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個題目泛論管理，其中說到關係最大的管理是政治性的，即國事的管理。宜到現在，以人為分子的組織，範圍最大、力最大、形式最明確的單位是政治性的，通名是“國”。近年來有聯合國，那是以國為單位的協商機構，沒有大於國的權和力，所以談組織，最重要的還是國。因而與人人的休戚最相關，是國事的管理。
管理，要有權。權的作用方面的表現是，對於組織之內的人，可以表示：要這樣，不要那樣。某種表示，有對不對的問題，行得通行不通的間題，後面還會談到。這裡只說，管理權之來，由“理”方面看是“應”有的，因為沒有就不能管理；由“史”方面看是“必”有的，因為管理的活動是決定，是支配，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孕育命令和服從的習慣，或進、一步，法定的約束，甚至信條的約束，
組織起來，有少數人（可以少到一個）命，多數人受命，由史方面看是源遠流長，歷來如此。由理方面看就會碰到好壞問題。或者由正面說，命和受命，有目的，與目的合是好，違是壞；能取得好的做法是對的，反之是錯的。目的是什麼？說法可以不同，總而言之，都是常人的常識需求：組織範圍之內的人都活得如意，至少是可忍。怎麼樣就如意，就可忍？具體誰說，無妨從比較方面領會，如飲食，有飯吃比沒飯吃好，吃順口的比吃不順口的好；男女，合比離好：有了身家，安全比不安全好；想到未來，有盼頭比沒盼頭好；等等都是。這顯然，或者說讀史、歷事之後會發現，並不容易。不容易，表現幹實際是措施與目的不能協調。這背離現象可以輕微，可以嚴重。輕微，可忍、嚴重，難忍，總起來就成為大大小小的政治性問題。古今中外講治國，想解決的就是這類問題。
問題有總的，有零散的。如怎麼樣就能保證政治措施必合理，必有好的效果，是急的。如怎麼樣就能保證農田不怕水旱，商業供應通暢，中等教育普及，等等，是零散的。零散的是目，總的是綱。綱舉目張，所以談治國大計都是著重談總的，而且常是一言以蔽之，古名為什麼學說，今名為什麼主義。
一種重要的學說，用儒家的名稱，是“王道”。辦法是君王行仁政，或說以仁義治天下；所求是養生喪死無憾。無憾就是活得如意。這主意是在實況制約之下想出來的。實況是政權在君王手裡，形勢是君王可以英雄造時勢，所以設想，“如果”君王樂於行王道，小民就可以福從天上來，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
這想法，如果把時代的色彩化淡一些，就可以稱為“賢人政治”。因為掌政者是賢人，所以一，就會接受孟子的關於王道的深一層的理：“民為貴，社傻次之，君為輕。”二，就會有“仁者愛人”的善心，願意行仁政。三，就必是聰明睿智，知道怎樣做就可以使人民養生喪死無憾。總之，賢人在上，小民就可以“虛其心，實其腹”，擊壤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樂生歌了。
問題來自賢人之前有個“如果”。如果非必然，也就是有非賢人的可能性，怎麼辦？孔孟的辦法是規勸加利誘。 “先之，勞之”, “無倦”，“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規勸；“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拱）之”,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是利誘。這辦法有兩面性：由理想方面說是貴德主義，正大；由實行方面說是磕頭主義，無力。無力即沒有保障，苦口婆心由你，採納不採納由他；事實是採納的時候很少，最後只好慨嘆“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然後是“歸與”。這就是孔孟的磕頭主義的下場，也表現了賢人政治的理想的脆弱。
