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計指對群體有大影響的決定和措施。有大影響，故不能不求好，不能不慎重。
先說大計。由理論方面說（實際方面總是難於劃清界限），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方向性的，即為了都活得更好，認為應該順著哪條路往哪裡走。這也是意見，總的，遠見的，會牽涉到製度，來於某種看法或信念，通常名為主義。另一類，眼所望不是將來，是少則三年五年，多則十年八年的現在，著眼點大致是兩個方面：一個方面，舊的情況或措施有了間題，要用新法治理；另一個方面，雖然不改弦更張也過得去，可是為了變齊為魯，以改用新法為合理有利。前一類，影響面大，而且深遠，稱為大計，名實相副。後一類呢，內容複雜，包羅萬象，只有少數，影響的面和度大的，如包產到戶，計劃生育之類，可以算作大計；至於從重從快處理刑事犯罪，鼓勵發明創造之類，雖然也是重要措施．因為影響的面和度有限，就可以不算。以下先談談這兩類大計。
第一類大計是一種看法或意見，關於如何制定整個社會形態以及其中所有人的生活方式的。顯然，這，如果見諸實行，影響的廣度和深度就太大了。其直接（時間未必短）的結果是社會的治亂興衰和其中男女老少生活的難易和苦樂。影響大，問題也就不能小。先想到的一個問題可能是，這看法之來是否出於救世之心。這問題是由理論來，就是說，理論上也“可能”不出於救世之心；至於實際，這種可能是幾乎沒有的。不過，意在救世與能否救世是兩回事．以太平天國為例，起兵反清以及若干新措施，當然也是意在救世，可是，如攻下南京以後，強制人民晨昏呼拜天父天兄，青年夫婦分住男館女館，不知信徒怎麼樣，至於一般人，就必致受不了。所以評價這類大計，眼睛不應該放在動機方面，而應該放在效果方面。效果方麵包含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所設想的新形態是否真好；二是假定真好，能不能真正實現。兩方面的問題都很難解決。先說好不好，其評定，可以形而上，從哲理方面下手；也可以形而下，從人的愛惡方面一下手。不管由哪方面下手，結果都不會是異口同聲。人各有見，怎麼辦？有哲理癖的人是舉理據，但這還是會人各有見，互不相下。一般人是用武斷法，都爭喊自己如何正確，罵異己者不通。這樣，走到十字路口，何去何從，理論的或理想的辦法縱使可以從多數（自然，多數能否作為評定好壞的理據，也還是問題）；而實際，最後有抉擇之權的．總是能夠“馬上得之”的。這是力，可以與理合，也可以與理不合；但既已抉擇，也就只好試一下，無其他路可走。總之就可見，這類大計的好不好，其分辨雖然絕頂重要，而取得分辨的既合理又滿意的結果是幾乎不可能的。再說能不能真正實現。顯然，這只有實驗，過個或很長或不很短的時期才能知道。還會有不利的條件，即人力很難估計的：一種。人是活的，不會百分之百地照前人估計和希望的那樣行動；另一種，客觀情況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變化；總之，依照因果規律，因不能固定不變，果之能否原樣實現就很可疑了。這樣，方向性的大計，照以上的分析，好不好，能不能實現，就都成為難定。但是人，擴大到杜會，都要存活，就不能靜待有定，然後活動。所以理想終歸是有價值、值得重視的。這就又遇到兩歧，打個比喻說，是不能不吃，又怕燙嘴，如何處理？
