原因。現在加爾文被迫攤牌，他必須宣布卡斯特利奧神秘的罪行是什麼才行。有了，這一罪行加爾文曾經那樣巧妙地秘而不宣。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在卡斯特利奧所翻譯的《聖經》譯文中，有兩段和加爾文的有些不同。首先是卡斯特利奧曾宣稱所羅門的歌不是神聖的而是一首不聖潔的詩，書拉密的讚美詩是世俗情詩的一部分：她的兩乳“好像一對小鹿就是母乳雙生的”，這完全不是一種給宗教以榮耀的引喻。第二個偏離同樣屬於細枝末節：卡斯特利奧對耶穌降入地獄的解釋和加爾文見解有所不同。
看來“寬宏大量地加以隱瞞”的卡斯特利奧的罪行是那樣的無關宏旨，而卡斯特利奧就是因為這一罪行而被拒絕任命為傳教士的。但這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因為對加爾文這樣的人來說，在教義領域內並沒有什麼無關宏旨的事情。由於在教會中已建立起至高無上的、由他獨攬大權的統一體，以他的刻板的氣質而言，一個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偏離，其危險的程度，不比一個嚴重的錯誤為輕。在加爾文用始終如一的路線建立起來的邏輯大廈裡，每一石塊、每一小碎片，一定要整齊地安在一定的位置上。這正像在政治生活中，在習慣法和法律方面，同樣地也在宗教圈子裡，原則上加爾文反對任何一種自由一樣。如果他的教會要繼續存在下去，一定要從基層直到最高領導階層都保持獨裁統治。在他的自治城裡絕不允許任何人拒絕承認他至高無上的領導，或對自由抱有熱望。
因此，市政會傳令卡斯特利奧和加爾文進行公開辯論並在會上提出各自意見的文件證明，此舉是白操了心。我不能老是重複說，加爾文只希望教育別人，從來不願開會讓別人教育他。他拒絕同任何人討論事情，他只下命令。在他第一次為這事情發言時，他要求卡斯特利奧要“回到我們的思路上來”，警告他不要“相信他自己的判斷”，而與教會的基本實體相對抗。卡斯特利奧和加爾文一樣忠實於信念。對卡斯特利奧來說，良心上的自由是人類至高無上的精神上的善。為了這自由，他準備付出任何世俗的代價，他知道他只要在這兩項無關宏旨的問題上智勝了加爾文，在宗教法庭上他就十分有利。
卡斯特利奧以不屈不撓的獨立精神答复說，沒有什麼可以誘使他作出無法履行的允諾，因為這一允諾會使他作出無視良心的行為來。因此，讓卡斯特利奧和加爾文公開進行一次辯論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在非常的時刻，這兩個在宗教事務上要求完全自由的人物發現，他們各自代表的自由宗教改革和正統宗教改革就要撞車了。在和卡斯特利奧進行了一場聾子對話式的爭執以後，加爾文在一篇文章中為自己辯護說：“就我們的對話，我能作出的判斷是，他對我的成見如此之深，以致於我難以相信，我們能夠互相了解。”
卡斯特利奧對加爾文有什麼成見呢？加爾文披露說：“塞巴斯蒂安總以為我渴望統治。”說實在的，沒有比實際情況更扼要更清楚的了。兩年來，卡斯特利奧所知道只不過是別人所早已知道了的，那就是說，由於加爾文暴虐的衝動，在日內瓦只容得一個人的意見，即他自己的意見；就是說，除了貝齊之類的追隨者外，沒有人能夠在他精神影響的圈子裡生活並準備在教義的每一方面都讓加爾文領導。現在卡斯特利奧再也不能呼吸這樣窒息的空氣，不能忍受這樣的精神高壓統治了。他從法國流亡，躲避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不是為了讓自己服從於一個新的基督教的控制和監督；他拋棄古老的教條，不是為了成為一個新教條的奴隸。