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兩極相通
度過動亂騷動的年代，雨過天晴，苦盡甘來。經歷了各種戰爭的創傷，不幸即止，和平將來。但在這服喪期中，有人痛苦，亦有人哀。
——瑪格麗特，達·奧特麗區的歌曲
看來鬥爭已過去了。加爾文除掉了卡斯特利奧，擺脫了這唯一具有傑出智慧的敵手，同時，也使得他的在日內瓦的政敵們鉗口結舌。這位獨裁者就可以沒有阻礙地發展他的政策。獨裁者們一旦克服了早期不可避免的危機以後，往往認為自己的地位可以鞏固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正像人的機體一樣，經過一段時間不舒服以後，就適應了新的物質環境。因此，國家同樣能適應新的統治方法。那老一代人經常痛苦地把現存政權的暴力和他們記憶中很久以前較為好過的日子進行比較，過了一陣子，他們都死去了。青年一代人沒有那樣的回憶，在他們認為當然的新的傳統中成長。在一代的過程中，他們被一種思想決定性地限制著。這樣，經過二十年加爾文的僧侶政治，產生了這樣的情況：獨裁者的新十誡，從神學概念發展到形成實體。客觀他說，我們得承認這位組織者非凡的能力，他深思熟慮，從一開始取得勝利以後，便著手工作，使他的體系漸漸發展成為世界範圍的，他建立了鋼鐵般的秩序而使日內瓦成為行為方面的典範。宗教改革的成員們從西方世界各地到“新教的羅馬”朝聖，他們對如此可欽佩的神學統治樣板讚美不已。姑且承認，僵死的教規和斯巴達式的堅韌業已建立並推向全面，即使它的代價是單調代替了生氣勃勃和多樣化，毋庸置疑的精確代替了快樂也罷。但是，作為回報，教育在人文科學中被提高到一個合適的地位。學校、大學和福利機構辦得無與倫比；科學也得到了精心的栽培。隨著學院的創建，加爾文不僅帶來了第一個新教文化中心，同時也建立了一個類似“耶穌會”（由他以前的學生洛約拉創辦）的團體，實行同樣的邏輯教規，同樣的鋼鐵意志。教士們和神學家們用第一流的神學武器裝備著，日內瓦派遣他們到各地傳播加爾文教義。這位大師早就下定決心，他的權威和他的教誨不能僅僅限於這一瑞士城市內。他的權力欲迫使他把統治遍及大陸海洋。他希望歐洲，不，希望世界會接受他極權主義的製度。蘇格蘭已在他的掌握之下，那多虧了他的使者約翰·諾克斯；荷蘭、斯堪的納維亞、丹麥以及德國的一部分已經滲透了清教徒精神；在法國，胡格教派正集會以作決定性的一擊。如果時來運轉，《原理》可能成為全球的基本原則，而加爾文主義可能成為西方文明世界思想和行為的唯一方法。
這樣一個勝利勢必決定性地改變歐洲的文化，表明在加爾文主義的印記所到之處很快就成為至高無上。日內瓦教會所及之處，它都有力量加強它所渴望的道德上的和宗教上的獨裁統治（即便這種統治是短暫的也罷），一個特殊的印記就打在國家的生活之上。公民們或臣民們樂於“純潔無暇地”執行他們道德上的和宗教上的義務；情慾和自由意志被馴服歸化，直至被控制得井井有條；生命呈現陰鬱單調的色彩。一個堅強的性格是那樣有效地使自己在一個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成為不朽，直到今日，在那些加爾文主義曾佔優勢的城市裡，過客在大街上還能認出它持久的影響，諸如表現在舉止方面的克制，在衣飾上的不修邊幅，行為上的不拘小節，以至在建築風格方面的莊重。加爾文主義煞費苦心，在影響所及之處，抑制個人主義衝動的要求。加強對權力的控制，使每個人成為典型的好僕人，成為持久從屬於社會的人———言蔽之，成為最正式、最理想、最完美無暇的中產階級典型的一員。這樣斷言是有相當道理的，因為沒有其它的因素能像加爾文主義那樣有力地推進促成產業主義成功的絕對服從要素。因為加爾文主義對青年反复灌輸是諸如宗教責任，毫不遲疑地接受平均思想和機械化。切忽忘記，一個國家總是通過決心組織其臣民才能增強其軍事力量的，那些艱苦卓絕、堅韌頑強的航海家和殖民主義者們，先是荷蘭人，接著是英國人，征服並開拓新大陸的，主要都是清教徒出身。這些世代的清教徒幫助塑造了北美洲的特性，因此，美國和加拿大的巨大成功應主要歸功於從畢伽來的教條主義傳教士們教育的影響。
