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現在為止，任何社會都有治人者和治於人者的分工。治人者有權，治於人者無權。這權，舊說是牧民之權，新說是辦理眾人之事之權。至少用世俗的服看．有權比無權好，權大比權小好，因為權的一種作用是有求必應，至少是有求多應。黃金屋，顏如玉，一種說法是可以由書中來，即使這說法有時竟成為事實，那也是說的人圖簡便，略去中間站，這中間站是權。權有這樣的大用，? 就難怪有史以來，普天之下，用各種方法，直到最尖端的，刀鋒見血，爭了。這情況，讀史，或不讀而只是睜眼，都顯而易見，可按下不表。這裡想探索的是這治人之權由哪裡來。古今看法不同。古是“天佑下民，作之君”，所以君王稱為天子，直到清朝退位之前，還要定期郊天，因為天對治人者有恩，給了他治人之權。頭腦維新的人說這是封建意識。新或今的說法當然是反封建的，於是變為民本或民主，說權是全體人民所授。由天一下子降到民身上，此之謂現代化。就不會有拖泥帶水的情況嗎？也可能有一種情況，是治人者處在“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的地位，於是先就須帶路，而也就有了治人之權。在從蒙昧走向開明的時代，這也許是不可免的，甚至需要的，不過就其性質說，還是賢人政治一路，也就不免有賢人政治的致命傷，那是可能不幸而不賢或變為不賢，就除了孔孟的老辦法（磕頭和忍受）以外，不會有另外的辦法補救。還有深一層的困難，是如何證明所謂先知的所知是好的（對絕大多數人民有長遠利益）。理論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小則議會式，公開爭論，佔理者勝；大則如戰國時期，處士橫議，百家爭鳴。這辦法像是有優．點，用俗話說是講理；缺點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最終必是各不相下。另一種辦法是實驗，對比，由實效方面見高低。可惜是人類社會不同於化學實驗室，可以在試管裡來一下。所以不管理論上有多少路徑可行，實際則是，先知的證實力量只能由干戈來，就是說，比如黃帝與圭尤戰，黃帝勝了，其所見所行就成為對的，好的，其治下的人民也只好隨著說對，說好，因為沒有不聽命的自由。這樣說，先知覺後知的最大危險是路徑可能錯，錯了就不能改。為了不冒險，要能改。又為了能改，權的來源就必須變：由天變為民，或由先知變為民。其情況是：民是授者，其意若曰，我們信任你，委託你按照我們的意旨，為我們辦事；'當政者是受者，其意若曰，我接受委託，一定按照你們的意旨，為你們辦事。
承認民本，權由民來之後，圍繞著權如何授，還會有不少問題。首先碰到的一個，是民意的質量間題。這也許應該算作理論方面的，而理論卻是由實際來。民憑己意授權，顯然，求授得完美，先要這“意”是完美的。意完美，來於質和量兩個方面。質方面的要求是，意要對，不要錯。何謂對錯，要有標準，這間題太複雜，只好躲開，假定人人都有以常識為依據的判斷力。這樣，比如有一筆錢，是建個賭場好還是建個學校好，我們說選定後者的意可取，反之不可取；對人也是這樣，真就委託了，有德者與無德者，我們說選定前者的意可取，反之不可取。道理清楚，像是任何人不會懷疑。但這是舉例。實際就不會這樣簡明易斷。也舉一點點例。比如學校設課，如果擬定時容許百花齊放，一定有推薦甚至的吧？同理，對於人，委託，也可能有人偏偏選定無德者，因為那位與他有特殊關係。所以上文曾說到“教養”的重要。但我們又不能俟河之清，怎麼辦？很可憐，也只能期望理性加多數，對的可能性較大而已。說到多數，就過渡到量方面的問題。政治是處理眾人之事．