加爾文把福音書當作僵硬的、系統化的合法法典，而對卡斯特利奧來說，耶穌是人類中最有人性的，是倫理學上的一個典範，每一基督教信徒應根據自己的方法予以仿效，並用理性之光謙卑地加以闡明，這絕不意味著：某人提出的某種新的解釋，就是獨家掌握的真理。卡斯特利奧只能憤慨地註意到，日內瓦的那群傳教士以傲慢的自信譯述上帝的旨意，就好像他們只懂這樣的語言似的。卡斯特利奧被那些人如此固執已見、如此驕橫，並繼續不斷地堅持他們的召喚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所有其他的人則是可憐的罪人的說法所激怒。在一次公開的會議上，他對他們的意見作出評論：“在所有事情上，均批准自己為上帝的代理人，並樂此不疲。”卡斯特利奧站起來請求“上帝的使者們”遵守這樣一個檢討的結果，不要審問、懲罰、謀殺那些和他們意見不同的人。不幸的是，我們只能通過加爾文所編輯的一本評論集來猜測卡斯特利奧的原話，而加爾文是只要竄改原話能佔敵手的上風，就毫不遲疑地會這樣去做的，他甚至不借篡改聖書。但即使從加爾文抱有偏見的描述中，我們仍能推斷出，卡斯特利奧曾公開聲明說，每一個人，包括他自己在內，都難免要犯錯誤：“保羅是上帝的一個僕人，而我們只為我們自己服務。保羅是有耐心的，而我們極端缺乏耐心。別人不公平地折磨保羅，而我們迫害無辜。”
加爾文出席了這次會議，看來卡斯特利奧的猛烈攻擊使他大為驚詫。如果他是一個像路德那樣激動和自信的愛爭論的人，他會迅即作出猛烈的口答；而像伊拉茲馬斯這樣的人道主義者，則很可能會進行學術上的爭辯，當然不會太激動。但加爾文是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一個有策略和講實際的人：一個知道怎樣克制自己的人。他能注意到卡斯特利奧的發言對那些出席會議的人有何等強烈的印象，意識到在當時進行反擊是不合適的。因此他不反駁，只把薄嘴唇閉得更緊。 “當時我保持平靜”，當為他出奇的自我克制解嘲時，他說：“我只是為了避免在許多外面人的面前，開始一場激烈的討論。”
後來他在比較親近的圈子裡說了些什麼？他會謙細地、人對人、觀點對觀點地敘述他和卡斯特利奧的不同嗎？他會把卡斯特利奧傳到宗教法庭，向他的敵手提出挑戰，用有姓名有事實的文件加以全面的控告嗎？全然不會。在政治事務上加爾文從來不願走直路。對於他來說，敵對批評的每一嚐試都代表了比神學上的意見分歧更大的事。這是對國家的一項罪行，構成了犯罪。現在，必須要以世俗的武力來對付犯罪了。卡斯特利奧並沒有被傳到宗教法庭，而是被傳到世俗的權威之前。一件道德上的爭執變成了懲戒性的程序。在提交給日內瓦市行政會的控告中，加爾文寫道：“卡斯特利奧破壞牧師的威望。”
市行政會不願意考慮這一問題。傳教士們不愛吵架，我們不能不認為世俗當局對宗教法庭篡權一事是不安的。委員們把決議拖延了一段時間，最後的判決模棱兩可。卡斯特利奧受到訓斥但未處分、未被除名。但提名他為溫多華傳教士的活動在另行通知之前暫行停止。