有些人討厭溫和的中道。其實，有關人的生活形態的很多事，常常是，突變大變，難於適應；慢變小變，容易適應。慢和小是中道。舉一兩個突出的例，早晚拜觀世音菩薩，請求保佑，由滿腦子賽先生的人看來是迷信，理應破除，可是就舉起賽先生的大斧，把觀音塑像砸碎，那位信士弟子必受不了，再有，也作用不大，因為只要信仰還在，早晚還會望空遙拜的。又如自由是個崇高的信念，誰也不敢觸動它，哪怕是一點皮毛，可是談到選擇不再活下去的自由（一般是為結束難忍之痛苦），總是既沒有理由駁斥，又不敢表示贊成。像這樣的情況，我們對付的辦法，前一種是承認信教自由，後一種是裝作視而不見。承認，裝作，都是有所見而暫且不動手，這是中道。處理方向性大計的中道是理想與現實兼顧。這有如黑夜涉水，手持木棍，試探著走，到對岸是理想，試探而後舉步是現實。這樣做有很多好處，舉其大者。其一，理想只是“一種”看法，其價值不是絕對的，就是說，也可能並不好，或不十分好，試探著走，錯誤的危險會小些。其二，時時顧及現實，對理想而言，就既可以起修正（如果有不妥）的作用，又可以起保證實現的作用。其三最重要，是群體中的個個人容易適應，因而也就可以少些困難，甚至少些困苦。如果承認民本的原則，與生民的苦樂相比，一切大道理，冠冕的名號，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只是為了生民能夠適應，能夠忍受，在理想與現實之間，萬不得已，難得折中．還是偏祖現實一些較為穩妥。
再說大計的第二類，針對現實，採取某種涉及全民的措施，以求治病，以求改進的。與方向性的大計相比，這類性質的大計，問題不會太大，只要有權出主意並付諸實行的人不醉心於遐想。遐想即脫離現實口所以對付這類大計，也適用理想與現實兼顧的原則．與方向性大計的理想相比，這對付現實的理想是近視的，因而影響就不會過於深遠。但既然有變，其影響就不能不觸及人民（或其中的一部分）的生活，因而也就會產生苦樂。談到苦樂，問題也不簡單。專說量（質的分辨更加複雜），苦樂有現時的大小，有長遠的大小，有時為了避免長遠的大苦，就寧可忍受目前的小苦。計劃生育是個典型的例，由於某時期的無知和專斷，人口過度增加，一碗粥幾個和尚喝，困難來了。如果不限制，更大的困難就會到眼前。可是限制小兩口生一個，仍然迷信三多九如的人會感到苦惱。這是理想與現實不能協調。怎麼辦了只得偏袒理想。但這種偏袒不是不顧現實，而是兼顧未來的現實；還有一個因素最重要，是拿得準，因為不這樣，終於會有一天要落到旅鼠的境地，食物淨盡，不得不集體跳海。所以，處理有關大計的問題，理想與現實兼顧的原則之外，還要附加一個，或者也稱為原則，是，要拿得準。
怎麼就能夠拿得準？以行路為喻。有一次由北京出發．乘汽車，往慕田峪長城。車過了懷柔，路變為不明朗，岔路很多，有時還像是環繞。我心裡想，這不會走錯嗎？但不久竟到了。我衷心欽佩司機的認路本領，心裡說，自己不能的．確是應該信任專家。這說廣泛一些，是應該尊重學識。與乘車到某地相比，有關全民苦樂、國家興衰的大計是天大的大事，所以如本篇開頭所說，必須慎重。慎重不是不辦，是定措施之前，先聽聽專家（一般還要集體討論）的。換句話說，要由科學作主，不由某一個人作主。專家，眼望到目的地，會清楚了解應該順著哪條路走，行程中會遇到什麼間題，怎樣解決。而且要同樣有專業知識的一些人參加討論，討論中不免有爭論，一般是明顯站不住腳的被丟棄，比如說，通過來一次浩劫的可能總不會有吧？所以慎重之道無他，不過是信任科學，不信任某一個人的幻想而已。
為了萬無一失，慎重也要不厭其繁。這是說，凡是可以稱為大計的，付諸實行之前，一定要人民點頭。前面已經談過，人民，數目太大，只能由其代表機構行使批准或批駁之權。這樣的機構，比如名為議會之類，批准或批駁之前，當然也要研究討論，其結果，也許還要凝聚為法條的形式。總之，就精神說，還是科學加慎重，因為大計是大，影響深遠，甚至人命關天，就不能不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