天之生材不齊，後天的條件更是千差萬別，減去未成年和神誌不健全的，求對的意能夠全體贊成，至少是多數贊成，也並不容易。不容易，要想辦法。辦法需要很多，似乎沒有短期並有特效的。此人之所以為人，就是說，不像桌椅車船那樣容易對付。但仍是不能侯河之清。所以重複一遍，也只能期望理性加多數，對的可能性較大而已。而萬一對的可能性未大，還有個力量可以依靠，那是經一事長一智，因為人要活，而且要活得如意至少是可忍受，時間總會保證後來居上的。這或者可以稱為樂觀主義；以下即以此樂觀主義為基礎，進一步談與授的方式有關的一些問題。
授方面的難題幾乎都是由人數過多來。小兩口之家，女讓男上街買菜，準備招待娘家人，女說，是授權，男接受前往，就有了或買雞或買魚之權。一夥人旅遊，要由此地到彼地，公推某人去辦理車票事宜，一個人說讓誰去，都同意，是授權，去的人接受委託，就有了或買火車票或買汽車票之權。這類授權方式，一般是口說就可以妥善辦理。何以這樣容易？淺說是人少；深說，人少，一般說就相互了解，而所處理的事，很少是關係重大的。政治性的就大不同，尤其是全國范圍的。人數，少則若干萬，多則若干億，口說，聽不見（有權廣播是受權之後的事，不能算）；相互了解，幾乎是辦不到。不得已，變口說為寫選票。由選票引起的問題至少有小大兩個：小是難得一致，大是難得合適。先說難得一致。姑且假定不會有營私（選表叔、表妹之類）、欺騙（製造假象，把壞蛋說成好人）一類事，人人選自己認為好的，結果也必是都選自己交往多而相知的，於是選票分散，成為人人有分，少數知名的也很難獲得選舉法規定的多數，從而選舉就不能有成效。再說難得合適。這困難由兩種情況來：一是人的才能和品德，不能放在秤上稱，然後宣布，某人是一斤，某人是八兩；二是才能和品德即使有定，四海之內，人數幹幹萬萬．如土面所說，不能相互了解，也就難得知道口不知，合適就無法實現。
但既然都要活，群體的事總不能不辦，所以雖然難也不得不勉為其難。勉為其難，想求的當然還是最好，而實際就不能不安於奏合。人間事也不只選舉為然。比如飲食男女，古人抬舉為人之大欲的，依遐想，飲食，都希望不厭精，不厭細，男女，男希望環肥燕瘦，女希望寶玉潘安，而實際呢，粗茶淡飯，貌僅中人甚至以下，也只好同樣安然地過下去。選舉也是此理，為了克服種種困難，補救種種缺陷，許多國家想了許多方法，如組織政黨，宣傳，抬出一人，競選，分層次，分地區等等，都是為了“民意”的“集合”。用冷靜而深思的眼看，不管花樣如何多，都是飢不擇食，或者說，因為沒有其他路可走，只好背水一戰。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都只求行有結果（投了票，選出人），而不能問結果的價值。這價值的衡量是：民意是否完美，集合得是否合適。事實乃是，所謂完美，所謂合適，都有如極限，是只能趨近而不能達到的。不能達到，所以只得容忍；有可能趨近，所以又不得不盡人力求改善。這就是到現在為止，人們已經費了大力，僅能取得的勝利果實。
這果實個兒不大，也許連味道也不佳。但它終歸是勝利之後所得，所以還有值得珍視的一面。這一面是，權之得由干戈變為選票，或換句話說，至少是都承認，權不再由佔有來，而由民授來口自然，這權，也許因民之受騙而授，這也關係不大，比如在僻巷買了假人參，是受了騙，但掏錢而付之權終歸是自己的。所以手中拿著選票，隨己意寫，以得票數多者為勝。總當算作民授權的一種重要方式，雖然未必是最理想的方式。說重要，理由不只一種，但可以舉出一種，也可稱為重要，是得權之人不會忘記權之源，也就不至膽敢為所欲為。為了防止為所欲為，選票之外還要有些輔助措施，下面另題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