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大號口頭禪，如民主、平等、權利、義務等之中，“自由”像是更常在嘴邊；可是意義最難定，因而問題也就最複雜。比如說。小兩口，星期日，女的想一同到市場買點東西，男的說不成，因為與一位女同事約定去遊某名勝，女的生氣，吵鬧，男的有名火起，大喊“這是我的自由，我偏要去”，就事論事，這裡提出兩個依淺深次序排列的問題：一，男的有沒有這種自由？二，有或沒有，理由是什麼？我看，答復大概只能是清官難斷家務事，裝作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難答，原因就來自與“自由”相關的問題太複雜。以下想探索一下這複雜的各個方面。
先談個最難，我們有力想到而無力對付的，是哲理方面的“意志自由”問題。所謂意志自由，舊說法是“我欲仁，仁斯至矣”，新說法是，在兩種行為之中，比如一惡一善，我們的意誌有能力舍惡而取善。我們的覺知承認有這種自由，總的說，是我們的絕大多數活動（少數，如作夢，我們無力選擇），是我們想這樣（二者之中或多種之中擇一）才變為行動的二以這種覺知為根據，我們才能夠樹立一整套道德系統和法律系統。比如一個人騙了朋友，我們鄙視他，這在理論上是設想他可以不騙。法律範圍內就更加明顯，一個人殺了人，法院要判他刊，這在理論上也是設想他可以不殺。因為他有自主能力不做壞事，所以做了壞事要“自己負責”。負責，深追，是建基幹哲理方面的意志自由上的。這就是，人怎麼想就“可以”怎麼做。如果事實真是這樣，很開心口開心事小，大事是我們就可以並且應該希聖希賢；間或反其道而行，輕則可以斥責，重則可以處罰。總之，我們就有了奔頭兒，樂觀，向上。不幸的是，與這種覺知並存的還有因果規律的信仰，或簡直說是科學知識。依照這種知識，不只我們，而是我們的世界，大大小小部分，都在因果的鎖鏈之中，沒有無因之果，換句話說，那就所有的果都成為必然的。若然，意志自由的自由放在哪裡呢？以古語為例，“仁斯至矣”是必然的，“我欲仁”呢？如果也是，那就它也是前因之果，意志自由的自由就成為幻想口而如果竟是這樣，“個人負責”就失掉基礎，因為做者本人沒有改變因果的能力。於是我們落在兩難的困境中：偏向意志自由，因果規律就有了例外，有例外還能成為規律嗎？偏向因果規律，道德和法律就架了空，甚至生活就不再有奔頭兒。如何從夾縫中闖出一條路？理論上大概不可能。於是我們不能不退讓，用不求甚解法：種瓜時相信因果規律，以便得瓜；坐餐館看菜譜時相信意志自由，我要紅燒鯉魚，廚師就紅燒而不糖醋。意志自由問題就是這樣有理說不清。不可能的事糾纏也沒什麼好處，所以知道有那麼回事之後，只好離開哲理，談常識的自由。
常識的自由是指不受“來則不舒適（身體的，心情的）而可以避免的種種”拘束。先說可以避免，這就把大量的不可避免的拘束清除出去。這大量的拘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來於自然，如挾泰山以超北海，自然限定我們沒有這樣大的力量，這也是拘束，但我們並不覺得這是拘束，也就不會要求有這樣的自由。另一類來於成文或不成文的社會契約（用盧梭語），比如上市買五元一斤的鯉魚，一條重二斤，須付十元，這也是拘束，可是不會覺得這是拘束，因為想群體能夠安定地活下去，非有這類拘束不可。再說另一個條件，來則不舒適。我們活，要動，每天有大量的動，或此或彼，無所謂，也就不會引來不舒適，因而也就說不上自由或不自由。也舉個例，夫妻對坐吃早點，一人一個煮雞蛋，夫想先磕破小頭，妻說先磕大頭好，夫從命，沒有像《格里弗遊記》那樣引起兩國間的戰爭，就夫說這是小拘束，可是不會引來不舒適，也就不會覺得這是不自由。以上是根據定義，把大量的不合定義的清除出去，剩下合於定義的還有多少呢？還是問題很複雜。仍以家常生活為例，夫是吸煙的癮君子，妻反對，依時風，夫不能不服從，就夫說這是拘束，受，不舒適，而且看看世態，可以避免，能不能說是不自由？理難講，只好依靠常識。常識會說這是雞毛蒜皮的小事，而且出自好心，就算是拘束吧，也不能戴這樣的大帽子。這就又須清除出去了大批，小而於己也許有利，因而應該承受的。分析到此，我們就會發現，想由定義或理方面講清楚什麼是自由和不自由，不容易；不得已，只好避難就易，從常識，從習慣，看看所謂自由和不自由，通常是指什麼。這有大號的，如專制時代，手揭竿而起，口說不擁戴坐在寶座上的人，不許，這是自由問題；有中號的，如太平天國時代，金陵設男館女館，青年夫婦要分居，治下的人民，晨昏要禮拜天父天兄，不得違抗，這也是自由問題；有小號的，如室內要懸某某像，室外遊行，要從眾呼萬歲，不得違抗，這也是自由間題。依這樣的習慣，所謂不自由，範圍就縮小了，性質就單純了，一般是指來自有大力的上，具強制性，不從有危險，從則相當難忍的。