與孔孟的理想主義者相比，九流的有些學派務實，不是士志於道，而是士志於利。如縱橫家（其實只是策士之徒，不配稱為家），蘇秦、張儀之流．是靠巧言令色換相印，所求是君王得大利，自己分些小利，不再問仁不仁，義不義。兵家，孫武、吳起之流自然更是這樣，為君主賣氣力，所求是攻城略地。法家，韓非、李斯之流，本領加大而品德下降，因為滲入更深，手法更辣，而且有成大套的理論。戰國時期，法家的馳騁地在西方的虎狼之秦，其結果（自然還有其他條件）就成為東方六國的覆滅，秦的統一。君王高升為皇帝，稱為至尊或聖上，名義是賢人政治的勝利，因為拿到政權的都是聖賢；實際卻是賢人政治的更沒有保障，因為政權誰屬，不是取決於賢不賢，而是取決於能不能“馬上得之”，或是不是后妃所生，而且不再有孔孟那樣的理想主義者想到應該規勸和利誘。
當然，常人的常識需求，活得如意或可忍，不會因君權的膨脹而有所改變。希望與實際的距離加大了，怎樣彌補？一種辦法是拾遺。朝中設有諫官，是專職；理論七或理想中，非專職的官，甚至小民，也可以進言。但這都是理想，實際如何呢？可以想到的有三種情況。一種是進言不進言由你，採納不採納由他。其結果，這味藥的功效就成為，依邏輯是百分之五十，依常情也許就降到不足百分之十了，因為權與個人迷信總是相伴消長的，聽到不同意見，三思之後才拒絕接受，舊史新史中都是罕見的。第二種情況就更糟，是大量的史實證明，進言，措辭的通行格調是，如此則不利於國，如彼則利於國。我們都知道，所謂國，與君總是難解難分的，無論話說得如何冠冕，骨子裡則仍是法家那一套，一切為了君王的利益。於是就產生第三種情況，絕大多數人也不忘自己的利益，為了青雲直上，避禍，就少說話，多磕頭。總之，為小民著想，靠拾遺這張畫餅，充飢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拾遺是溫和的路，走不通，也可能擠上另一條路，或說第二種彌補的辦法，鋌而走險，通俗的說法是造反。這辦法也有兩面性，可意的一面是，不管成功與否，都可以解心頭之恨。不如意的一面是，除了一時混亂，天塌砸眾人之外，幸而成功，寶座上易主，不很久就會恢復原狀，因為人生而有欲，總不免易地則皆然。那麼，歷史上總是造反時少，相安時多，是怎麼回事呢？因為還有第三種彌補的辦法，是命者與受命者都要活。命者要的是最高級的活，鐘鳴鼎食，后宮三幹，等等，都要從小民的血汗那裡來，如果小民不能活．來源也就無著落，所以，為了維持最高級的活．就不能不給小民留點活路。受命者呢，也未嘗不想高，但高不成，只好低就，安於只要還能活，就知足常樂，至少是忍為高。就這樣，我們的歷史，與王道或賢人政治的理想並行，就可以前四、十七、廿一、廿四、廿五，以至更多地寫下去。
自然，時移，世不能不異，賢人政治也不能不變。變的情況是，由孟子口說的“民為貴，社傻次之，君為輕”，逐漸卻並不慢地變為實際的“君為貴，社傻次之，民為輕”。這原因是，王道的理想與君權無限的實際戰，沒有兩三個回合，理想就幾乎全軍覆沒。勝利一方的所得是，權的無限膨脹，位的無限提高。還可以由淺而深，加細說之。淺是插手到人和物，即常說的生殺予奪。這類活動，至晚由秦始皇開始，可謂五花八門。要什麼有什麼，想殺誰就殺誰且不說，活著可以焚書坑儒，死後還浪費民脂民膏，大造其兵馬俑。其後兩千多年，形形色色，無數的準秦始皇乾了無盡的壞事，直到清朝末年那位胡塗陰險的那拉氏老太太，還可以一點頭就殺了六君子，利用義和團，喪錢辱國，死後還安葬東陵，帶走很多珍寶。中等的是插手到法。各朝代都有法，是約束小民的，君可以不守；更進一步，他的金口玉言就是法，並可以改變法。探的是插手到德，這就是舊時代視為天經地義的君為臣綱。臣，說全了是臣民，所以君為巨綱的含義是，君可以為所欲為，小民則“應該”俯首聽命。 “應該”不同於“只能”，以受君的迫害為例，無力抗，只能受，是身受而心未死；認為應該受，不想抗，是身受而心已死，語云，哀莫大於心死，如君辱臣死，君賜死而跪拜謝恩，混蛋壞蛋而仍須奉為聖明，備受迫害而仍須歌頌，等等信條，都是哀莫大於心死。可是都自以為心明眼亮，因為尊君已經成為德，道德律是康德感到越想越敬畏的，誰抗得了呢？權無限的後果就是如此可怕，
這可怕的後果，也許非王道論者的始料所及，因為不能後知五百年。如果能夠後生幾個五百年，人人都會看到兼悟到，不在君權無限方面多考慮，而只想用磕頭的辦法解決問題，結果必是，命者為所欲為，受命者高呼萬歲而已。