毫無疑問，在今天，一九三六年（四百年前，伊拉茲馬斯逝世；日內瓦決定全部按照福音和上帝的旨意生活；加爾文第一次蒞臨日內瓦），值得我們慶幸的是那著名的“教規”並未以其最犀利的形式在新教的全歐洲成功地建立起來。由於仇視美、快樂以及生命本身，加爾文主義者對光輝浩瀚的生命和藝術上豪華的揮霍大發脾氣。他們的製度苛刻而有秩序，對創造性的表演設置禁令，對彩色的火焰覆以柩衣。在文明史上，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歐也曾被如此統治過。正如在以後的幾世紀中他們在日內瓦閹割藝術；正如他們控制英國後迅即把精神世界上最美麗的花朵——莎士比亞劇院踐踏在地；正如他們清除了教會裡的圖畫和雕塑藝術，以反复灌輸對上帝的敬畏作為人間歡樂的代替品。就這樣，在整個歐洲，他們規定：熱情只在以一種虔誠的形式，把人類引向上帝時才能予以寬容。其它的熱情表現形式是作為反對他們對摩西律的說明而必須嚴加譴責的，如果他們達到了目的，這世界將變得何等的稀奇古怪。歐洲精神會經歷衰退，會自行滿足於神學上的無益而瑣細的分析，再也不會有永無止境的自身發展和轉變了。因為，如不用自由和快樂施肥，世界就會變得貧瘠不毛、毫無創造，而生命，如被嚴肅的製度束縛，就會變成凍僵的死屍。
值得慶幸的是，正如非斯巴達的希臘人不會向斯巴達式的嚴厲就範一樣，歐洲不允許其本身教規化、清教徒化、“日內瓦化”。僵化的加爾文主義只在歐洲的一小部分取得勝利，而且，即使在那兒也很快地讓出了位置。加爾文的神權統治不能長期強加於任何國家，當獨裁者一死，頑強的現實就把他要實行的毫不寬容的“教規”緩和下來。到最後，事實證明，溫暖的情感比抽象的教條更有力，生命的汁液透過了強加的鐐銬，衝破了所有的束縛，緩和了所有的嚴酷。正像一塊肌肉不能無限期地處在緊張狀態，或者一種激情經常持續地白熱化一樣，在精神領域內的獨裁統治不能永遠保持它無情的激進主義。它甚至很少能持續到一代以上。
這樣，加爾文的不寬容教規可能比所希望的更快地緩和下來。很少有在一個世紀流逝以後，一種教義會和它開始傳播時完全一樣。如果我們認為後來的加爾文主義等同於加爾文的加爾文主義，我們就會犯嚴重的錯誤。毫無疑問，即使在讓·約克·盧梭時代，日內瓦人仍忙於爭論，究竟是否應該禁止戲院，而且他們自問“美術、究竟是表示人類的進步還是人類的罪惡——而在這以前很久，加爾文主義粗糙的棱角就已經磨光，對上帝旨意僵死的說明已按人類的需求予以改寫。進化的潮流為了本身神秘的目的知道怎樣去約束它的創造物。永恆的進步從每一種制度那裡所接受的僅僅是合乎需要的部分，而將限制自己的都拋棄掉，就像我們扔掉水果皮一樣。人類在實現其偉大的計劃中，獨裁者們不過是暫時的力量。那些把生命的格調禁錮在機械反應範圍內的願望，只能在短期內能達到目的，因為，接著生命就會導向一個比較有力的出口。就這樣，通過奇妙的修改，加爾文主義卻由於其要阻礙個人自由的狂熱決心，產生了政治自由的思想。荷蘭、克倫威爾統治的英國和美國，這三國是近代自由主義的雛型，給國家的自由和民主思想帶來寬廣的視野。近代最重要的一份文件，美國獨立宣言，就是由清教徒精神所產生，而這一宣言反過來又對法國人權宣言的形成施加了決定性的影響。兩極相通是最奇特的轉化的景象。最徹底地浸透了不寬容的國土，成為歐洲寬容的中心。正是那些加爾文宗教統治過的地方，卡斯特利奧的理想後來實現了。那日內瓦城，加爾文曾在那裡燒死過塞維特斯（因為那西班牙人膽敢同獨裁者持不同的意見），在一定的時候卻成為那時還活著的反基督者服爾泰——“上帝之敵”的避難所。這一“反基督者”是被加爾文的繼承者，聖皮挨爾大教堂的傳教士們恭敬地邀去訪問的。他們毫不遲疑地同這一無神論者進行哲學上的討論。