因為難忍，所以要努力爭取自由，驅除不自由。何以難忍？記不清是不是李笠翁的書上說的，某僕人受主人懲治，夏夜捆綁裸體放在院裡，蚊子滿身，想趕而手不能動，其苦可以想見，這苦就來自沒有自由。又如時風限定要信某教條，並且要求用語言甚至行動表示堅信，而實際是自己並不信，這“用語言甚至行動表示”就成為苦事，這苦也是來自沒有自由。許多這類切身的感受可以證實一種人生的大道理，是：自由是幸福的必要條件。 “必要”與“充足”有別。只是必要，情況是：有自由未必就能幸福，沒有自由就必不能幸福。根據這樣的大道理，自由就成為人生的“必要”，所以其價值，說極大並不能算是誇張。
還要說幾句避免誤會的話，是價值大並不等於越多越好。換句話說，人在群體中生活，自由總不能沒有限度。舉例說，人總不當以自由為理據，舉手打人。退一步講，也不當以自由為理據，闖紅燈。更退一步，也不當以自由為理據，小兩口度日，一方用僅有的一點錢買對蝦吃。這類實例的當不當，其根據也是個大道理，是自由有個限度，是不得侵犯別人的自由，或說破壞別人的幸福。依常識，這沒有什麼可以爭論的。會引起爭論的是，人有沒有危害（也是用常識義）自己的自由？這在理論上是個大問題。比如說，有的人為結束某種大苦而想自殺．我們承認不承認他有這種自由？至少理論上很難定白臂如有人心裡同情，出口也不容易吧？因為多數人實行，是不承認有這種自由，所以某人吸毒，才可以法辦，某人喝了敵敵畏，才送往醫院搶救。這就表示，我們：, 意識到或無意識，都認為，活和幸福是比自由更為大的大道理。
幸福大，那就自由隨著水漲船高，也成為大，因為它是幸福的必要條件，沒有它就難得幸福。大，應該受重視，重視是知；更重要的是行，即想方設法使人人的自由（當然指不超過限度的）得到保障。什麼方什麼法？由教養而來的道德很重要；但講治平，更實際的是防小人不防君子，所以要多靠法律的明文規定。過去，我們這樣做了。有大量不明說的，如殺人者死之類就是。還有小量明說的，即憲法上照例要開列的幾種自由是也。這小量，夠不夠？合適不合適？這裡想只談談更為迫切的問題－，是紙上的條文怎麼樣才能成為實際。比如說，紙上的條文說有思想、言論自由，清清楚楚，可是在上者出言成為更高的法，那就有些思想、言論可能成為犯法，因而清清楚楚的條文也就成為一紙空文，自由自然也就隨著灰飛煙滅了。所以絕頂重要的，如果相信法並依靠法，反而是，要明確規定，在上者沒有侵犯別人自由的自由，並有辦法（主要是製度）保證實行。這方面，前面談授權、限權的時候已經說了不少，不重複。
提起在上者，對口頭禪的自由我們可以有進一步的認識，這是：理論上自由像是千頭萬緒，而實際則是指（至少是習慣上）從在上者那里奪回來的少頭少緒。這有來由。一種是歷史的。過去，專制君主至上，連他的小爪牙也可以發號施令，說了算．小民的困苦不堪言，也不敢言。人總是願意變苦為樂，至少是變不可忍為可忍的，所以到適當時機就爭，所爭者即名為自由。還有一種來由可以名為買瓜心理，取大捨小，因為沒有這種自由就一切都談不到，所以提起自由，通常就指從在上者那里奪得的那些。這就是各國憲法上都寫著的那些，思想、言論、集會結社之類。為什麼把這類活動擺在桌面上？想是因為，思想? 、言論如果自由，它就大有可能不合在上者的口味，何況它還經常是行動的前奏呢。至於集會結社，那就成為多人的行動，如果不幸而也不合口味，那就更不得了。
這就觸及治人者與治於人者如何協調的問題。問題不小，解決可難可易。易，要靠法（當然要有教養、德、風氣等協助），保障各方面都有適度的自由。在這種“適度”的籠罩之下，有些常常會感到棘手的問題就不難順理成章。舉例說，思想，防動於未然也許有些效力，這就是古人說的“不可使知之”，愚民政策。但就是古代，這辦法也並未完全生效，如孟子就有“不逃於楊，則逃於墨”之嘆。現代就更不成，因為印刷容易之外，還有電傳等等。頭腦，就算作受污染吧，這有如傳染病，受污染者本人也無可奈何。以孟德斯鳩為例，他不信上帝，垂危，強迫他信，說“帝力大”，也不過逼他說出一句“如吾力之為微”而已。總之，思想是自己也無力左右的，強制之力，也只能使他不說或說假的而已。言論自由則是另一回事，因為它有兩面性。好的一面是爭鳴的結果容易去假存真。但是另一面，我們總不當容許誨淫誨盜的自由。這就又碰到分辨是非好壞的間題，為了避免岔入另一個迷魂陣，只好不談。至於集會結社，可行與否，行，利害如何，都牽涉到有沒有授權制度的成例。有，爭執會集中於選票；沒有，爭執就有可能滑到訴諸干戈。
由此可見，總而言之，自由就是這樣一個理論上難於說清楚，實行方面又關係重大的既抽象又質實的怪玩意兒。人，尤其關心治平或進一步管治平的，都應該注意並了解這怪玩意兒，以期共同努力，解決好與它有關的諸多問題，使它成為福因而不成為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