這樣一個不冷不熱的懲戒，有人可能認為足以使卡斯特利奧滿足了。但他另有主意。這一事件只不過加強了他先前的想法：在像加爾文那樣的一個暴君的獨裁統治之下，日內瓦就不會有自由精神。因此他請求市行政會解除他的職務。他通過第一次嘗試使用力量和研究他敵手的策略學到了足夠多的東西。他知道政治黨徒用專橫對待真理，他們想使真理為他們的政策服務。卡斯特利奧清楚地預見到，他坦率、果斷地拒絕高位顯職，只能使他的敵人散佈流言蜚語，說卡斯特利奧失去官職的原因是由於某種不端的行為。因此，在離開日內瓦之前，卡斯特利奧請求得到一份有關這事件的書面報告，加爾文別無選擇只好在報告上簽名。這份報告現仍存巴塞爾圖書館國家文件檔案中。在那兒，我們讀到之所以拒絕任命卡斯特利奧為傳教士，僅僅只是因為兩項無關宏旨的神學上的分歧。報告最後部分的原文如下：“沒有人可對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離職的原因妄加猜測，我們全體宣布他是自願辭去學院院長職務的。直到最後，他是如此圓滿地完成了職責，我們認為他值得成為我們傳教士的一員。即使最後的人事安排並非如此，這也並不是因為我們發現卡斯特利奧有任何不端行為，而僅僅是為了上述原因。”
加爾文當然還是得到了勝利——從日內瓦勾銷了那唯一能站出來反對他的人。但毋庸置疑，這勝利是付出極大代價才得到的。卡斯特利奧極孚人望，許多人把他的離去當作本城的一大損失。公眾的輿論認為，“加爾文大大冤枉了卡斯特利奧老爺”。整個人道主義者世界普遍認為：加爾文在日內瓦誰也不容，只容得對他的所有意見唯唯諾諾的人。二百年以後，服爾泰把對卡斯特利奧的鎮壓作為證明加爾文內心思想態度的決定性的證據：“我們能夠根據卡斯特利奧揭露加爾文迫害的實例中衡量這專制暴君的惡毒——雖然卡斯特利奧是遠比加爾文偉大的學者。是加爾文的妒忌把他逐出了日內瓦。”
加爾文的本性對批評過份敏感。他很快就認識到民意是反對他的，普遍認為他應對卡斯特利奧的下台負責。他剛達到了他的目的，成功地把那唯一具獨立思想的人直接逐出了日內瓦，就意識到自己得為卡斯特利奧目前的貧困和苦難負責，他因此感到不安。實際上，卡斯特利奧的離職決定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作出的。作為加爾文（從政治上說起來，此人是瑞士最強有力的新教徒）的對手，卡斯特利奧不可能指望很快就接到改革教會的另行任命。他魯莽的離職決定，使他處於赤貧狀態。這一曾任日內瓦宗教改革學院院長的人被迫為乞討口糧挨戶奔走。加爾文是夠聰明的，他意識到當一個被擊敗的對手明顯地處於貧困狀態時就會鋌而走險。現在卡斯特利奧已不再在他旁邊使他惱火了，因此，加爾文想為那被追獵的人留一條退路。在這個時候，他想必花了很多的時間，一封信接一封信地為自己開脫。他稱為了替卡斯特利奧那個窮小子謀一個合適的職位，他找了許許多多的麻煩。 （卡斯特利奧為什麼窮苦，那還不是加爾文的過錯？）“我希望能從什麼地方借到一筆足夠的貸款，我將盡一切力量助成此事。”但卡斯特利奧不像加爾文所希望的那樣保持沉默。他告訴所有的人，由於加爾文的專橫跋扈，他被迫離開了日內瓦。這就觸到了加爾文的痛處。因為加爾文從來不公開承認他自己是一個獨裁者，他總是形容他自己是一個謙卑恭順地完成人們分派給他困難工作的人。
加爾文寫信給他朋友們時的口氣很快就變了，他不復同情卡斯特利奧了。 “如果你知道這情況就好了，”他寫信給人說：“這雜種狗（我指的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衝著我狂吠亂叫。他稱他是被我的專制暴虐逐出公職的，他稱我希望做一個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在幾個月之內，就是這樣一個被加爾文形容為夠得上擔任上帝僕人神聖職務的人，成了一隻“野獸”，一條“雜種狗”——這只不過因為卡斯特利奧寧願受極端的貧窮，也不願出賣自己，不願因為贈予牧師的傣祿而緘口。