此外，還是荷蘭，那些在地球上除此地外找不到棲息處的人們，笛卡爾和斯賓諾莎著書把人類從教會主義和傳統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不侈談奇蹟的芮農，則宣稱讓僵化的新教徒們去推進理性主義者的啟蒙運動乃是奇蹟。但他們確實那麼做了。那些在其它國土上由於信仰和觀點而受到迫害的，都逃到加爾文主義的蔭影下尋求保護。兩極相通了。卡斯特利奧和加爾文死後兩個世紀，前者的要求和後者的要求：一方面是兄弟般的寬容，另一方面是宗教，肩並肩地、和平地在荷蘭、英國和美國共處。
卡斯特利奧的理想，和加爾文的理想，比它們的創造人活得更久。當一個人死亡時，看來可能有一個短暫的空白——死者的言行昇華為空虛，可能在幾十年內都處在沉默之中，就好像地球成了死者的棺材似的。沒有人私下低語卡斯特利奧的名字；他的朋友們或死或消失；他所發表過的極少的著作逐漸變得不可得；沒人敢印他未發表過的作品。可以想像，他戰鬥過的戰場，他生活過的生命都化為烏有。但歷史以不可思議的路徑移動著。他的敵手顯然的絕對勝利促成了卡斯特利奧的複活。加爾文主義在荷蘭的勝利太徹底了。由狂熱的教派錘煉出來的傳教士們以為在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理應比加爾文更嚴厲。然而不久，在這些頑固的人中間（他們曾經成功地反對那些自稱有權統治舊世界和新世界的人），對抗又重起。荷蘭人不能容忍他們新近得到的政治自由被在良心領域內的教條高壓統治所撲滅。有些教士開始抗議（後來稱他們為“抗辯者”），反對加爾文主義極權主義的要求。在他們尋求精神上的武器反對不留情的正統觀念時，他們忽然想起了一位先行者。他幾乎已成為傳奇人物，庫恩赫茨和其他自由派新教徒發掘出了卡斯特利奧的著作。從一六0三年起，開始重印著作的原版和荷蘭文翻譯本。它們獲得了普遍的注意並引起了讀者日益增長的欽佩。
很顯然，卡斯特利奧宗教寬容的理想沒有在墳墓中腐爛，在寒冬之後它活了下來，現在以嶄新的活力開出了花朵。熱中於宗教寬容者並不滿足於重印大師的著作，他們還遣使到巴塞爾把遺留下來的手稿弄到手。這些著作被帶回荷蘭，出版了原著和翻譯本。這樣，在卡斯特利奧死後半個世紀，荷蘭豪達出版了他的選集：（一六一二年）。復活了的卡斯特利奧隨即成為爭議的中心，並第一次有了一大堆信徒。他的影響傳播甚廣，雖然幾乎是非個人的和隱姓埋名的。卡斯特利奧的思想在他人的著作和鬥爭中重新生活。著名的阿明尼阿斯教派主要是以他的著作中的論點來支持和擁護自由改革的新教主義的。當一個再洗禮教徒在庫爾以異端的罪名受審時，甘特納，瑞士格里鬆地方的一位傳教士極力為被告辯護，並在出庭時手持“馬丁努斯·比利斯”的書。非常有可能（雖然這假設缺乏文獻證明），笛卡爾和斯賓諾莎曾直接受到卡斯特利奧思想的影響，因為卡斯特利奧的著作在荷蘭現在幾乎已家喻戶曉了。不管事情可能怎麼樣，宗教寬容的事業已不單獨被知識分子和人道主義者所支持，它逐漸地成為低地國家全體人民的事業，他們都已倦於神學上的爭論和宗教上的兄弟鬩牆之戰。在烏得勒支和約上，寬容的思想成為管理國家事務的武器，它強有力地把抽象化的領域具體化，並紮根在堅實的地球上。卡斯特利奧曾向紅衣主教們熱誠地呼籲，要求他們尊重別人的觀點，現在自由了的人民都聽到了，並體現在他們的法律之中。從這第一塊土地（它將成為世界的領土）起，寬容的理想開始征服每一綱領每一觀點。一個國家緊接著一個國家接受了卡斯特利奧的啟示，譴責對宗教和哲學思想的迫害。在法國革命中，個人的權利最終得到了保證。法國革命宣稱，人是生來自由和平等的，他們有權表示自己的意見，聲明他們的信仰不受限制。到了下一世紀，十九世紀，這個過程更加速了。自由的概念——民族自由、個人自由、思想自由，終於被文明思想作為不可剝奪的準則所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