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小事明大理。春日放風箏，很好玩。它一吹上了天，搖搖擺擺，放者願意它這樣；可是手裡要握緊線，以便一旦放膩了就可以收回來。再舉個新玩意兒，汽車。靠汽油，馬力不小，從而可以載人，運貨，直到在田野間兜風。做這些事，要有力量；但為了力量不亂闖，司機要有指揮、尤其使之停住的力量。任何為人干點什麼的力量，都要一方面，有力，另一方面，人有限制它、使之不亂來的力。干點什麼是事。事有大小，一般說，小事需要的力量小，限制的力量也可以小；大事就不然，需要的力量不能不大，限制的力量也就不能不大。大之中還包含複雜，比如風箏，力量不大，限制的力量，一條線就夠了；汽車就不成，因為力量加大了，機件就要比較複雜。人事，最大的是國家大事，掌管者力不大，比如抵禦外患，就大難；但這大力也可能用非其地，那有時後果就不堪設想。怎麼樣能夠取得協調，或說獲得保障？問題顯然很複雜。但由要求方面說就簡單明了，是：要想方設法，使受民之權者只有做好事的自由，沒有做壞事的自由。
分辨好壞，在常識範圍內像是並不難；但有時，尤其對付的事物比較複雜的時候，就會意見紛歧。紛歧，不能都對，不得已，就須進一步分辨對錯。進一步，是找更深的理據，這樣一來，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最終必致陷入哲理的泥塘。政治不能超出家常事，當然不能等程朱陸土都點頭以後再做。比較穩妥之法是盡量躲開會陷入哲理思辨的新且大的問題。舉例說，對付人口增長問題，提倡或限定一對夫婦至多生一個，問題不大，理易說，事易行；如果信任幻想或迷信理想，說為了人多力量大，無妨任其自然，或為了優生，應該使生孩子成為一部分身心優秀者的專業，問題就成為新且大，由理方面說會引起大爭淪，由事方面說會引來嚴重的後果。政治是大事，與全國人的幸福關係密切，不當憑遐想，開玩笑。但是，歷史上的千千萬萬件事可證．已佔有無限權力的人最慣於開玩笑，具體說是根據自己的一場夢或夢想．就殿內一呼，全民戰栗。即使范田不這樣大，如秦始皇，一怒，書就焚了，儒就坑了；如清末胡塗狠毒的那拉氏老太太，一怒，戊戌六君子就綁赴菜市口，身首異處了口所以，為了避免這種危險，民授了權之後，還必須有一些措施，以限制權不至亂用。
這限制，總的說，或由精神方面說，是法至上。這精神很重要，它使專制和民主有了明確的界限。專制是人至上，他的口說，甚至幻想，就是法。法，所以全民必須照辦；只有他例外，因為法是他定的，他還可以任意變換。法至上就大不同，掌政權者降到第二位，於是有所做，就不得不向上看看。這上，也由精神方面說，是民。民是最關心切身的養生喪死無憾的，所以，只要有辦法，就不會聽任掌權者為所欲為，以求幸福和安全有保障，至少是不至常常戰栗。
比理論更實惠的是辦法。理想的辦法可能有，其極端者，如無政府主義也許可以算，那是連授權的事也免去，怕在上者會胡來，沒有在上，豈不徹底？可惜這是空想，因為民並不是一律由孔孟的洪爐裡鍛造出來，他們也會胡鬧．所以公眾的事不能不有人管。這里為了不跑到題外，還是說民管，到目前為止，已用的或可用的都有什麼辦法。總的說是由民立法，限定掌權者依法辦事。這有兩種情況。一種，事是例行的，可照舊例辦。行政，事的絕大多數是這種性質的，只要認真辦，不營私舞弊，就不會有什麼問題。另一種，事非例行，尤其是對國計民生有重大影響的，如對外宣戰，對內，化私有為公有之類，要由民批准。