這一英勇地受窮、自願受難的行為，在卡斯特利奧同時代的人中間引起了敬佩。蒙田說過，象卡斯特利奧這樣做過那麼多好事的人，會落在那萬惡的時代裡，實是可嘆。那法國隨筆作家接著說，有很多人如果及時知道卡斯特利奧匱乏的話，毫無問題，他們會樂於幫助他的。蒙田太自信了。沒有人對卡斯特利奧最低限度的需求，幫過一點忙。年復一年，這一被逐出職位的人，得不到與他的卓越的學澗道德相配的位置。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一所大學光顧過他，沒有向他提供過一個傳教士的職位。因為，在政治上瑞士各城市對加爾文的依賴已如此之大，以致於沒有一個人敢冒風險而向日內瓦獨裁者的對手假以援手。無論如何，這個被追獵的人仍可在巴塞爾的奧伯林印刷所當一個低級校對員以掙得菲薄的收入，可是這職業並不是正式的，不足以養活妻子和孩子們，也不足以養活他自己。為了扶養一群贍養者（數目是六或八人），卡斯特利奧加班當私人教師。多年的匱乏使他心力交瘁。他不得不忍受著這一切，直到最後，巴塞爾大學給予這一有百科全書之稱的人一個希臘文讀經人的位置。但這一讀經的位置，榮譽性質大於掙錢，遠遠不能使卡斯特利奧從無休止的苦役中解放出來。年復一年，生命延續著，這偉大的學者（很多人視他為當時最偉大的學者）得做僱工的活，他在巴塞爾郊區用手鏟土。因為他的日常工作，不足以糊口。卡斯特利奧終夜兀坐校樣：為別人的文章潤色，翻譯多種外文資料。我們計算了一下，他為巴塞爾印書商從希臘文、希伯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翻譯過數千頁的資料，這一切僅僅是為了掙得每天的麵包。
由於這些年的去職，他衰弱的、過分敏感的身體被搞壞了。但他獨立的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從來沒有被削弱過。因為在艱苦的勞動中，卡斯特利奧從來沒有忘記他真正的任務。他不屈不撓地繼續他終身的事業：把《聖經》翻譯成拉丁文和法文。一有空暇，他就組織爭辯，寫評論文章，交換意見。他沒有一天、沒有一夜不堅持艱苦的工作。他從來不知道旅遊的歡樂、消遣的歡欣，甚至不知道名譽、財富等世俗的報酬。他寧願接受無休止貧困的苦味，寧願喪失睡眠的機會，也不願對他的良心不忠實。這樣，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精神英雄的燦爛的典範。這個人，雖然沒有被世界看到，雖然在黑暗中被遺忘，但仍然為了他視作神聖而又神聖的享業——言論的不可侵犯，意志的不可破壞而鬥爭。
卡斯特利奧和加爾文之間的決鬥還沒有開始。但兩個人、兩種思想已互相對峙著。每一方都認為對方是不妥協的敵手。他們不能在同一城市、同一精神領域共同生活一天。雖然實際上他們是分開的，一在巴塞爾，一在日內瓦，但他們彼此密切地註意著：卡斯特利奧沒有忘記加爾文，加爾文也沒有忘記卡斯特利奧。他們彼此緘口不言，但那隻是暫時的等待，等待說出那決定性的話。這樣的對立，要比僅僅意見不同更進一步。那是一種哲學同另一種哲學的根本結仇，永遠不能達成協議；在獨裁統治的陰影之下，是永遠不可能有自由自在的精神自主的，而對一個獨裁統治來說，只要在它勢力範圍內有一種獨立思想，它就永遠不能無憂無慮和充滿自信。當然從潛在的緊張到激化，還需要一些特殊的原因。直到加爾文燃起火把，燒死了塞維特斯。卡斯特利奧現在是骨鯁在喉一吐為快了。只有當加爾文向每一個精神是自由的人宣戰時，卡斯特利奧才以良心自由的名義，宣布對加爾文作生死的搏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