民，人數多，無論是長遠之計，立法，還是臨時，批准某種新且大的舉動，都不能聚於一室或一場，用口說或舉手的形式表決。不能用這個形式，還有個理由，是有關公眾長遠的福利之事，內容都是既專門又復雜的，民，至少是其中的有些，不明底里，尤其是短期內，必難定取捨。不得已，只好用代理的辦法，即委託一些人，代表民處理立法、批准之類的事。這樣的人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能代表人民，二是有代替人民決定大計的能力，人數多少，也由這兩個條件來決定。這些人來於民選，來頭大；組織起來，有決定大計之權。至於名號，可以隨意，一般稱為議會。比喻為大道上試馬，議會沒有奔跑之力，可是手裡握著緩繩，所以就地位說，成為天字第一號。第一號，會不會也為所欲為？不會，因為受兩種條件的製約：一是人數幾百，沒有一個人處在君王的地位．二是任期有限，如果想連任，就不得不向選民表示馴順。總之，議會形式雖然未必是人民行使權力的最好形式，卻總當算個授權之後勉強可取的限權的形式。這樣說還可以從事實方面取得證明，是採用這種形式的，掌大權者都沒有發瘋。
議會的作用是代表人民限掌權者之權。限權主要有三種形式。立法，對治人者和治於人者都有約束力，所以這法就必須完美可行。求完美可行，立法者須有廣博的知識和遠見。專由這一點看，議會同時還可以看作民的顧問組織。限權的另一種形式是批准或批駁，這與立法相比，屬於直接了當型，所以限的形象更加明顯。還有一種形式，出於萬不得已，圖窮而匕首現，用投不信任票法，乾脆把權收回。三種限都有確定身分的意義，就是說，這因授而有大權的人只是個管政務的，不是什麼民牧或居領頭地位的救世主。
限權，議會的形式最直接，因為它，至少就理論說，是坐在民旁邊的。坐得稍遠一些，還有可以起同樣作用的。一種是監察機構。與議會相比，監察機構對付的，經常是化整為零，或說由對事變為對人。但是，至少是有些有大權或小權的，如果官至上真變為民至上，就更怕這個，因為不好好乾，一旦鞭子打到頭上，倒霉的將是自己的身家。還有一種是司法獨立，有權，一旦借權胡鬧，犯了法，不管你有多冠冕的烏紗帽，也要對薄公堂。此外還有一種，並不是什麼機構．而是民的自由，主要是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言與行無理，最怕言論自由，尤其見不得天日的，最怕新聞自由。這兩種自比與議會、監察、司法獨立有血肉聯繫，具體說是前者要以後者為後盾。其實還不只是後盾，而是，如果沒有有實力的後三者，就不會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這裡姑且假定有後三者為後盾，以新聞自由為例，那就會有監督的大力量，因為，為了政治生命的綿長至少是安全，就不得不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用力做好事，避免跌跤。
不過，無論如何，權終歸與大力有不解之緣，也就難免失控。算作限權的補充條件也好，還有兩種規定很值得注意。一種是任期有限。這像是告訴受權者，如果有繼續掌權的願望，就要努力做好事，以便下次授權之時能夠多得選票。這也是專制與民主有顯著分別的一個標誌。專制時代，以清朝為例，康熙掌政六十一年，乾隆掌政六十年（實際還要加上太上皇三年），都是任期終身，嗚呼哀哉後才寶座易人，因為他仁都認為這大位是天所授，或列祖所授，權無限是天經地義。往者已矣，變為民主，或只是為了表明民是主，即權之源，就不能不過個時期，拿出選票重新搖動一下，這樣，重複一次上面的意思，受權者為了再一次能夠受權，就只好俯首帖耳，不以天之驕子自居了。另一種規定也許更重要，是，除了民（其代表或依民意而立之法）之外，任何人沒有使用武力之權。說更重要，是因為，如果容許某一個人自由使用武力，民為了活命，就只能山呼萬歲，授權、限權云云就都化為輕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